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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庶洋 摘 要: 《花王阁剩稿》是纪昀高祖父纪坤的诗集,此书于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曾由纪昀进呈,原拟编入《四库全书》中。然纪昀曾因此被四库馆某提调官指为徇私,致使此书最终仅列名存目,他晚年提及此事仍耿耿于怀。南京图书馆所藏四库进呈本《花王阁剩稿》面貌与嘉庆年间刊刻的阅微草堂本有重要差异,证明纪昀在刊刻时删弃了一些可能触犯当时政治禁忌的内容,并反映他既力求表彰先人又要首先保证自身政治安全的心理两面性,对于还原当年争端以及深入理解纪昀在四库馆的地位和思想均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纪坤;《花王阁剩稿》;纪昀;《四库全书》 一、缘起:四库馆《花王阁剩稿》之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〇别集类存目著录“《花王阁剩稿》一卷”,提要云: 明纪坤撰。坤字厚斋,献县人。崇祯中诸生。是集后有其孙容舒跋,称“坤少有经世志,久而不遇,乃息意逃禅。晚榜所居曰花王阁,盖自伤文章无用,如牡丹之华而不实也。崇祯己卯,尝自编其诗为六卷,殁后尽毁于兵燹”。此本为其子钰所重编,盖于败簏中得藉物残纸,录其可辨识者,仅得一百余首,非原帙矣。其诗大致学苏轼,而戛戛自造,不循蹊径。惟遭逢乱世,坎 此书作者纪坤,明末人,虽然文名不著,他的玄孙却是清朝乾隆年间鼎鼎有名的人物——曾任四库馆总纂官的纪昀,提要中提到的“其孙容舒”,正是纪昀之父。《四库全书总目》此书下注“兵部尚书纪昀家藏本”,知即纪昀献入四库馆中,他与这部书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提要中关于纪坤生平及《花王阁剩稿》的介绍,全本此书卷末纪容舒乾隆甲子九年(1744)识语。纪昀为《四库全书总目》总其成者,此书既为其家藏本,又有其父识语,以常理推测,他于此集必定多所致意。但是提要对纪坤诗的评价并不高,“其诗大致学苏轼,而戛戛自造,不循蹊径”一句勉强算是称赞,“刻露之语为多,含蓄之致较少”这一总评却对其整体诗风持否定态度。 《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明别集类著录清嘉庆四年纪氏阅微草堂刊本纪坤《花王阁剩稿》一卷,其后有民国十四年张问仁题记并过录纪昀跋语粘签,透露了此书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一段波折: 右先高祖遗诗一卷,余编《四库全书》,尝录入集部,会提调有构余于王文庄者,谓余滥登其家集。文庄取阅良久,曰:“此衰世哀怨之音,少台阁富贵之气象,可勿录也。”遂改存目。同馆或咎余当以理争,不必引嫌。嗟乎!此公岂可以理争乎?拈记见斥之始末,俾后人知之而已。庚子八月,因曝书检视偶记。昀。①汤蔓媛:《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版,第211页,图版第679页。此跋语不见于阅微草堂刊本《花王阁剩稿》中,乃是民国中张问仁从所得旧本粘签过录,张氏于纪氏跋后记云:“右为纪公晓岚跋语。甲子八月,余于天津市上购得一本,后粘一签,如前跋,并云从乐叙堂本过录者。旋复得一本,以赠固始吴君允成,并录前跋以遗之,以志鸿爪云尔。乙丑五月,郧县张问仁纯孙父记,时同客津门。”张问仁并未说明于天津所购得本之详细情况,仅记其本说明此跋乃是“从乐叙堂本过录”,至于所谓“乐叙堂”本为何人所藏、是钞本抑或刊本,均未交代,难知其详细,然其所转录之纪氏跋语,当属可信,非他人所能伪造。 跋语中的“庚子八月”,为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此时《四库全书》的编纂已经接近尾声,而《四库全书总目》虽已完成初稿,完全定稿则尚待纪昀主持修订,于十五年后的乾隆六十年方由武英殿刊刻出版。由跋语可知,《花王阁剩稿》原本准备收入《四库全书》集部著录,因馆中同僚有不同意见(这被纪昀理解为针对他个人的诬构),理由为“滥登家集”。最终经总裁官王际华(谥文庄)审定,由著录改为存目,虽然仍得著录于存目,但是这个决定明显倾向于反对方即某“提调”的意见,实际上坐实了纪昀“滥登家集”。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无论情感上如何委屈不情愿,纪昀最终还是服从了王际华的决定。这一事件在当时四库馆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支持纪昀的同僚建议他据理力争,无须避嫌,但是纪昀并未如此。纪昀记录王际华所云“此衰世哀怨之音,少台阁富贵之气象”,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遭逢乱世,坎 这一风波中涉及的人物,某“提调”,纪昀隐去其名,《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列除总提调官陆费墀外,尚有彭绍观、查莹、刘种之、韦谦恒、彭元珫、吴裕德、关槐、周兴岱八人,是否即为九人中某位,一时尚难确定。王文庄即王际华,字秋瑞,卒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谥文庄,传见《清史稿》卷三二一。②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780—10781页。他曾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是纪昀的上司,《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日《谕内阁王际华遽尔溘逝着晋太子太保》云: 户部尚书王际华,才品端谨,学问优长,久直内廷,简任部务,懋著勤劳。迩年承办《四库全书》及《荟要》事,尤为殚心经理。且年甫六旬,正资倚畀。今闻因痰涌暴厥,医治无及,遽尔溘逝,深为悼惜。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清高宗对他非常看重,《清实录》卷九九八载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清高宗谕云: 若就嵇璜办事而论,较之王际华,实有过之无不及,而小心谨慎之处,则远不如,朕所以于嵇璜不肯委以重任。