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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帝王故里与丹阳陵墓石刻(上)

 聆雨江南 2020-01-02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前些日子,有一位常州的历史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丹阳境内的石刻(陵墓)能不能代表故里所在?他的理论根据是:镇江丹阳'断定 ’齐梁故里在丹阳,其根据之一是境内有南朝石刻(陵墓)11处。
  但中国历史的事实告诉人们,所谓'陵墓即故里所在地 ’的说法,是没有先例的。首先,中国历史上帝陵不少,但几乎没有一个朝代是将帝陵修建在自己故里的,帝陵的选择从不按照民间的'叶落归根 ’习惯行事;其次,南朝的宋 、陈两朝的帝陵也无一在其故里,齐 、梁两朝绝不会破例;第三,齐 、梁开国者萧道成 、萧衍及其子嗣的陵墓,并不都在丹阳。况且丹阳境内的陵墓墓主至今大多未能确定;第四,齐 ’和'梁 ’虽为同宗,然而梁灭了'齐 ’,一山不容二虎 ’,两朝帝陵就不可能建在同一个小范围内,所以,石刻陵墓不能代表故里所在。”对于如此“奇谈怪论”,原本是犯不着与之较真的,但是如此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的文章居然发表在了其所在地区的党报之上,不由得令人心生感慨。为了避免毒草丛生,谬种流传,不得不郑重作出回应,以消除其负面影响。
  归纳上述言论,其核心无非是三点:一是齐梁皇帝的陵墓建在丹阳,并不代表齐梁两朝皇帝的故乡就在丹阳;二是丹阳的陵墓墓主至今大都未能确定;三是梁灭齐之后,两朝帝陵不可能建在同一个小范围内。论者进而由此推论:齐梁皇帝与丹阳并无关系。
  事实真相究竟为何,争论双方究竟是谁的观点更接近那段远距我们1000余年的历史?在本文中,笔者将大量引用历史典籍以及当代考古学者的发掘研究成果来还原有关历史事实。
  一、从历史典籍与方志史资料看对齐梁皇帝归葬故里的记述《南齐书 高帝下》(梁萧子显著,中华书局1972年1月版出版,38页)载:壬戌,上崩于临光殿,年五十六。四月,庚寅,上谥曰太祖高皇帝。奉梓宫于东府前渚升龙舟。丙午,窆武进泰安陵。”常州编修于宋朝年间的《咸淳毗陵志·卷第二十六陵墓》(2004年12月常州地方
志办公室点校本)注明:泰安陵,在彭山,南齐高帝所葬按《南齐书·高帝纪》云'建安四年窆武进泰安陵即其地也,今隶丹阳县境,在武进之西。 ’”
  《南齐书本纪第三武帝》(版本同上,43页 、62页)载:“世祖武皇帝讳赜,字宣远,太祖长子也……”临终前嘱咐:“陵墓万世所宅,意尝恨休安陵未称,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  以葬我,名为景安陵。九月,丙寅,葬景安陵。”
《南齐书本纪第六》(版本同上,83页 、91页)载:明帝高宗明皇帝讳鸾,字景栖,始安贞王道生子也……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葬兴安陵。”
《梁书本纪第一武帝》(唐姚思廉著中华书局1973
年5月出版,1页 、88页 、95页)载: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三月甲午,舆驾幸兰陵,谒建陵。辛丑,至修陵。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楼,改名北顾。庚戌,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所经近县奉迎候者少长数千人,各赉钱二千。夏四月乙卯,舆驾至自兰陵。诏鳏寡孤独尤贫者赡恤各有差……五月丙辰,高祖崩于净居殿,时年八十六。辛巳,迁大行皇帝梓宫于太极前殿。冬十一月,追尊为武皇帝,庙曰高祖。乙卯,葬于修陵。”
《梁书本纪第四简文帝》(版本同上,103页 、108页)载:
“太宗简文皇帝,讳纲,字世缵,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是太宗崩于永福省,时年四十九……明年,三月癸丑,王僧辩率前百官奉梓宫升朝堂,世祖追崇为简文皇帝,庙曰太宗。四月乙丑,葬庄陵。”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著,中华书局1983年6月出版,591页~593页)记载:“丹阳县,本旧云阳县地,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武德五年,曾于县置简州,八年废。天宝元年,改为丹阳县……南齐宣帝休安陵,在县北二十八里。高帝父也,追尊为宣皇帝。高帝道成泰安陵,在县口三十二里。武帝赜景安陵,在县东二十二里。景帝道生永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六里。明帝父也,追尊为景皇帝。明帝鸾兴安陵,在县东北二十四里。梁文帝顺之建陵,在县口二十五里。
