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翁方纲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翁方纲像

文｜沈津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开始编纂。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完成。

如今人们提起《总目提要》，必然会想起它的主要编纂者纪昀（晓岚）。纪昀作为著名学者，还主持编纂了《清通典》、《会典》，《八旗通志》等，他在史学界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否认的。

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凡十有三年，然“笔削考核”各类图书之提要，势必在参与其事的许多纂修官所拟提要上进行。据今天所能看到的邵晋涵《四库全书提要分纂稿》、姚鼐《惜抱轩书录》等，都是他们在四库馆工作时的部分劳动，也是心血的结晶。应该说，在实际工作中，“考异同、辨真伪、撮著作之大凡、审傅本之得失，挈其纲领”的应该是这些纂修官们。

翁方纲，四库馆五十位纂修官中的一员，似乎仅是“承修金石、篆隶、音韵之类”，并不起眼，然而笔者在收集、整理、研究翁氏有关材料的过程中，更认为翁氏于《总目提要》的编纂中，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他的贡献应予重新评价。

一

翁方纲，字正三，号覃谿，晚号苏斋，顺天大兴人，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6)，年八十六。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曾任广东、江西、山东学政，精心汲古，闳览多闻，于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皆能摘抉精审。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方纲督广东学政凡三任，前后八年。是年秋天，其在省送乡试，十月即“以失察生员年貌册，因礼部奏应乡试诸生，广东省有冒开年七十以上，希冀邀恩者人数不少，奉旨降三级调用”。(英和《翁氏家事略记》）次年正月二十九日，方纲返回北京，这一年他闲居无事。

清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成立。军机大臣刘统勋为了罗致各方人才编纂《四库全书》，于三月十一日向朝廷奏明“查现在纂修翰林纪昀、提调司员陆锡熊堪膺总办之任，此外并査有郎中姚鼐、主事程晋芳、任大椿；学政汪如藻；原任学士降调候补之翁方纲，亦皆留心典籍，见闻颇广，应请添派为纂修官，令其在馆一同校阅，悉心考核，方足敷用”。(《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方纲正式入馆修书，从此，他与《四库全书》及《总目提要》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的四库馆，极一时名流俊彦，除了刘统勋、于敏中总其事，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外，修书纂校官则有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程晋芳、任大椿、俞大猷、朱筠、王太岳、姚鼐、金榜、吴锡麒、卢文弨、丁杰诸人，这些海内积学之士，都各有专长，其时方纲年四十有一，正是壮年之时参与其中，每日切磋学问，可谓是贤俊蔚舆，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这些学者的集中，同时也推动了清代乾嘉间的学术研究风气。

南京图书馆藏《苏斋纂校四库全书事略》，二册，计五十页，是研究方纲参与早期四库馆工作的一部重要史料。书前有翁氏致程晋芳手札一通，录如下：

“与程吏部。所以必五人集于一几办之者，盖此事需公研讨，又须各种书目，应取备检阅之件，粗以供擦摭，而后此目可就。然即以吾辈五人者所蓄，前史诸志并前贤读书诸记未必能一家兼有之，假如兄处有可查之书十许种，而次日集弟斋。弟所蓄只一二种，则兄必将所省之十许种者皆携来乎，抑系由不知彼三君之所携，不有复乎？且焉知有五人者，此时所蓄之件，合之即皆足乎?假若明日到馆商之为一百又过，则万一后日集兄处，而人皆恃兄处之各种皆全，竟不携来，未可知也。携而复又未可知也。复而仍不足，又未可知也。细紬此事，如庀室材，竹头木屑，皆须预计，莫若于明日即写一知单，列五人者之名，而各疏所必携之书目等，毋使复出，其有不足而实想不出者，则亦已矣。其不足而五人稍能忆及者，即乘明日午后于厂肆索之。即如兄处之《菉竹堂书目》现在弟处，一友写之，弟即已遣人追来也。如必需某人集其跋，或向其友借之，亦即于某人名下写出，则头绪不紊，事易集。四月九日。”

按此札的时间，当是方纲入馆之初。程吏部，即程晋芳，字鱼门，一字蕺园，江都人，乾隆进士。究心训诂，丹黄皆徧，授吏部员外郎、文渊阁校理，充四库全书纂修官、武英殿分校官。晋芳卒后，方纲撰有“皇清诰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加四级蕺园程先生墓志铭”。