①《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九九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6—357页。 此时王际华尚在世,谕旨虽然是讨论嵇璜,却处处以王际华为对照。结合两处谕旨,可以看出清高宗最看重王际华者大致有两点:一是办事能力强,一是为人小心谨慎。纪昀与某“提调”之间的争议,经由这样一位老成持重的总裁判定,最终采取了折中的方法,既没有将《花王阁剩稿》完全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也没有如纪昀所愿抄入《四库全书》中。这样的结果,某“提调”的目的达成与否不得而知,纪昀的心中却是极不满意的。然而《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由纪昀负责反复修订,其中一些提要的修改幅度颇大,此时王际华已去世,《花王阁剩稿》提要却最终维持了他多年前的判定,这显然不是纪昀偶然遗忘,而是王际华本次判定具有非同一般的权威性,即使在他死后纪昀也不可以改变。 纪昀接受《花王阁剩稿》入存目且只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得到“刻露之语为多,含蓄之致较少”这一评价的既成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心悦诚服,除了在乾隆四十五年识语这种私密场合表达不满之外,他还采取了其他的做法,即邀请四库馆同仁翁方纲、周永年、邵晋涵等人分别为之做序、跋。翁方纲序、周永年跋,均见嘉庆四年(1799)阅微草堂刊本《花王阁剩稿》,邵晋涵《书花王阁剩稿后》一文不见,收入《南江诗文钞》中。 翁方纲《序》颇具理论意义,对于纪坤诗评价也最为深入。首先探讨他原不赞同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所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认为诗之工否本与人之穷达并无关系,然于纪坤之诗看,欧阳修之言亦未可尽非,并认为纪坤诗“皆明季天崇间作,忧时感事,多怫郁沉痛之音,然而每有事外远致”。此下综论有明一代诗歌,其中稍有气骨者也多因缺少事外之致而导致过激,公安、竟陵、云间、西泠等派诗人均有此弊。有明诗人中翁氏欣赏者,唯有桐城钱澄之“能稍敛浮响”,“闲寂之感人深”。北方诗人中,少有能与钱澄之相提并论者,纪坤《花王阁剩稿》“虽视《田间》多寡不同,要其峻泠孤峭可以相视而笑矣”,“萧寥无多之境,与所遇正相称”②《花王阁剩稿》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嘉庆四年纪氏阅微草堂刊本。下引周永年跋同。,言外之意纪坤就是北方的“钱澄之”。翁氏论诗提倡“肌理”③关于翁方纲的“肌理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均有专门讨论,可参看。,此序却强调“事外远致”,与其论诗之一贯主张略有出入,或许是因为评论对象的不同而做出的调整。与纪昀转述王际华“此衰世哀怨之音,少台阁富贵之气象”评价形成对比的是,翁方纲欣赏的正是纪坤诗能够超脱所谓的“衰世哀怨之音”,在此之外另有“事外远致”,与王际华的观点针锋相对。 实际上,《花王阁剩稿》进呈入四库馆之后,负责此书的分纂官正是翁方纲,翁氏为此书所撰分纂稿尚存: 谨按:《花王阁剩稿》一卷,明纪坤著。坤,景城廪膳生。尝自编其诗六卷,而原本久毁于兵燹,此卷凡一百二十八首,皆其家所仅存者,故以“剩稿”名。卷尾有其曾孙容舒跋,但以检稿所得之先后为序,而原稿年月皆失考矣。应存其目。④吴格、乐怡标校:《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14页。 与翁方纲《序》相比,分纂稿中无一语论及纪坤诗佳否,但是其所拟“应存其目”四字意见更能代表他对此书的真实看法。按照《四库全书》总裁官于敏中的意见,各分纂官对于进入四库馆之书在撰写提要时应分别对待,“其拟刊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则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⑤《于文襄手札》,《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稿本。江庆柏云“'拟刊者’即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中的图书,'拟抄者’即抄写入《四库全书》中的图书,'存目者’即不抄入《四库全书》而仅在《总目》中保留其提要的图书”,当是。,翁方纲在分纂稿中所拟意见与于敏中所言一致,由此看来,他此时并不认为《花王阁剩稿》一书有多大价值。翁氏撰写分纂稿显然应在纪昀被人所“构”前,分纂稿中的观点尚未受到他与纪昀私人情感的影响,与之相比,翁方纲《序》中诸多称赞纪坤诗语更可能是碍于与纪昀交情而说的场面话。 作为分纂官的翁方纲给出的意见是“应存其目”,而纪昀跋中却说“余编《四库全书》,尝录入集部”,他被某提调检举也正是由此,可见在翁方纲之后有人改动了《花王阁剩稿》一书的收录意见,这个人应当就是纪昀,这应该也是他被检举的直接原因,因其擅自改动分纂官的处理意见,而这一意见涉及的正是他的家集。若翁方纲原本就建议抄入《四库全书》,纪昀自不必改,某提调也无从检举他“擅登家集”。至此,这一桩公案的前因后果也基本清楚了。王际华最后决定此书仍入存目,维持了翁方纲的原判,相当于坐实了纪昀“擅登家集”的罪名,难怪纪昀会对此事如此愤怒。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翁方纲所撰分纂稿全不相同,当是后来重撰,从其与王际华评语一致来看,或即争端之后秉承王际华的意思撰成。 与翁方纲《序》相比,周永年跋较为简单,跋语中引昔人明末五十年无诗之说,认为这是就主流诗风影响下的地区而言,河朔地区由于未受主流诗风影响,其中诗人往往“清迥孤往,不改慷慨悲歌之旧”。而纪坤诗如“恩怨亦人情,吾宁怪诸老。且愿缓报施,稍待风尘扫”,“根柢忠孝,寄托遥深,绝无靡靡之响”。