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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在内外交困的政治危机下，开始了拯救封建王朝的自改革，从而迈上了社会转型的防御型近代化道路。由于这种转型是作为对外部刺激的一种回应手段，因此总是从本国的军事装备开始起步，进而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变革。1861年，恭亲王奕新奏请用洋枪洋炮训练八旗卫军，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此后，奕訢、李鸿章等一批洋务派人士一方面向外国购买或自行设厂仿造洋枪洋炮，另一方面延聘洋教习训练军队。经过35年的军事自强运动，到1895年甲午战败为止，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军队接受了近代新式的军事训练，在不同程度上采用洋枪洋炮装备。但这种在传统体制之内变革的思维模式，并不能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袁世凯建立小站新军的时候感觉到，要想让清军变成能打仗的军队，就得提高武官的地位才行，所以清政府在整军经武过程中，刻意提高军人的社会形象，以改变军人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对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1909年11月颁布的文武官职对照表中，文武官秩开始发生变化，武官地位己明显优于文官，改变官秩中重文轻武的传统。过去道员(文职正四品)加兵备衔即与总兵(武职正二品)平行，而现在仅与管带(营长)齐平，而队官(连长)的品级竞同知县持平，副目(班长)则与县衙的巡检相当，最下级的列兵(下士)也有个"从九品"的头衔。  随着"尚武"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军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文""武"的社会秩序发生变化，预示着传统组织结构的崩溃即将到来，而科举制的废除无疑加速这种趋势。1901年，清廷宣布停罢武科，此举使从军习武者摆脱了传统科举的羁绊，社会各阶层都获得了通过行伍入仕的机会，不必经过大约25年"迷宫般"的考试，就有步入仕宦之道的希望，军人一步迈到了政治的前沿。  经济上的文武逆转更是明显，管带(营长)的收入大大超过知州而与知府相接近(管带的年收入为1200两，每月另有公费140两;知州的年收入为773两;知府的年收入为1531两)，镇统(师长)的薪铜则超过按察使(镇统的年收入为4800两;按察使的年收入为3800两)，而每位士兵月铜4两5钱，"视自由职业收入亦无逊色"，而"普通教书士人年获束修二三十金，似尚不如"新军士兵。在袁世凯为新兵特别编制的《劝兵歌》就有"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晌来养兵。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捧一般同。"可见军人的待遇之高。  当时小兵每个月的工资足以吃两顿鱼翅席，而且袁世凯新军的饷银都是袁世凯亲手发放，所有人拿饷银的时候都会高呼：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可见袁世凯的威望建立那可不是靠空话是靠真金白银来的，所以袁世凯最后能够一呼百应逼迫清帝退位，那也是理所当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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