札中所谓五人者，除方纲、晋芳外，又有姚鼐、任大椿，另人或为陆锡熊。《翁氏家事略记》云：“自癸巳春入院修书，……毎日清晨入院，……午后归寓，以是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处，在宝善亭与同修程鱼门、姚姬川、任幼植诸人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家中请陆镇堂司其事，凡有足资考订者，价不甚昂即买留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写其需查数条，或暂借留数日，或又雇人抄写，以是日有所得校勘之。”

琉璃厂是清代北京图书、字画、瓷器等文物的聚散之地，当时江浙书贾将本地所购到的善本或有资料价值的图书都运至北京，相聚于陶氏五柳居、文粹堂等坊肆。近人夏桐孙《观所尚斋文存补遗》“拟补清史文苑翁方纲传”中有“时江浙书贾麕集京师，毎日退直，徧闯琥璃厂书肆，择其有关考订者，载书而归，力能得者购之，否则摘钞之，所收金石拓本亦日增富。同好者，日相过从，互为质订，博洽为一时之最”。《复初斋诗集》注中也云：“乾隆癸巳开四库馆，即于翰林院藏书之所分三处，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为一处；院中旧藏《永乐大典》，内有摘抄成卷、汇编成部者为一处；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浙江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孙殿起《琉璃厂小志》p.29）

编纂《四库全书》的早期历史文献，今天已经很少流傅于世了，原始记录则更难得见。诗注中所云从“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也即从大内提取多种图书，供纂修官们使用。目前珍藏在北京图书馆的翁氏手稿《覃谿杂稿》，则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见方纲为撰写提要，校书而作的各种准备。此书中关于四库之事，一为访书拟目，卷端原题“拟四库全书草目”，目录为别人所拟，方纲改成“访书拟目”，录中朱笔、黑笔删改、补充甚多。其中史部分二部分，一为金石类、目录类、谱系类、传记类、律令类，计二十九页；一为传记类、史评类、谱系类、金石类，计二十二页。此第二部分皆方纲手拟，包括书名、卷数，部分写有作者。另为方纲所拟从御书房、南书房、懋勤殿、养心殿、天禄琳琅以及古董房、瀛台、画舫斋、圆明园、景阳宫、五所前库、搞藻堂等处提书之目录。

按内廷之书皆为乾隆住居游憇之地所藏，以供皇帝随时阅览者，如方纲拟自御书房取书之单计二十九页，书口题另单一、另单二、另单三……，经史子集各类皆有。又如南书房、懋勤殿另单皆注有“或请或寻”之字。据此，可证当时工作量之庞大，调用书籍之多。

《永乐大典》作为大型类书，辑有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并以《洪武正韵》为纲，每字之下，详列各书，或以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或全录一书，以书名为韵，元代以前的佚文秘籍赖此收入颇多。明亡时，南京原本与北京皇史宬副本并毁，而乾隆时贮翰林院敬一亭者，即明文渊阁正本，其时仅阙残二千四百二十二卷。当时四库馆纂修官辑录《永乐大典》标准，一是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而实在流传已少者；二虽属古书，而词意无关典要者不辑。

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十六有《永乐大典余纸歌并序》,云“乾隆癸巳春，韶开四库全书馆，命翰林诸臣取院中所贮嘉靖重录永乐大典》分种编辑，每卷尾有余纸以赐诸臣，臣谴装册赋诗纪焉。澄心堂纸欧阳诗，此纸年数倍过之，况闻郁冈比韵海，不徒博物赐陟厘。中天帝文四库启，秘馆特遣儒臣披，尾曰侍郎臣拱上，院体细楷沙尽锥。幅余茧素灿如雪，诏给臣等供其私，归来作笺效减样，试墨但愧无好词。院斋去春宿旬月，篇目二万重寻思，借编崇文秘书录，因想解缙刘季篪。历城周髯要我咏，六十卷第钞已疲，莫生界画索小字，灯前絮语又及朞。笑人装潢熟纸匠，万番堆案徒手胝，勿言文董但一艺，膺语想像无由追。”

翁氏在四库馆非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然从以上诗中可以反映出方纲也参与了《永乐大典》的校勘工作。在《四库全书事略》中翁氏所写的另一段话也可证实：“五月二日，取原心亭纪、励诸公校《永乐大典》册子三本，即于宝善亭校讫，交鱼门手。又取原心亭京中各家所进遗睿册二本，于初三日亦交馆。此函本□送还，其诸公所校《永乐大典》之册子尚有几本，应取对。”按所云纪、励诸公，当指纪昀、励守谦诸人，励也为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二