他所欣赏的“寄托遥深”,与翁方纲所谓的“事外远致”是一致的。 邵晋涵跋语更加简单,没有正面评价纪坤诗,仅云“先生生当万历之季,而其诗颇似宋末《谷音》诸作,岂气运转移,有不期合而合者欤”①邵晋涵:《南江诗文钞》卷八,清道光刻本。。《谷音》乃元人杜本所编宋遗民诗集,邵晋涵以此相比,其意自明。但是对于纪坤诗佳否,并无明确评说。 以上三人均为纪昀四库馆同僚,翁方纲《序》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周、邵二人跋当亦在此时,此时距王际华去世不到一年,纪昀与某“提调”之争也应在不久之前,或许他们就是支持纪昀据理力争的那些人。王际华去世之后,没有了顾忌直属长官颜面这层关系,他们便以序跋的形式公开表达对于此事的看法。但是,这种支持也没有改变《花王阁剩稿》一书在《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地位和评价。 20余年之后《花王阁剩稿》于嘉庆四年(1799)由纪氏阅微草堂刊出,可以看作是这场纷争的余波。阅微草堂刊本中收录翁方纲、周永年二人序跋,《四库全书总目》中《花王阁剩稿》提要则未刊入。对于清代人来说,先人著作能够收入《四库全书》中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后人刊刻先人著作时也多会附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藉以增重。纪昀作为四库馆中的关键人物,由他主持刊刻的先人文集反而不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见经历了这么多年,他对提要关于《花王阁剩稿》的评价仍是不满的。 后人对此事的看法也颇有分歧。张问仁在上文所引的过录了纪昀识语后跋之外,又跋云: 观前跋,可以知当日阶级之分,门户之严,虽贤者亦不能免也。②《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版,第211页。 他的看法显然受到纪昀的影响,认为这次纷争是阶级、门户之争。与之相反,丁丙则云: 元孙纪昀方以直阁为总裁官,而此本不登著录,仅入存目,足以见朝政清严、士论公允之一端。③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七,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73页。 刘声木《苌楚斋续笔》“花王阁剩稿”条云: 《四库提要》皆经纪文达公一人所手定,其曾祖之集,不知何以仅入《存目》中,岂当时公论所不许耶,抑故示公正无私耶?亦可见当时风气浑朴,不容以私意羼入,非晚近人所能比也。④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0页。 二人均未见过纪昀识语,不知当时曾有如此一段公案。他们应该都通读过此书,却并不认为入存目有何不妥,反而一致认为《花王阁剩稿》仅得入存目体现了当时的公正,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于此书的看法。 由前文可知,《花王阁剩稿》一书当年曾在四库馆中引起一段风波,牵涉多位馆中学人,对纪昀影响尤大。只是当年争论的细节并无其他人记载,只能根据纪昀的叙述略知端倪,难以对其中是非曲直做出评判。 二、四库进呈本《花王阁剩稿》的发现笔者最近在南京图书馆发现纪氏原藏四库进呈本《花王阁剩稿》一书,此书与通行的阅微草堂刊本之间有重要差异,这些差异提供的信息可以为这段公案提供一些颇有价值的信息。 南京图书馆藏《花王阁剩稿》旧抄本一册,为八千卷楼旧藏,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云“卷首有'翰林院印’,盖当时进四库馆本也”,“书乃发还纪氏珍藏,辗转散出者”。卷首有“徐松”“星伯”二印,说明入八千卷楼前为徐松旧藏,后随八千卷楼其他善本一同入藏南京图书馆前身江苏省立图书馆。 此本乃纪昀父纪容舒所抄,为阅微草堂刊本之底本。以此抄本与阅微草堂刊本校读,可以发现二者之间颇有差异,这些差异大多数并非简单的文字讹误可以解释,而应该是纪昀有意所做的改动,反映出在当时环境下纪昀对于先人著作的复杂态度。 抄本与刊本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抄本保存了刊本所无的十三首诗。纪容舒跋云纪坤生前曾亲自将所作诗编次为六卷,原本毁于明末,今日所见者为纪氏家人得自地窖败簏中之残纸,所存仅一百余首,据阅微草堂刊本统计实际为77题114首,而抄本较刊本多出10题13首,对于所存本就不多的纪坤诗来说,这个数量占刊本的约九分之一,并非无足轻重。后人刻印先人著作,态度一般都会比较严肃认真的,阅微草堂刊本为纪氏家刻,校刻态度必然会较为严谨,而且抄本中凡见于刊本的诗作上均有墨笔圈识,与文字间的批点墨色相同,而刊本所无的十三首诗则概无圈识,可见这十三首当是有意刊落,并非无意遗漏。嘉庆四年阅微草堂刊本刊刻时纪昀尚在世,这些圈识显然就是他亲手所为。①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一六同时著录此书刊本、抄本两种版本,而丁丙于《善本书室藏书志》此书解题中全未言及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见他并未以抄本校过刊本,因此诗前的标识应当不是后世藏书家校读时所作标记。 今将抄本《花王阁剩稿》所存诗十三首诗录出,以便下文讨论: 古离别曲 (此诗及以下二首在《芙蓉词效昌谷体》一首之后) 奚奴门外牵青骢,美人泪滴琉璃钟。泠泠玉液白如水,一时化作珍珠红。(原注:昌谷诗:小槽酒滴珍珠红。)手把劝君君不饮,只忆陌头花似锦。君看斑斑粉汗痕,此是十年琥珀枕。 寄远曲 黄蜂紫蝶作团飞,夜合花落君不归。灯前手刺鸳鸯锦,为君寄作歌舞衣。少小与君相爱惜,常恐君心不自适。千金果得买娉婷,妾纵孤眠亦慰藉。 奕光别汉阳意颇惘惘戏以二绝句调之 数声柔橹下烟江,江上凫鹥总作双。转过前滩一回首,美人红袖倚楼窗。 孤帆落处近枫林,水气溟蒙夜已深。船尾红灯休卸却,青楼倘有梦来寻。 灯前 (此诗在《偕董天士蔡家河游眺》一首之后) 灯前谈近事,骚首到天明。上将频宣捷,群儒各议兵。诗书宋南渡,气节汉东京。侧想诸公意,应期致太平。(原注:应字平声。) 丙寅秋日偶题 (此诗在《闻钦定阉党案出借钞未得》一首之后) 萧然闭户已多时,花落花开总不知。只爱太师书样好,晴窗自写党人碑。 