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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究竟是一头“羊”，还是一条“狼”？ “桑弘羊（公元前152—公元前80），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汉武帝时著名的理财家。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进行了一次货币制度改革。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700余年而通行不废。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经济思想家。他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主张由政府经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他认为盐铁专卖作为国家统一的财政收入，可‘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而不必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可防止豪商垄断生产经营，操纵物价，阻塞他们的‘利途’；可缩小贫富差别，‘以齐黎民’，缓和阶级矛盾。在实践中，他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利用垄断价格，收取高额利润；实行平准法。创设均输法，调节商品流通，平抑市场价格。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当然，以上是对桑弘羊作为一头“羊”的介绍。 那么，哪些方面又能证明他亦是一条“狼”呢？ 一，他对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不息的大规模征战所造成的人民备遭折腾和疾苦讳莫如深，并把一切民间疾苦归咎于是农民的懒隋、奢侈；“惰民不务田作，饥寒及己，固其理也。” 此嫌不够，他还进一步强调：“居是世也，非有灾害疾疫，独以贫穷，非惰则奢也。” （见《盐铁论》）针对儒家的仁爱，轻徭薄赋，他却强词夺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反映了其片面武断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二，“盐铁会议”是西汉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具有政治、经济和对匈奴政策三重意义的会议。桑弘羊是这次会议封建官僚的一派主要首领、代表符号；他和汉武帝去世后以霍光为首的“贤良文学”们，就“轮台诏令”后汉代对内对外政策的大辩论，就进一步集中的反映了桑弘羊的政治主张和经济思想；实质上也是我国古代儒、法斗争的一次高峰“演绎”；会上，桑弘羊作为“领军人物”同贤良文学们的激烈交锋，成为历史上一个典型的“宫庭斗争范本”！诚然，作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介无可厚非，然而在“文革”时期，梁效、罗思鼎之流却借桑弘羊之名，断章取义，大肆歪曲历史，以至成为攻击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根“棍子”！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儒法两派的斗争，然而，这种斗争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统治形式的转换；它不会、也决不可能去真正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使是秦始皇的“尊法反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句话，应该是对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典概括！ 三，“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经济思想家”，他对“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 的质问，主张由政府经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封建社会，诚然是想构造多种经济的发展模式，可是，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以农业立国，以农业兴家，农业乃国之根，民之本，“不依靠农业富国” 而国家而又如何富强？人民又如何安居？况且，历代一切有识之士莫不将农业作为首要的国计民生之大计，“秦孝公六年用商鞅变法，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见《辞海》1979年版）正是商鞅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才奠定了秦灭六国的经济基础！《国语》中“古者，王事唯农是务，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故征者有威，守则有财。” 周谷城先生说：“周族因习见了殷人之努力于农业；即以殷人为鉴。”( 《中国通史》) 一个不能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人能算是“经济思想家”？况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多种经营、强调商品流通经济思想的也不是桑弘羊呀；司马迁就对于人们日常必需的生活用品说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货殖列传》）这就是说；商品的生产与消费，自有其本身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政教发征期会”为转移的。 四，在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政策中，即使是在无敌的情况下，桑弘羊也一味坚持立即对匈奴的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认为“可遂击服”，从而违背当时客观实际，抛弃武帝在“轮台罪己诏”后制订的休养生息、切合时宜的方针政策。当然，对贤良文学在大敌当前、频繁侵犯我边境的情况下，仍坚持所谓的“德政、仁政”，我也是嗤之以鼻的。不过，即使是汉武帝在四十多年的征战中，“和亲”政策也没有中断过；而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实事求是、因势利导，灵活机智，才是至理之道。 