目前珍藏在澳门何东图书馆的翁方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稿本一百五十册，是现今存世的参与编纂《四库全书》以及撰写《总目》提要的最大宗重要文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为经折装。承澳门何东图书馆邓爱贞女士的帮助，我得到了稿本的数张复印件，并且得知，该提要稿是一九五○年时得之于一位葡萄牙人Sr. Jose w. Aria BraGa。从复印件看，此的是翁方纲手稿无疑。民国年间，为近代著名藏书家南浔刘承斡嘉业堂所收藏。

据潘际安《翁方纲<四库提要稿>述略》介绍，此书原稿为刘承干收藏后，即命其图书管理员施维藩(韵秋)传录副本一部，由原稿的一百二十五册，缩为十二册。副本为复旦大学教授王大隆所得，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经潘氏的统计，此书稿共收经部提要稿一百八十篇、史部提要稿二百廿一篇、子部提要稿一百七十七篇、集部提要稿四百十八篇，合共九百九十六篇。“这些提要稿原则上是每一种撰写一篇，然亦偶有因各省所进之本原系二种合刊(或合抄)，因而遂二种合写一篇的，因此，这九百九十六篇提要稿所檃括的书，不止九百九十六种，而实有一千零一种。此外尚有未撰提要稿而仅略记数语之书多种。”

笔者曾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见到该刘氏嘉业堂传钞本，共计十二册，蓝格，卷端题“四库全书提要稿”,次行署“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翁方纲纂”，格纸栏外印有“吴兴刘氏嘉业堂抄本”,无序跋。每册皆钤有“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又有近人王大隆“欣夫”印。全书二十五卷，共八百十八页，以每页五百字计之，当在四十万字左右。

关于此稿本，刘承幹有二段话值得注意，一是刘序《复初斋文集》(嘉业堂刻本)云:“余赏爱其墨宝，悬值以购，尝于张菊生侍郎坐得见手写《四库全书》提要若干帙，则其纂修时所属草也。旧为粤雅堂物，不禁奇赏，侍郎遂以归之。”二是刘于重印《苏斋丛书》序又云:“乾隆四十一年，学士奉命充文渊阁校理官，是时方开四库之馆，广献书之路，四方遗书毕集秘府，提要一书多出其手，全稿都一千余种，毎条皆区分篇目，撮录要旨，赅洽殆驾刘略班志而上，此又在自著丛书之外，世所不易得见之者，余于癸丑夏竟购得之。”

按刘氏所云“旧为粤雅堂物”，当是旧藏南海伍崇矅粤雅堂。祟曜，字紫垣，尝刻有《粤雅堂丛书》、《岭南丛书》、《广东十三家集》等书。

查刘承幹未刻稿本《求恕斋日记》,在癸丑年八月十二日有“是日张菊生来函，前以翁覃溪学士手纂《四库全书提要》稿本见示，劝余购买，今已将四千元为余购取矣，计二十四箱，每箱六帙，其书即以今日送来云”。八月十八日又记有“至长吉里张菊生处，伊前日送来之翁覃溪学士手纂《四库全书提要》墨迹，共计二十四箱，每箱六册，兹已购取，计洋四千元，亦于是日打票，亲自交之，谈良久乃出”。癸丑为一九一三年，此稿乃张元济先生之介绍，方由刘氏购得。

关于《提要稿》的册数，刘氏购进时为二十四箱，每箱六册，当为一百四十四册，然刘氏《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却著录为“稿本，一百五十册”，而澳门何东圆书馆一九五八年之登录簿上也清楚地记载为一百五十册。此二处所记册数与当时所购尚多六册，想为重新装订之故。至于潘际安所云“一百二十五册”，疑非全稿。

在澳门何东图书馆所藏《提要稿》上，除了翁方纲钤有“文渊阁校理”印外，又有“曾经贵池南山邨刘氏聚学轩所藏”、“贵池刘子”、“世珩审定”、“刘葱石藏”，以及“朱嘉宾”、“张叔平”等印，然无刘氏嘉业堂的印记。据有关文字和藏印可以知道《提要稿》的流传大致上是翁方纲——南海伍崇曜粤雅堂——贵池刘世衍聚学轩——南浔刘承幹嘉业堂——朱嘉宾——张叔平——葡萄牙人——何东图书馆。