书斋桃花盛开 (此诗在《盛阳先生见余和刘羽冲诗亦和以见规有狂奴犹故态旷达是牢骚句敬赋一篇奉答》一首之后) 烂漫春风欲放颠,好花一笑病翁前。维摩天女原同室,不信妖红解破禅。 偶题二首并序 (此诗在《戏题二绝句》一首之后) 巫山洛水,词客艳称。讽咏旧文,意或未惬。偶题此以抒所见。古人往矣,谁与晤言。其是其非,莫由是正,亦存此说于天地间尔。 他人梦见我,我固无由知。我或梦他人,他人亦若斯。如何襄王梦,云与神女期。缥缈十二峰,真有朝云祠。 煮豆然豆箕,局促良酸辛。婉娈金镂枕,乃敢赋感甄。洞庭波淼淼,哀怨传灵均。思君托九歌,亦有湘夫人。 赠西士罗雅谷先生 (此诗在《村居偶作》一首之后) 月出骨来王会,星槎通狄鞮。书传三教外(原注:其法于三教之外别为一义),家在大瀛西(原注:其地在西海中,去中国九万里)。括地图能纪,占天路不迷。荒唐驺衍说,待与一参稽。 教自耶稣启(原注:西法宗耶稣,即所谓天主也。稣字《说文》有之,其音与苏字同),途从利氏开(原注:西洋古不通中国,神宗时利玛窦始东游,于是中国有西士)。持经真苦行,博物亦鸿才。良晤资三益,奇观问九垓。圣朝今一统,宁以外交猜。 瀛台晚眺归过府学看蔡京碑台冯道所筑今尚壁立数丈坚如石碑亦完好无恙不似数百年物 (此诗在《登景州塔隋开皇中故迹也》一首之后) 台古仍传丞相宅,苔昏犹认太师碑。官高岂但题青史,事事田夫野老知。 题苏武牧羝图图尾细书马远字其真赝亦无以辨之二诗 之二 怪来马远江南客,却画苏卿漠北秋。可是借言洪礼部,冷山归后又英州(原注:苏武受赏虽薄,然犹酬以典属国。洪皓奉使十五年,完节归朝,乃以持议忤秦桧,终有英州之窜。宋之不竞也宜矣)。 另有程晋芳序一篇为刊本所无,今亦一并录之: 花王阁剩稿一卷,古今体诗百二十八首,晓岚直阁之高祖厚斋先生作也。方崇祯己卯间,先生尝自定其诗为六卷,藏于家,越一岁而卒,卒后兵燹扰乱,仅存是编。先生曾孙、直阁之父迟叟公录而跋之。丙□九月,直阁举示余,于原心□□□□□迟叟公跋,复读先生诗,竟喟□□□士生明末,诚可谓不幸矣,无论身□□祸糜烂若卢暗狱中或躬列□□□国□而并吊,即萧然一老儒生,褐衣未释,而目击时艰,所历所闻,皆可惊涕。洎夫家亡国破,为胜国遗民,麦秀黍离,黯然有作,亦果何以为怀也。先生集中悲愤感慨,直指时事,形之篇章,不一而足。伟词警句,皆磊落郁勃之气所镕冶而成,宜其卓然大异于流俗称诗者也。迨没后三年,明祚始讫,使其不死,当又见嗣昌饮酖、启睿督师、建泰迁延、四镇跋扈等事,纷然国是,若丝乱之不可治,其感愤悲吟,当又何若?然其诗愈多,其人之遭逢愈不幸矣。昔吾宗孟阳老人以诗名一时,卒于崇祯癸未,乡人到今□其早□之幸。先生之殁,又早于孟阳一载,天□□彼岁年,不可谓非厚意也。矧先生□诗,视孟阳卷帙虽少,而创辟过□□。溘先朝露,同为食福之人,而久久逾光。孟阳有知,不得不让先生高蹈于前矣。新安后学程晋芳。①由于原本保存状况不佳,序言略有残损,损字以“□”代替。 这么多的诗作遭到刊本遗漏,底本之标记又显示出为纪昀刻意为之,其中缘由颇值得探讨。 三、钞本诗作删落原因分析纪昀没有明确交代删落这些诗作的原因,但是这些诗作本身并不难解,其中存在某种共同点,将这些共同之处结合纂修《四库全书》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加以分析,可以对其原因进行较为合理的推测。 (一)政治禁忌《灯前》《丙寅秋日偶题》《瀛台晚眺归过府学看蔡京碑台冯道所筑今尚壁立数丈坚如石碑亦完好无恙不似数百年物》以及《题苏武牧羝图图尾细书马远字其真赝亦无以辨之二诗》之二四首诗可以归为一类,其共同点是都涉及宋代史事,如《灯前》中“诗书宋南渡,气节汉东京”,《题苏武牧羝图》中“可是借言洪礼部,冷山归后又英州”。当然,这些诗并非单纯咏史,而是因为明末情势多有与宋代相似者,借宋事以喻明末,诗中之语均为有感而发。如《灯前》谈及明末朝中局面“上将频宣捷,群儒各议兵”,看似乐观,实际却是忧患不断,所谓“捷报”多是边将虚报邀功,文人对于用兵莫衷一是,只是空谈而已,并无实效,诗人谈及近事“搔首到天明”;《题苏武牧羝图》之二借古讽今的意味更加强烈,诗人在第一首中仅言汉事,云“汉廷卿相无穷事,十九年中幸不闻”,第二首则由汉代苏武联想到宋代洪皓,将之与苏武遭遇做对比,尤其是诗注中云苏武归朝以后得封典属国,而“洪皓奉使十五年,完节归朝,乃以持议忤秦桧,终有英州之窜”,并云“宋之不竞也宜矣”,相比诗句的含蓄节制,诗注中的感慨更加直接深沉,不难看出诗人其实是藉此表达对明末情势的关切。明末人表达对本朝形势的关注,并没有斥言当时的敌人即清王朝,这在《四库全书》所收明人著作中所在多有,并非严令禁止的,甚至清高宗也曾经在求书谕旨中强调这一点,云: 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其实是比较通达的看法。纪坤此类诗作并未明言诋毁当时北方的清王朝,表现的只是对明王朝形势的忧虑,显然不会犯忌。但是,四库馆臣在涉及宋、金文献时有将原书中涉金称谓无论是否带有偏见统一改动的做法②此类例证多有,最著名者可参看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可见当时馆臣对于涉及清朝以及清朝先祖金朝的相关问题都有极高的警觉性,虽然统治者一再宣称不过为追究,作为臣下却时刻不敢放松警惕。纪坤这两首诗既涉及宋朝又涉及明末,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纪昀会如此紧张,宁肯将之删去。 《书斋桃花盛开》一首,诗意简单明白,并无任何违碍之处,却同样遭到删削,可能只是因为末句“不信妖红解破禅”中的“妖红”二字。开篇第一首《芙蓉词效昌谷体》诗前二句阅微草堂刊本作“芙蓉脉脉愁空江,秋波对影成一双”,其中“秋波”二字,钞本原作“妖红”,与《书斋桃花盛开》同,纪昀朱笔将二字改为“秋波”。“秋波”与“妖红”字形上并不接近,显非传抄之误。而且《花王阁剩稿》本就得之地窖败簏中,并无其他版本可以参校,纪昀的改动并无根据,而且除此之外下句中“红沁龙女玻璃窗”中“红沁”二字,钞本原作“沁透”,纪昀朱笔删“透”字而于“沁”上添“红”字,这也可以证明不是两处文字同时讹误,而是纪昀有意所改。从诗意上看,首句既云“芙蓉脉脉愁空江”,则此“对影成一双”乃是芙蓉之花,“秋波”“成一双”从诗意上看并不高明,“妖红”形容芙蓉之艳丽,与下“对影成一双”词意自然贴合,远胜后改之“秋波”。 为何纪昀如此忌讳“妖红”二字,不仅亲手改先祖诗,而且因诗中有此二字竟将一首完整的诗删去?这恐怕要从“文字狱”的影响来分析。