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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四库全书》项目最重要的任务委托给了像戴震、邵晋涵、周永年这样具有很高学术声望的人，但大部分整理工作都分派给了一些在首都的年轻人。这些年轻官员的动机或兴趣与那些年长者的不一定相同；他们的表现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态度和关切，也反映了他们对那些由高级官员向他们传达的目标和标准的理解。他们的工作远非完美。根据许多图书提要来看，不少本可以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图书被忽视了；图书整理工作十分匆忙，不时有疏忽大意、校对敷衍的情况。1828年，作为官修图书《大清一统志》的编修，钱仪吉指出，《四库全书》馆臣对《永乐大典》有太多的疏忽，因此有必要对明代的这部百科全书进行重新编修。道光皇帝赞同他的想法，但后来因受到国内叛乱和动乱的影响，朝廷既没有人员也没有资源来完成这项工作。 《四库全书》编修人员的疏忽，不只是表现在《永乐大典》辑佚问题上。一般来说，将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之后，可能会形成更好的文本，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被很好地落实。因此，在校勘过程中，许多图书的序言被省略了，文字内容常存在讹误，地图常被绘制或标记错；结果文本原貌出现了巨大变化。现代学者孙楷第发现，这样的校勘“可能会让那些从事该活动的人感到开心”，但没有什么价值。也有同时代人批判《四库全书》馆臣，认为他们在版本校对方面并不用心。一次，某抄写员在誊写乾隆祖父所撰的一首诗时，错误地将“桃”誊写成了“梅”。这些办事不力官员的大难很快便来临了。当乾隆皇帝自豪地视察热河新藏书楼时，他发现有一卷书的内容竟然是完全空白的！ 《四库全书》所收图书的提要确实包含了某些真相，但也反映了提要撰写者对乾隆政府及其管理的看法（见下文）。也许有关《四库全书》中所含错误最有意思的问题，不在于其管理，而在于对它们的评价。错误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清朝官员是如何看待和回应它们的？至少，于敏中似乎已经意识到，图书整理工作存在质量问题，但他似乎无能为力。他制作了一个“成工册”，以记录每个整理者的工作得失情况。对此，于氏说：“除周编修（山东）外，认真者极少。”又，于氏写道：“此次进呈各书，一日之间，奉上指出两错，书签之错，尤为显而易见者，以后务须留心！……各宜加意，若再经指斥，即削色矣。” 编修过程中出现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肯定是整理工作的速度问题。皇帝曾在他的诏谕和诗歌中，反复重申了他的关注点，即他希望此项目能尽快完成。随着待整理书籍数量的增加，这项工作也变得更加困难。在一个夏天，于敏中匆忙地给陆锡熊写了一封信说：“每日五页尚有一定之程，惟遗书卷帙甚多，每纂修所分俱有一千三百余本，今此内有每月阅至一百六七十本者,告竣尚易；其一百本以外，亦可以岁月相期。”假设每一本至少有二十页，那么，这意味着每人每个月需要阅读两千到三千二百页！ 处于一个不耐烦的皇帝和负担过重的整理者之间的是《四库全书》馆的高级官员，他们只能暂时调解。于敏中继续说道：
面对皇帝这种急于求成的要求，整理者几乎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有一次，当《两朝纲目备要》（一部用纲目体写作的宋代著作）被提交给朝廷审查时，于敏中说：“其前后倒置，目内尚觉无妨，纲内则断乎不可。”“纲”是描述事件的标题，“目”是实际的历史叙述。 另一个可能影响整理者表现的因素是此工作的单调乏味，以及工作可能产生的微不足道的效果。如姚鼐，与朱筠朋友圈中的人一样，他有着极高的学术热情，但不愿意从事考证研究。在姚鼐看来，“宋元人所注经卷帙甚大，而其间足存之解，或仅一二条而已”。我猜测，姚氏这次提及“在馆中”，表明他已经开始在《四库全书》馆工作了。姚氏的传记，参考第四章。《永乐大典》所收图书十分零散，而类似这样一些文本的价值其实并不高。于敏中说，《永乐大典》中的书就像“鸡肋”一样；他又说：“但既办辑多时，似难半途而废。”其中，宋人文集又尤其麻烦。 《四库全书》项目的官僚环境肯定也影响了整理者。我们已经知道乾隆朝后期的翰林院弥漫着竞争的气氛，因此，获得高级官员的关注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如果每一位《四库全书》馆臣的业绩，是由他能够辑佚和整理的图书数量来决定的，那么尽可能提高工作量是关键之所在，其质量或重要性则反而成为次要的追求。遗憾的是，虽然该项目的出发点是国家或学术，但是官僚环境几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个项目的具体实施。章学诚在赞美周永年的同时，也针对《永乐大典》辑佚活动，指责《四库全书》馆臣道：