刘承幹得此《提要稿》后，曾请人审阅。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卷四《跋翁覃溪分撰提要稿本》云：“大兴翁覃溪阁学，于四十四年入馆为纂修，阅时久远，几及十载，所撰草稿流传粤东，今归刘君翰怡，共计簿目都一千余种，每条皆有提要，于一书之中复罗列卷数及卷中子目，与夫何时刻本、收藏印记、前人题跋并甄录无遗。阁学墨迹世所珍重，今翰怡获此钜编，其寳爱为何如?”又胡思敬《退庐文集》卷六也云：“苏斋此稿多至一千余种，博于南江数倍，然大半言金石者居多。金石为苏斋专家，稿中所著录虽不尽为文达所取，必无门户党争之见。”

缪、胡皆与刘氏友善，然胡云“大半言金石者居多”，则不甚要。按金石类，史部也，《提要稿》史部计二百廿一篇，而集部数量最大，较史部多出一百九十七篇。方纲于金石确为所长，这或许也为胡氏未及对《提要稿》作全面察看，而想当然写下的。

笔者曾于十余年前也曾见有翁氏《提要》的手稿十余纸，均已装裱成册页，为了弄清《提要》手稿与通行本《总目提要》的关系，笔者尝以稿中《恒岳志》等篇先后与刘氏嘉业堂抄本以及通行本《提要》核对，验证的结果是一致的，也即《提要稿》确为翁氏所拟。这里再附笔写一点，笔者曾阅台湾中央图书馆藏翁方纲手稿本《复初斋文稿(影印本)第三十二册中有方纲所拟《四库提要》多种，如《广韵》、《孟子音义》、《六书统》、《复古编》等，笔者也取与通行本《提要》相核，亦皆一致。

三

在近人所有的研究四库的专著中，对于总纂官之一的纪昀都有着许多的赞颂之词，而其中又多引用当时学者的评价，如朱珪、江藩、阮元等。这些赞词过分夸大了个人因素，有的甚至远到了神化的程度。

朱珪为纪昀所作的墓志铭云：“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哀然巨观，置之七阁，真本朝大手笔也。”其祭纪昀文也云：“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注。”(《知足斋文集》卷五、卷六。)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云:“《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理明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矣。”

阮元序纪氏文集云：“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尾，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

郭伯恭先生《四库全书纂修考》，全书十六万言，于访求编纂之始末、储藏存佚之实况，阐述详赡，是《四库全书》研究中写得最好的一本专著。由于当时无法见到翁氏参与编纂四库的有关材料，所以郭著在个别地方也不免有失偏颇。如在论及编纂《四库全书》出力最多的官员时写道：“总裁仅总揽馆事，而实际任编纂之事者，则为总纂、纂修、总校、分校诸官。其间机轴，全出诸纪昀、陆钖熊二人之手；戴震、邵晋涵、周永年三人，亦出力为较多，”并分而述之。而于方纲则言“直隶大兴翁方纲之擅长经学、金石学”，仅以一言略及之。

至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云:“《四库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昌，皆各集所长”之说，更是无稽之谈，纯属虚构。李氏之说也曾为部分研究四库者所乐道。

以戴震来说，戴氏于乾隆三十八年五十一岁时入四库全书馆，三十九年校《水经注》，后校《九章算术》等；四十年又校《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四十二年再校《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等。其所撰提要又有《仪礼集释》、《五曹算经》、《仪礼释宫》等七种。是年戴氏即卒，看来戴氏在馆似以校书为主。

又如邵晋涵，现今《南江文钞》中所收提要三十七篇，阮元序《南江邵氏遗书》云:“先生所职为史部，凡史部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然考邵氏所撰提要，与《总目提要》所载，字句颇多异同，若《史记》、《后汉书》、《新唐书》提要，则面目全非，而《五代史记》提要，亦小同而大异。此或为邵氏所拟多讥论语，而彼则多辩证语之故。按邵氏于三十九年授翰林院编修，仍纂校《四库全书》兼辑《续三通》。四十年编校《旧五代史》成，当年则南归，离开了四库全书馆。