  武帝父也,追尊为文皇帝。武帝衍修陵,在县东三十一里。贞观十一年,诏令百步禁樵采。简文帝纲庄陵,在县东二十七里。”
《大明一统志》卷十一(明天顺五年李贤重修本,台湾1965年影印本,809~810页)记载:泰安陵在丹阳县北二十五里葬齐高帝。景安陵在丹阳县东三十一里葬齐武帝。兴安陵在丹阳县东二十四里葬齐明帝。建陵在丹阳县东二十五里葬梁武帝父萧顺之武帝即位追尊为父帝。修陵在丹阳县东三十一里葬梁武帝。贞观中诏禁樵采。庄陵在丹阳县东二十七里葬梁简文帝有石兽高丈余郡志齐梁诸陵皆在金牛山中邱埭西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唐陆龟蒙诗帝废金牛绝陵荒石兽稀。”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九十(四部丛刊续编史部 上海涵芬楼景印清史馆藏进呈写本)对齐梁两代皇帝陵墓作出记述的依次为:齐永安陵在丹阳县东北三十里,高帝父,追尊为宣帝。高帝泰安陵,在丹阳县东北三十一里,齐本纪,太祖窆武进泰安陵,陆游曰,自常州西过吕城,又西北至陵口,距丹阳三十余里,见大石兽偃仆残缺,盖南朝诸陵墓也。武帝景安陵,在丹阳县东三十二里。明帝兴安陵,在丹阳县东北二十四里,舆地纪胜引镇江志云,高武明三帝陵,并在金牛山。梁建陵,在丹阳县东北二十里东城村,武帝父,追尊为文帝。武帝修陵,在丹阳县东二十五里皇业寺前,唐贞观十一年,诏令百步禁采樵。简文帝庄陵,在丹阳县东二十七里,与在丹阳县东二十四里,两有齐梁陵。”从上述史籍资料可以看出,尽管对诸陵的确切位置里数不尽一致,但对齐梁两代皇帝的落葬之处的记载仍然是传承有序 、脉络清晰的。
  二、当代专家学者对丹阳诸陵和石刻的记述与认定帝王陵寝制度是封建社会礼仪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丧葬礼仪制度的最高等级,不仅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丧葬习俗,而且是有关朝代物质文化兴盛衰落的具体体现。丹阳境内的这些石刻象征着什么?它们与齐梁皇帝陵墓究竟有着什么关系?齐梁皇帝陵墓为何要落葬于斯地?
历史学家杨宽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 )一书“墓的名称变化”一节中指出:“君王的坟墓称'陵 ’,是从战国初期开始的,首先出现于赵 、楚 、秦等国。《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三三五年)起寿陵 ’,这是历史上君王坟墓称'陵 ’的最早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根据《秦纪》,记载有惠文王'葬永陵 ’(秦武王卒于公元前三零七年)。秦国是从秦惠王开始称'王 ’的,同时他的坟墓也开始称'陵 ’12页)。至于陵出现的原因,作者进一步论述道: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陵 ’,看来出于下列二个原因:第一,当时作为封建的身份等级制中最高一级的国王,坟墓确是造得最高……当时人已把高大坟墓比作山陵,因而很方便地把国王的高大陵墓称为'陵 ’。第二,战国时代人们已用山陵比作最高统治者,把最高统治者的去世隐讳地称为'山陵崩 ’。因此,当国王活着预先建筑坟墓的时候,为了避免不吉利,也就隐讳地称为'陵 ’或'寿陵 ’了。”(13页)可见,陵”这个名词从战国方开始成为帝王的专用名词。该书又指出:“从战国中期国君开始兴建陵   墓起,同时就有陵区的设置,往往用二个以上的陵墓排列成一个陵区,这也是用来显示君王'威势 ’,作为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的。”160页)……“南朝各代在国都建康(今南京)附近,也都选择山地作为陵区。例如齐梁二代陵区的总入口处在今江苏丹阳以东的陵口镇,那里就陈设有比一般陵墓前形制较大的石麒麟一对作为标志。”(163页)。
  
由此得知,只有帝王之墓穴才有资格被称之为陵墓,同时,也只有帝王之尊才有资格享受陵墓之前巨型的天禄 、麒麟石刻以及墓穴内部大型壁画。那么,丹阳自齐 、梁两朝之后是否再有人登基称孤道寡否?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作者黄景略 、叶学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11月出版)记述:“据文献记载:六朝时代帝王陵墓有71处,至今地面有遗迹,或已经发掘可能属于帝王陵墓的约有40处,集中分布在江苏省南京市和丹阳市两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曾作过多次调查,并发掘了其中一些陵墓。如南京东晋穆帝永平陵和恭帝冲平陵,丹阳南齐景帝修安陵 、宣帝永安陵或高帝泰安陵 、东昏侯墓或和帝恭安陵,南京陈文帝永宁陵和宣帝显宁陵,以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等。”(100页 )齐和梁两朝皇