与此最为相关的“文字狱”事件,当数乾隆四十三年因沈德潜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一句所兴之狱,此事见《清代文字狱档》记载,早已为人所熟知,本文不拟深论。值得注意的是,沈德潜是清高宗发意修《四库全书》下旨购访遗书时明确提到的当朝文人,谕旨中云“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有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但是数年之后即因其诗文中语罪及其人,至剖棺戮尸,可谓残忍之至。这种文化高压政策必对当时臣子、文人产生深刻影响。纪昀虽未被波及,但是作为目击者恐怕也心有余悸,因此在刊刻先祖诗集时才会将“妖红”这一敏感词进行处理。其实“妖红”一词本诗文中常见语,一般人并不会将之视作禁忌词语,这一处理也反映了纪昀在对待此类问题上是何等地小心翼翼。 《丙寅秋日偶题》与《瀛台晚眺》二诗虽然不涉时事,但是牵涉到同一个人——北宋时官至宰相的蔡京。蔡京为一代奸臣,人所共知,《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多处对于蔡京的评价,如卷八九史部明许浩《宋史阐幽》提要云“如司马光诸人为君子,蔡京诸人为小人,亦何待于浩而始知之乎”②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77页。,卷一九四集部《莆风清籁集》提要云“(蔡)京、(蔡)卞以奸迹彰闻”③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33页。,可以看作清人对蔡京的定评。但是在纪坤诗中,丝毫看不出他对蔡京有何憎恶之情,相反,“只爱太师书样好”“官高岂但题青史,事事田夫野老知”等句透露出来的却是欣赏羡慕之情,与通行观念相左。若遇思想过于正统或吹毛求疵之人,难保不会对这些诗提出非议。阅微草堂刊本中删去这两首诗,或许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二)宗教禁忌《赠西士罗雅谷先生》二首在今日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天主教来华史研究史料。罗雅谷是明末著名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崇祯年间曾在北京与徐光启、汤若望等人一起修改历法④罗雅谷生平参见梁宗巨:《数学家传略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纪坤与罗雅谷相识应该就是在此期间。从两首诗来看,纪坤与罗雅谷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他对天主教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知识,都是从罗雅谷处获得,这应该是罗雅谷日常传教活动的内容之一。纪坤是否受到罗雅谷的影响加入了天主教尚无法判断,但是这两首诗表现出他对天主教以及罗雅谷带来的新知识有浓厚兴趣。诗中除了对罗雅谷表示推重之外,基本是比较客观地陈述纪坤本人从罗雅谷处所获得的天主教知识,纪昀将之删弃的原因,恐怕与清朝前期查禁天主教的政策影响有关。清圣祖本人尽管私下与天主教传教士关系甚密,但是一直明令禁止西士传教、华人信教,这种政策在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也一直延续,清高宗曾于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和乾隆四十九年至乾隆五十年(1784—1785)间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的针对天主教“禁教”事件⑤两次“禁教”事件的情况,可参见马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查禁天主教档案述论》,《历史档案》1999年第2期;陶飞亚:《怀疑远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二次“禁教”的时间正是《四库全书》纂修期间。清仁宗即位之后,依然推行严厉的禁教政策。⑥苏精:《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5页。阅微草堂刊本《花王阁剩稿》刊行于嘉庆四年,正是禁教政策最为严厉的时期。罗雅谷为明末来华,《四库全书》中收录了他参与编纂的《新法算书》一百卷⑦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92页。,似乎官方并不完全将其视为禁忌人物。但是阅微草堂刊本《花王阁剩稿》中将纪坤这两首关于罗雅谷的赠诗删除,可见在当时禁教氛围下纪昀的谨小慎微。 (三)艳情《古离别曲》《寄远曲》《奕光别汉阳意颇惘惘戏以二绝句调之》《偶题二首》六首在这些诗中是一种类型,可以视为艳情诗。《古离别曲》《寄远曲》二首以代言形式,写女子对于心仪男子之情愫,其中如“君看斑斑粉汗痕,此是十年琥珀枕”“灯前手刺鸳鸯锦,为君寄作歌舞衣”,色彩浓艳,“千金果得买娉婷,妾纵孤眠亦慰藉”句更是与一般闺怨诗意不同,设想大胆。在这两首诗之前,另有一首《芙蓉词效昌谷体》,其中如“一滴清泪澈水底,红沁龙女玻璃窗”,“离魂一缕袅如丝,千回萦绕鸳鸯梦”等,与《古离别曲》《寄远曲》的风格相似,这三首诗应当都是如《芙蓉词效昌谷体》之诗题所云为模仿李贺歌行风格,所以用词华艳秾丽,设想新奇独特。 两首绝句从内容上看,是以友人胡奕光在汉阳期间曾流连青楼事为诗戏谑,故有“转过前滩一回首,美人红袖倚楼窗”“船尾红灯休卸却,青楼倘有梦来寻”等句。诗中所涉狭斜之事在明末文人中比较普遍,明人思想开放,并不讳言,纪坤诗中所言虽属调笑,但不涉猥亵内容,在此类诗作中尚属格调较高者。 《偶题二首》一咏襄王、神女事,一咏曹植、甄宓事,均涉香艳。 前四首诗与第一首《芙蓉词效昌谷体》于原稿中本在一处,此下尚有《南游不遇过交甫遗佩处戏题》一首,所咏亦为艳情,可见纪坤诗中原有此体,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方面。但是,在阅微草堂刊本中,纪昀将其一并删去,只留下《芙蓉词效昌谷体》一首,可以反映出他对纪坤这一类诗歌持负面的看法。毕竟纪坤生活在晚明,他的这一类诗歌会被读者自然而然地与亡国之音联系起来。