如此看来，《提要》并非是纪昀一家之言，也非纪昀一己之意志，而是翁方纲和其它四库纂修官们的集体创作。当然，纂修官们在馆时间的多寡，也决定了他们各人工作能力的发挥。无论如何，从现有的实际材料可以证明，翁方纲作为在四库馆工作的一员，他所起的具体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关于此提要稿本的介绍，详见拙文《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新发现》，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一辑)中有纂修官数人之删改添补的笔迹，有的书法秀丽、行书流畅；有的笔画瘦挺，潦草不规；有的端楷，一笔不苟。而修改较多的为秀丽的行书和潦草不规的二种。笔者曾以所能见到的翁方纲手札、题跋、文稿核对，书法秀丽的行书确为翁氏亲笔无疑。而翁氏所删改后的《提要》与通行本《提要》相核，几乎完全一致，其间并未再经纪昀作重要修改。兹举二例证之。

《陈检讨四六》二十卷  内府藏本  国朝陈维崧撰。维崧有《两晋南北史集珍》，已著录。国朝以四六名者，初有维崧及吴绮，次则章藻功《思绮堂集》,亦颇见称于世。然绮才地稍弱于维崧，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又遁为别调。平心而论，要当以维崧为冠，徒以传诵者太广，摹拟者太众，论者遂以肤廓为疑。如明代之诟北地，实则才力富健，风骨浑成，独不失六朝四杰之旧格，要不能以扫扯玉溪，归咎于三十六体也。其注为程师恭所作，成于康煕癸酉。……(此为《总目提要》稿本原拟之提要）

《陈检讨四六》二十卷  内府藏本  国朝陈维崧撰，程师恭注。国朝以四六名者，初有维崧及吴绮，次则章藻功《思绮堂集》，亦颇见称于世。然绮才地稍弱于维崧、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又遁为别调。譬诸明代之诗，维崧导源于庾信，气派雄厚，如李梦阳之学杜；绮追步于李商隐，风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镌，纯为宋格，则三袁、钟、谭之流亚。平心而论，要当以维崧为冠，徒以传诵者太广，摹拟者太众，论者遂以肤廓为疑。如明代之诟北地，实则才力富健，风骨浑成，在诸家之中，独不失六朝四杰之旧格，要不能以扫扯玉溪，归咎于三十六体也。师恭此注，成于康熙癸酉。……(此为翁氏修改后之提要。通行本上仅易“内府藏本”为“庶吉士祝堃家藏本”，又添“维崧有《两晋南北史集珍》，已著录”数字。)

《古今将略》四卷  浙江巡抚采进本  冯孜撰。孜，字原泉，桐乡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此刊本则题冯时宁以一甫撰。《嘉兴府志》载孜所撰者，亦无此书名。前有李本桢序，称年侄冯以一。本桢亦登隆庆戊辰进士，为孜同年，则时宁为孜之子，疑时宁实为此书。黄虞稷误以孜，而史志又沿虞稷之文也。书分元亨利贞四集，采自黄帝迄明代以战功显者，录其事迹，而以孙吴诸书所载兵法证之。体例略与宋张预《百将传》相近，特随事节录，不立全传为异耳。(此为《总目提要》稿本原拟之提要)

《古今将略》四卷  浙江巡抚采进本  冯孜撰。孜，字原泉，桐乡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此刊本则题冯时宁以一甫撰。前有李维桢序，亦称时宁所作。维桢登隆庆戊辰进士，与孜同年，似不应有误，然孜六世孙浩有此书跋，称孜生三子，次曰时宁。孜殁时仅六岁，及年渐长，忽有志习武，乃妄窃父书，凿改己名，且求父之同年李维桢为序。维桢诡随循物，竟不为之是正云云，其语出冯氏子孙，当必有据。然则此书实孜所撰，刊本及序皆作伪，不足信也。书分元亨利贞四集，探自黄帝迄明代以战功显者，录其事迹，而以孙吴诸书所载兵法证之。体例略与宋张预《百将傅》相近，特随事节录，不立全传为异耳。(此为翁氏修改后之提要。通行本前多出“案《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此书，皆作冯孜撰”数字。)

以上二例可以看出提要并非都为纪氏所撰，而方纲所改提要并无再经纪昀的修改。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四库全书》原本提要(影印本)之后，仅署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及总校官陆费墀四人，而不及具体纂修官之名，这是不公平的。

翁氏修改的提要《古今将略》，为子部兵家类，《陈检讨集》为集部别集类，这从侧面反映出四库馆分写提要的纂修官内部分工并非那么细致，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翁氏《四库提要稿》中获得更多的材料。《提要稿》中有“纂修翁第一次分书二十四种”及“纂修翁第二次分书三十四种”的记录。