五，“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汉书．食货志下》）实行了“买官卖官” 、“以钱赎罪”政策，从而将政权建设纳入商业化轨道；“以钱代刑”，对后世产生了恶劣影响。 六，“盐铁会议”以后，桑弘羊在政治上遭到很大打击，加之他个人的私心杂念尤重；当他为其子女亲属等要官不成，便参与了与上官桀等谋废昭帝而立燕王旦的叛乱行动，最终被杀，实属咎由自取…… 在“均输、平准、酒榷、盐铁官营” 等问题上，白寿彝先生引经据典的说：上述这些行动，是“元狩中，武帝打破商人不得任政府官员的旧规，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商人子弟桑弘羊主持财政事务，武帝依靠这些人相继采取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见白寿彝《中国通史》）很明显，上述这段话告诉我们，桑弘羊只是汉武帝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的执行者之一，把这些功劳全部都算在桑弘羊一个人身上，是否有点实用主义和偏袒之嫌？ 在铸钱的问题上，范文澜先生是这样说的：“……朝廷铸钱 战国时币制紊乱，至秦始皇时确定为黄金与铜钱两等。汉改秦制，黄金以一斤（约合今半斤）为单位（一斤也称为一金），铜钱直到汉武帝时才确定用五铢钱。在五铢钱确定以前，铜钱轻重不一，私铸钱盛行，钱法很乱。汉高帝废秦半两钱，行榆荚钱，重三铢（一两二十四铢，一铢约合今二分），令民间（豪强）自铸。自前一九三年（惠帝二年）至前一一三年（汉武帝元鼎四年）间，钱法变了九次，也就是在铸钱问题上，朝廷和豪强作了九次斗争，到第九次朝廷才取得胜利。豪强役使贫民，开采铜、锡矿，用铅、铁杂入铜内，铸劣钱牟大利。《汉书·食货志》说：汉武帝时，盗铸金（伪造黄金）、钱人，罪当死者数十万；豪强率众互相斗杀，不可计数；自首免罪的人多至百余万；不敢自首的人比自首的人还要多。这个记载说明：盗铸金钱的豪强，聚数百万人对抗朝廷，是一个破坏中央集权的巨大势力。前一一三年，汉武帝销废各种铜钱，专令水衡都尉在京师铸五铢钱，通行天下。此后朝廷每年用十万人采铜铸钱，至西汉末共铸二百八十万万钱。五铢钱轻重合宜，自汉至隋七百余年，基本上行用不废。朝廷铸钱权的确立，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以前货币混乱，是汉高帝“令民间自铸”而产生的后果，并且在以后朝廷也和这些铸钱的豪强们作了九次斗争，直到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才“专令水衡都尉在京师铸五铢钱”，最终解决了以上问题；其时间跨度是整80年；而且，即使是后来作为专管这项工作的桑弘羊，这也是他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把这功劳同样记在桑弘羊一个人身上，是否有点牵强附会、难以服从？因为上述资料中也没有明确指出；是“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进行了一次货币制度改革。” 这个观点的证据在哪里？相反；白寿彝先生却明确指出：“ 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 而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才开始代理大农令，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才正式被任命为大司农！因此，河南《百家讲坛》说桑弘羊“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的结论，就多少有点令人如同雾中看花、进而满腹狐疑。 上以卜式不习文章，贬秩为太子太傅，以宽代为御史大夫。 夏，四月，还，至奉高（今山东泰安东），礼祠地主于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绅，射牛（古代帝王、诸侯祭祀天地、宗庙、必自射牛以示隆重）行事（戴鹿皮帽，将笏板用丝带系在腰间，参加射牛仪式），封泰山下东方，如效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尚黄，而书用乐焉。江、淮间茅三脊（江淮地区出产的三棱茅草）为神藉（供神祭品的衬垫），五色土益杂封（做祭坛）。其封禅祠，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颂功德。诏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恩赐祥瑞），著见景象，屑然如有闻，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民田租逋赋，皆贷除之，无出今年算。赐天下民爵一级。”又以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诸侯各治邸（修建官邸）泰山下。（现在名山圣水边都有官方机构修建的楼堂馆所，大概源于始。）（祭祀天地神无可厚非，大概如祭祖一般，乃人类只文明，至于信鬼神，则反为愚昧。） 天子即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莱，群臣谏，莫能止。东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益也。臣愿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仙人将自至。”上乃止。会奉车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万八千里云。（巡视沿海，有点踌躇满志。） 先是，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弘羊作平准之法（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以求稳定市场价格的一种经济措施），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互通有无，中国其实很早就不乏商贸人才。）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欲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至是，天子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弘羊又请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山东漕粟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经济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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