而且清高宗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谕内阁关于《美人八咏》之旨中曾云: 昨阅四库馆进呈书,有朱存孝编辑《回文类聚补遗》一种,内载《美人八咏》诗,词意媟狎,有乖雅正。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孔子不删郑卫,所以示刺、示戒也。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无邪。即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亦当原本风雅,归诸丽则,所谓托兴遥深,语在此而意在彼也。自《玉台新咏》以后,唐人韩偓辈务作绮丽之词,号为香奁体。渐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诗格更为卑下。今《美人八咏》内所列《丽华发》等诗,毫无寄托,辄取俗传鄙亵之语,曲为描写,无论诗固不工,即其编造题目,不知何所证据。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诗句,岂可以体近香奁,概行采录?所有《美人八咏》诗,着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种诗集内有似此者,亦着该总裁督同总校、分校等详细检查,一并撤出……以示朕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3页。 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于这一类诗文的反感。作为四库馆总纂官之一,纪昀对于清高宗个人品位的了解不会比王际华少。在《四库全书》修成之后的家刻本中,将这六首比较露骨的艳体诗从原本存诗不多的先祖诗集中删去,只留下格调较高的两首,可能是他也不希望这类诗歌过多出现在先祖诗集中,影响他作为晚明诗人感时忧国的形象。他的删削恰恰反映了他也认为这几首诗乃是所谓的“衰世”靡靡之音,与王际华的看法并无二致。 四、纪昀于此事件中心理的复杂性在《花王阁剩稿》一事上,纪昀既是主事者又是作者后人的双重身份让他的心理呈现颇有意味的复杂性:所处职位使他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为先人争取荣誉,而对政治环境的了如指掌又让他能够及时调整以规避祸害。今试对纪昀这两方面心理进行分析。 (一)由删诗论纪昀之回避禁忌这10余首诗作遭删的不同原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高宗时期在编纂《四库全书》以及其他政治文化事件影响之下文人复杂心态的范例。纪坤遗稿是纪昀家族非常珍视的文化遗产,这10余首诗在纪昀心目中的地位想必不会是可有可无。若不是情非得已,纪昀也不会忍痛割爱。由此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纪昀在刊刻《花王阁剩稿》一事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理。按理说,嘉庆年间距王际华去世已20余年,《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均已编纂完成,当年四库馆的争端早已风平浪息,无人提及,某提调也不至于紧追不放。这时纪昀仍然如此谨慎,可见此事对他影响之深。他在此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态度也可以为理解那个时代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文人的心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清高宗在下旨求书之初,各省督抚并未积极响应,为了打消臣民担心他借机大兴文字狱的疑虑,于是在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谕内阁云: 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二十九日谕两江总督等又云: 至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现降谕旨甚明。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诞妄字句,不应留以疑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必不肯因此加罪。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 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在本年十一月十七日折中云: 更恐士庶之中,有虑字面违背,疑畏不前,或珍爱其书,虑及呈官遗弃,始终秘藏,复将圣主访求遗籍,断不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并官为借抄,仍将原本给还之恩旨,大张晓谕,以期有则必呈。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君臣上下如此不遗余力地谆谆诲谕,固然体现了清高宗求书之诚意,但是不难看出,在经历了一系列残酷的“文字狱”事件之后,当时人心中有着非常严重的戒备之心。这种戒备心是经历过迫害之后的本能反应。 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四库馆中围绕《花王阁剩稿》发生的风波以及纪昀在阅微草堂刊本中主动删诗的举动,可以想见当年王际华在评判《花王阁剩稿》究竟是著录还是存目时,恐怕对纪昀所说的理由并非纪昀后来转述的“此衰世哀怨之音,少台阁富贵之气”这么简单。作为一个在官场上以谨慎能干受清高宗赏识的重臣,王际华恐怕不会漠视《花王阁剩稿》这一明末人诗文中涉及的政治问题。虽然纪坤诗中并没有特别严重的政治问题,但是对于一个谨慎的政治家来说,安全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清高宗始终积极参与其中,曾亲自御览大量进呈图书,尤其对明人著作倍加关注,此后的禁毁图书等重大举措都是他在阅览进呈图书后发现问题并指挥实施的。