这五十八种书中，计经部十种、史部二十种、子部二种、集部二十六种。其中拟先进呈者一种，为《大金集礼》。备刻五种：宋赵明诚《金石录》、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宋周密《武林旧事》、明张萓《汇雅》、明朱谋玮《骈雅》。拟抄者三十一种:宋罗壁《识遗》、宋吴自牧《梦粱录》、宋林表民《赤城集》、宋《宋文选》、宋《昭忠录》、宋《绍兴十八年登科录》、宋吕午《谏草》、宋俞松《兰亭续考》、宋杨杰《无为集》、宋汪萃《方壸存稿》、宋林景熙《白石樵唱》、宋黄庚《月夜漫稿》、宋薛师石《瓜庐诗》、宋乐雷发《雪矶丛稿》、宋戴昺《东野诗》、宋赵汝鐩《野谷漫稿》、宋释辨才《参寥集》、元龙仁夫《周易集传》、元陈应润《周易爻变易缊》、明张敔《雅乐发微》、明朱睦㮮《授经图》、明夏良胜《中庸衍义》、明徐朝文《琬琰录》、明吴山《治河通考》、明朱国盛《南河志》、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明魏校《庄渠遗书》、明海瑞《备忘录》、明杨慎《升庵集》、明李梦阳《空同集》、明何景明《大复集》。备抄者八种：明周汝登《圣学宗诗》、明魏显国《历代守令傅》、明邓钟《筹海重编》、明程敏政《篁墩文集》、明王㒜《文肃集》、明章懋《枫山集》、明康海《对山集》、明王樵《方麓集》。

此外又有仅存名目者十三种:《宋名臣献寿集》、明黄广《礼乐合编》、明马从聘《四礼辑宜》、明刘濂《乐经元义》、明陈达《学蔀通辨》、明张居正《帝鉴图说》、明于慎行《读史漫录》、明陈继儒《逸民史》、明潘埙《淮郡文献志》、明何孟春《文简集》、明马自强《文庄集》、明顾鼎臣《文康集》、明瞿景淳《文懿集》。

在《提要稿》中，我们也可发现其中部分图书并未收入通行本《提要》，有一些且是禁毁图书。今天我们可以从孙殿起辑《清代禁书知见录》、清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中了解乾隆年间所禁图书的大概，然而所禁书的内容则知之甚少，这一点，《提要稿》不仅可以补充其不足，同时还可发见一些当时撰写提要的所谓原始材料。

如《黄氏书弈》十二卷，“明崇祯己巳孟夏上龙门旧史三山湖上黄秉石复子撰叙，其序比观书于角弈，贤于无所用心，故名。”(书名上原写“酌”字)“卷端夹有片纸，细鸟丝二行，硃笔字云：“书房旧有之《书弈》，朕偶耳一览，见经世之数未知准否？无暇细看，你们察察是非回奏。’此一纸已敬谨夹于书内。”“谨按:《黄氏书弈》十二卷，明三山黄秉石著录。石字复子，万历中官严州府同知，书成于崇祯之初，盖杂著说部之类，自天象地兴以及经史诂训各立篇名，以冠于前，又为标评数字于上方，后附杂纂一卷，即其所作杂文也。应存其目。”“再恭查此书第一本内夹有片纸，上有硃笔三十三字，今仍在原旧夹处，不敢擅动，请各位总裁大人裁酌。方纲谨识。”(津按：此书通行本未收。)

《如宝日堂初集》三十二卷。卷二诸疏内有不可存之语，其第十五卷内少傅长垣李公碑，李没于万历三年辛亥，故不加签。余略。《宝日堂初集》三十二卷，明华亭张鼐著。《明史·艺文志》载其《宝日堂集》六卷，此集以今馆臣恭办全书之体论之，是不应存目，虽《明史·艺文志》内已载其集，然但曰六卷，则或非此本，亦未可知，而此集则不应存也。酌办。未可轻看，似应另商。”