即使章学诚的描述有一些夸张，但必须承认学者与官僚之间存在着差异。 惩罚整理者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它会有损王朝威望：手稿中的错误可能会损害这项泽被万代的工作。另一方面，在整理者所犯错误中，很少的错误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相比之下，大部分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比如说由于来自不耐烦的皇帝的压力、该工作本身的性质，甚至汉语本身的特点等。朝廷威望与官僚实践之间的冲突，是该时代的一个普遍特点。该冲突从未得到有效的解决；直到1791年，朝廷才将编修人员派往全国各地，要求他们自费纠正各手稿中的错误。但朝廷试图纠正《四库全书》错误的尝试表明，乾隆朝晚期领导人的水平和策略存在问题。 1773年11月13日，皇帝在呈上来的《四库全书》手稿中发现了几处错误，因此，他命令《四库全书》馆审议，并制定出一套防止出现错误的方案。几个星期后，皇子永瑢代表《四库全书》馆上奏皇帝，以回应此事。他在奏折中辩称，问题来自两个方面：抄写员的成果没有被仔细通读，而且整理者的工作也没有被仔细监督。他解释说，《四库全书》馆三十二位校勘人员每天都要整理四十万字以上的文字，而十二位提要撰写人员则每天需要撰写二十万字的提要。这位皇子在奏折中措辞十分谨慎，他尽量避免说皇帝要求的进度太快了，因为这可能会让皇帝不高兴；他也避免说这是整理者的疏忽。取而代之，他宣称，在武英殿准备手稿的总校官很难跟上工作进程。他建议，另外设立二十二名复校官，在将《四库全书》馆臣提交给武英殿的那些手稿转呈给皇帝御览之前，再重新校对一遍。 皇子永瑢也向皇帝建议建立一个考成系统。每位整理者或抄写员对其所负责手稿所做的每一次修正，都会被记功一次。校对员每发现一个错误，也将被记功一次。与之相对应的是，负责该稿件的整理者和抄写员将分别被记过一次。如果编修人员发现了错误，负责该稿件的抄写者、整理者和校对者都会被分别记过一次。但是，如果皇帝在稿件中发现了错误，不仅负责该稿件的抄写者、整理者和校对者会被分别记过一次，而且这个高级编修人员将被移交刑部议处。五年以后，根据他们所完成的工作量，以及他们积累的奖励和记过的数量，整理者和抄写员将被推荐到相应的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被记过数量最多的人，在他们得到朝廷任命之前，将被要求在《四库全书》馆再工作两年。一位研究该项目的现代学者认为，这些制裁“非常轻微”。但实际上这似乎非常适合作为整理工作的勉励措施。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皇帝仍然能在上呈给他的手稿中发现错误。乾隆皇帝的回应受到了两种倾向的影响。这两种倾向也是乾隆朝的统治特征，尤其是乾隆朝晚期的统治特征：将事务委托给相对较少的人，并让这些人亲自对其所提措施的成败负责。 1774年3月，皇帝在一个诏谕中宣称，该问题必须依靠总裁来解决。“总裁等岂宜概以轻心掉之耶？”他惊讶地说道。但并非所有的总裁都应当受到同样的责备：
但其他总裁，如曹秀先、王际华、蔡新、张若溎、李友棠等人，在他看来则是疏忽大意的，应该交给刑部议处。 乾隆朝的总裁、副总裁名单读起来像是“某部门的某官员”。即使是那些受到惩罚的人也是具有相当高地位的：曹秀先是工部尚书，王际华是吏部尚书，蔡新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相继担任过工部、礼部和吏部尚书。 实际上，皇帝正在对大部分朝廷高官施以惩戒，让他们对《四库全书》项目的失败负责。皇帝对总裁、副总裁说，他不承望他们会事先阅读其所提交手稿的每一个字，但他们至少应该阅读足够的文字，以促使整理者保持警惕，并树立一个良好的人事模范。1774年秋天，这些人又一次受到了皇帝的斥责：“朕五月间临幸热河以后，又阅半年之久，何尚未能悉心校勘？”1779年冬天，皇帝添设了一个新的校阅群体——“总阅官”，以审查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存在的错误。 毫无疑问，高级官员的压力一定是极大的，因为他们曾试图隐藏失误证据，以避免皇帝的谴责。在上文引用的于敏中的一封信中，这位军机大臣向陆锡熊坦言道，他十分惶恐，因为皇帝已经发现，其既定计划并没有被《四库全书》馆臣很好地贯彻下来。因此，他催促陆锡熊制订出一个新的时间表，以便“弥补以前欺骗皇帝”的过失。在另一封信中，于敏中讨论了如何修正《意林》中存在的错误。这是由武英殿刊刻的一部唐代集子。他建议陆锡熊在没有得到皇帝批准的情况下继续一些必要的工作。“容俟从容再复。”在皇帝缺乏耐心和官僚误解皇帝意图的情况下，如果能由另外一个人来指出其前任的错误，这将能够很好地维护帝国的颜面。 皇帝的四库：乾隆晚期的学者与国家（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作者：【美】盖博坚 著 ISBN： 978-7-300-26950-4 定价： 69.00 出版日期： 2019-10-16 2019年11月初上市 长按识别下方小程序码进入人大社官方预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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