因此,如果将《花王阁剩稿》著录入集部,作为总纂官纪昀高祖的诗集,难保不会引起清高宗的兴趣,很有可能要呈送御览,万一其中有引起皇帝不快的内容,后果将是包括王际华、纪昀在内的纂修诸臣都不愿承受的。与其如此,不如入存目,可以避免此种风险。在馆中众多同僚支持其据理力争的情况下,纪昀忍气吞声将此事搁置不提,其心理恐怕与王际华有类似之处,毕竟违抗总裁官的决定,就需要请更高层甚至惊动清高宗出面裁断,能够进入著录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其中内容引起清高宗反感,必然祸及纪昀。所以纪昀虽不甘心,但应该并非如识语中所说只是受制于长官权威,从嘉庆四年阅微草堂刊本中删诗的举动来看,他是认同王际华的判断的。 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曾经讨论清代众多文字狱事件对士人心理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后来人在刊刻书籍时对其中可能涉及禁忌的文字进行删减或改动。④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442页。这一讨论为我们理解当年四库馆中关于《花王阁剩稿》争论的真实情况以及纪昀在主持刊刻《花王阁剩稿》时主动删掉涉及政治、宗教禁忌的诗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此书未入《四库全书》著录而仅得存目,直接原因虽然可能是由于针对纪昀的某提调从中作梗,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应是在当时文网森严的政治文化环境特别是一系列“文字狱”事件的影响下,包括纪昀在内的馆臣做出的妥协之举。 (二)由争取入著录论其偏私先人《花王阁剩稿》一书究竟应否入著录,纪昀本人的抱怨是否合理,当事人的叙述难免会受到本人立场影响而有失客观。如果抛开政治禁忌等因素,单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审视这部诗集,可以为判断此事是非曲直提供一些较为客观的标准。 首先,从分量上来看,全书所录纪坤诗总共只有一百多首,这个数量是非常少的。《四库全书》中著录的明清人文集,多者如杨慎《升庵集》八十一卷、归有光《震川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少者如宋登春《宋布衣集》三卷、卢象升《忠肃集》三卷,均有一定规模;个别情况也有一些篇幅不大者,如袁华《可传集》一卷、刘琏《自怡集》一卷、王叔英《静学文集》一卷等,但是袁华为杨维桢弟子,《可传集》经杨维桢亲自删定,提要云“一取其精,与全集并著于录”①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78页。,刘琏为刘伯基长子,《明史》有传,王叔英死明建文帝事,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明史》有传,这些人都是知名文士。与他们相比,纪坤一生未能取得功名,在明末籍籍无名。若著录于明人诗文集中,显得分量不够。 其次,纪坤在当时诗名亦不甚著。钱谦益《列朝诗集》选录明代洪武至崇祯年间诗人达一千六百余家,并无纪坤;朱彝尊《明诗综》选录有明一代诗人至三千四百人,为钱谦益所选两倍多,仍无纪坤。其中当然有纪坤诗自编成后便藏于家又于战乱中散佚导致流传不广的原因,但是也能够说明他在当时诗名确实不大,否则即使未编成诗集,其零篇若为时人传诵,也有可能被选入。清末陈田辑《明诗纪事》,特重天启崇祯两朝诗人,共三十四卷,搜罗广泛,此时《花王阁剩稿》早已刊行,然陈田不录,或为偶尔遗漏,更大的可能还是纪坤诗名不著。 第三,纪坤诗中虽然如翁方纲、周永年所举有一些佳篇,但是从二人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也很难将其诗歌与明代的整个诗歌发展历史联系起来,只能将其与非明代诗坛主流的钱澄之相比。纪坤身为明末诸生,未能进入当时文人视野,从仅存的这一百余首诗中恐怕也不足以总结出他在诗歌创作风格上的追求,更谈不上对当时和后世诗坛有何影响。因此,他的诗歌无论是从内容、思想还是艺术层面,恐怕都无法与钱澄之相比。翁方纲在分纂稿中的意见代表了他对此书的真实看法,周永年等人应当也是如此。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钞本《花王阁剩稿》中,纪昀留下了大量的圈点,将较为精彩的诗句标注出,如《芙蓉词效昌谷体》中“月堕中央寒不动。离魂一缕袅如丝,千回萦绕鸳鸯梦”,《南游不遇过交甫遗佩处戏题》中“明珠价贵知难赠,但乞神仙一面看”,《半夜》中“敧枕沈吟连梦寐,挑灯絮问怪妻拏。披衣启户看乾象,黯黯寒星一点孤”,《闻孙阁部罢归》中“庙堂宁左计,或恐是传闻”,等等,总计共有70首诗中的诗句有此类圈点,占了全部诗篇的一大半,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从这些圈点中可以看出纪昀对其先祖诗歌的偏爱,将之与同是纪昀所批苏轼诗对比,可以发现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在《纪批苏诗》中,纪昀对于中国古代最重要诗人之一的苏轼诗也没有如对《花王阁剩稿》比例这么高的圈点,而且纪昀对苏轼诗还有一些不满之处②关于《纪批苏诗》的具体情况,参见莫砺锋:《论纪批苏诗的特点与得失》,《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4期。,而对于先祖之诗,则无一字批评,他对于先人遗诗的珍视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或许,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他在《花王阁剩稿》一书未能收入《四库全书》著录后,请翁方纲、程晋芳、周永年、邵晋涵等多位当时文坛名流兼四库馆同僚为此书题写序跋,他们的序跋可以为此书增色,因此,在后来的阅微草堂刊本中舍弃了表示官方认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翁方纲、周永年的序跋刊出,而程晋芳、邵晋涵的跋未刊入,恐怕也与二跋未大力表彰纪坤诗有关。 