又如《镜山庵集》,“谨按：《镜山庵集》二十五卷，明高出著。出字孩之，莱阳人，万历戊戌进士，知曲周、高阳、卢氏三县，升南京户部主事，历官河南按察使。朱彝尊《明诗综》载其有庐隐《郎潜》二集，而此乃其全集，盖统编又在后耳。彝尊称其为诗不袭历下，然其中拟古乐府之类，亦全袭面目，陈陈相因而已。以上只就集论集，若办其书，则方纲另有粘签，请总裁酌定，并请定一画一之例，以馆中之书恐不止此一种也，且不应校办。《镜山庵集》二十五卷，明高出著，其集之是非勿论已，即似今馆臣恭办之体，此等集不但不应存目，且不应校办，不但不应校办，而且应发还原进之人。从前于明末茅元仪所著书卷前亦已粘签，候总裁大人酌定。明人万历以后之书，恐不止此，应如何商定画一，请酌定，俾各纂修一体照办。方纲谨识。”

在方纲的《提要稿》中，据统计有八十余种见于禁毁书目，同时又有数种则为禁煅书目所失收，如清尹会一撰《尹母年谱》、宋洪皓《金国文具录》等。

据《翁氏家事略记》,乾隆四十二年(1777)，御试开列试差诸臣，是年不发出等第名次，京察一等加一级。时方纲承修《四库全书》,又承修《明纪纲目》、《音韵述微》及《续通志》，又兼武英殿缮写处覆校。是年冬，辞去武英殿分校、覆校事，仍在四库全书馆专办金石篆隶音韵诸书。次年，《四库全书》五年期满，分等议叙，鉴于方纲之业绩，朝廷将他列为上等，并奉旨加一级。五月，充殿试弥封官。

方纲承修《音韵述微》的时间，应在乾隆四十一年，是年五二十九日，方纲有致某中堂札。札云:“晚生翁方纲敬请中堂大人钧安。晚等所有修改《音韵述微》之第二稿，除八庚一部先已送呈外，今将续加修改之九青、十蒸二部恭呈钧诲，外孔、李二君所纂稿本一同呈阅。兹于六月初旬，晚等三人即已分办上声起矣，容俟办完一韵，即誊稿呈阅。”(台湾中央图书馆藏翁氏手稿本复初斋文稿》。)方纲擅经学，尤精小学，此札也可窥见其修书之大概。

翁氏当年在四库馆承办的各种图书，笔者所见仅二种，一为浙江图书馆藏清黄叔琳撰《砚北易钞》,为《四库全书》底本，十册。此书原为翰林院编修励守谦进呈本，封面上有“乾隆三十八年六月翰林院编修励守谦交岀《砚北易钞》壹部计书拾册。″翁氏曾就此书进行校正签注，书中小签下均钤有“复初斋”小印，据小签可知俟临抄写时更正。方纲所书小签多为书中某处有误，或应整齐划一等内容，如“此书所采古说凡八十余家，诸如名称颇不画一，盖摘录时不过随便记之，而成书时则宜归于尽一也。某氏在上则举其名，某氏在下列举其号。”“凡引用诸说，写正本时宜取原书查对。”“御笔应缺笔，此在写正本时逐一留心。”

又一种为《春秋别典》十五卷，《四库全书》底本，上海图书馆藏，四册。前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书中有“翁方纲”楷字小木章，添改之字，皆翁氏所为，原粘有方纲书小签甚多，但已佚落部分。

一部四库，著录之书凡三千四百七十部，七万九千十八卷，存目计六千八百十九部，九万四千零三十四卷。查四库自开馆至第一部书成，历任馆职者计三百六十人，方纲在馆为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其以一人之力，所撰提要并笔记竟达千种以上，这是其他纂修官皆不能望其项背的。

多年来，笔者一直从事有关翁方纲资料的收集，以作撰写年谱之用，所得翁氏撰写各种图书、金石题跋之数，逵一千三百五十余篇，几近七十万字。翁氏一生勤奋，酷嗜金石碑版，博证详稽，确然有据。其数十年来孜孜不倦于此。一时好古之士，奉手承教，仅以《总目提要稿》和题跋而计，即达百万字以上。方纲又有《复初斋诗集》七十卷、《文集》三十五卷，后又有《集外文》四卷、《集外诗》二十四卷，如加上其专著、笔记，数量更是庞大。明清以来，产生了众多的学者，代有能人，但是他们的著作文稿存留至今，包括已刻未刻，或仅其半，或十不存一，或荡然无存，然而翁氏所遗下之文字，较之其它学者来说，却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没有人能与翁氏相抗衡。说翁氏著作等身，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应该说，翁方纲的提要手稿和他所承修的《四库全书》底本，历尽沧桑，保存到今天都已成为重要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四库全书》和《提要》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同时也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这也是乾嘉学者对于目录学的贡献。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八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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