这一点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学者的纪昀在主持四库馆工作时也免不了存在私心,希望先人著作能够在《四库全书》中占一席之地,成为家族的荣光。这一想法未能完全达成之后,又利用自己在四库馆中的影响力,邀集当时馆中同人为《花王阁剩稿》题写序跋,意图藉此为其曾祖诗集增价。这与他因为政治禁忌无奈接受此集入存目及刊刻时删去相关诗作的做法并行不悖,体现了他作为纪氏后人在现实中的矛盾性。 五、结语从《花王阁剩稿》纪氏原钞本与阅微草堂刊本两个版本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出,纪坤诗中在清代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下显得敏感的内容,是纪昀重点关注的对象,不仅诗意有关者遭到删落,甚至诗中用语有可能引起注意者也进行了改动。纪昀本人虽然不满此书未能进入《四库全书》著录,但对《花王阁剩稿》中的问题有清醒认识,说明当时特殊的环境已经让人产生了自觉的自我保护意识。纪昀的做法也恰恰说明他在相当程度上认同王际华的判定,这些心理的委曲周折在他的识语中完全没有表露,但是通过文本的分析显露无遗。 对于此书落选《四库全书》著录,纪昀有着强烈的怨愤,并且延请多位四库馆同僚为之撰写题跋以为之延誉,从私人情感角度他的这些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按纪昀的说法是由于某提调与他为难而当时的四库馆总裁官王际华偏袒了某提调,但是无论从纪坤在明末诗坛的声誉以及影响还是从此书的分量和艺术成就来看,《花王阁剩稿》一书恐怕都不足以进入《四库全书》集部著录。考虑到清代“文字狱”影响下的政治文化环境特别是清高宗利用修《四库全书》的机会彻底清查明末清初人反清言论等一系列事件,此书作为明末人著作,本身有其特殊性,即使到了嘉庆年间,纪昀在刊刻此书时仍将其中有可能会触犯政治禁忌的诗作删弃,以“小心谨慎”受清高宗赏识的王际华在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大规模查禁的高压之下,不应该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他之决定此书入存目,恐怕还有他的好意在,毕竟此书即使进入《四库全书》著录,也只是家族荣光,但若其中某些语句引起清高宗不悦,其后果难以设想,无论纪昀还是王际华都不愿承担这种后果。将此书收入存目,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总计著录历代著作一万余种,将中国古代的重要著述网罗殆尽,在目录学术上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得益于严格合理的遴选标准以及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在数目如此众多的著作之中是否存在某些私情影响公论的情况,这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情况。江庆柏曾指出纪昀在向四库馆进呈图书时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将其家人著作进入馆中并利用个人的影响为之争取进入著录,如其父纪容舒著作即有三种得入著录应当就是因为纪昀的关系。①江庆柏:《四库全书私人呈送本中的家族本》,《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1期。郑伟章、张升在相关文章中也曾指出过纪昀类似的偏私情况。纪昀的这种偏私态度是否会影响《四库全书》选择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评价的公正性,就成为一个亟待评估的问题。 本文所考察围绕《花王阁剩稿》发生的纷争,虽然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却颇有代表性。纪昀作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主要修订负责人,若论个人对《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除清高宗之外恐怕无人能出其右。然而,这样一位在四库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先祖诗集能否入著录以及具体评价问题上却无法左右最终的评价,姑毋论其中是否存在意气之争,颇能反映《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过程中能够较为有效地避免个人意志对遴选以及评价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当时建立的总裁官、总纂官、提调官、纂修官层层负责的机制,这一机制对于个人私情的限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确保了遴选、评价标准的统一执行。由《花王阁剩稿》之争,也可以看出四库馆在涉及私情之事上如此处理,确实能够体现在当时环境允许范围内的公正性与客观性,这也是这一学术工程能够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初稿撰成之后,曾由孙利政博士读过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1)03-0132-12 收稿日期:2020-12-21 作者简介:赵庶洋,男,山东莱西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江苏 南京 210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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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终,多感时伤事之言。故刻露之语为多,含蓄之致较少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