帝的帝陵大都在丹阳,这是由于他们的家乡在丹阳。在陵区的总入口处竖立两座大型石刻麒麟以作标志,称为陵口。《乾隆丹阳县志》有比较明确的记载:梁时公卿谒陵,由方山下秦淮河达丹阳运河,经萧港口,直达庄陵 、修陵 、建陵……而于此河特置石麒麟二,以为标识,故名陵口。 ’陵口以内方圆约60公里的范围内,埋葬了齐梁两朝的帝陵11座。大体可分为南北二区,北区六座,南区五座。其中齐陵八座,梁陵三座。”(101页)。
  《全国重点文物大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0处 )一书235页指出:丹阳南朝陵墓石刻,在丹阳县境内已发现的主要地点有陵口镇萧梁河两岸 、狮子湾 、仙塘 、前艾庙 、金王陈村 、烂石垅 、三城巷 、水经山村等八地十处。这十处陵墓主要是南朝时的齐 、梁两代的帝王 、帝后陵墓。其中有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 、齐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 、齐武帝萧赜的景安陵 、齐明帝萧鸾的兴安陵 、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 、梁武帝萧衍的修陵以及金王陈村 、烂石垅 、水经山村已无考失名的陵墓。
  
(作者彭卿云 、刘炜等,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穿越时空 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辛爱罡 、张征雁 、赵策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188页 )记述:根据文献记载,六朝帝后王侯陵墓共有74处,其中除12处葬地不明外,其余大部分均葬在南京及其附近。对于南京六朝陵墓,近代开始便有学者进行调查,其中最为完备的为30年代朱希祖 、朱父子进行的调查,共发现陵墓28处。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发掘工作,查明地面有遗迹可考者为33处,分布在南京及周围江宁 、句容 、丹阳等地。这33处中,有名者26处,失名者7处。”
《魏晋南北朝考古》(罗宗真著,中国文物出版社2001年  6月出版,93~95页)一书中明确地写道:南方六朝陵墓主要集中在南京地区(含江宁 、句容 、丹阳三地 ),以其独有的制度和风格著称于世,是代表当时历史文化 、艺术的实物标本。
  从有关史籍得知,六朝陵墓,凡帝后王侯者共计七十四处,除十二座葬地不明外,余者绝大部分在南京地区。南京附近六朝陵墓的调查始于近代,最早当推清同治莫友芝的《金石笔谈》,其中所记不过八处。清朝末年,张璜《梁代陵墓考》中共记十四处,也包括了除梁以外的南朝各代者。1934年,朱希祖和朱父子等人调查,共得二十八处。1949年以来,经过考古调查,又增为三十二处,其中南京十处 、江宁九处 、句容一处 、丹阳十二处。1949年以来,发掘的大型墓葬属于或可能属于陵墓的有八处,南京五处,丹阳三处。其中地面有遗迹的五处,无遗迹的三处。”在该书的续表四中,对丹阳境内的帝王陵墓一一详细地列出了这些帝王陵墓的所在位置分别为: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丹阳东北狮子湾;齐高帝萧道成泰安陵,丹阳东北赵家湾;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丹阳东北经山鹤仙坳;齐东昏侯萧宝卷或和帝萧宝融恭安陵,丹阳东北经山金家村;失名之南朝墓(可能为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墓),丹阳东北经山北麓;失名之南朝墓(可能为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墓),同上;齐武帝萧赜景安陵,丹阳城东戎家村三姑庙;齐明帝萧鸾兴安陵,丹阳城东萧德乡东城村;梁文帝萧顺之建陵,丹阳市荆林乡三城巷;梁武帝萧衍修陵,丹阳城东城村;梁简文帝萧纲庄陵,同上。
  
《寻常的精致》(杨泓 、孙机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151页)指出:南朝的陵墓石刻,保留至今的遗迹分布在江苏的南京 、丹阳和句容境内,其中南京的十七处石刻和丹阳的十三处石刻,都已在   一九八八年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两地保存的石刻又各有特点,宋 、陈两代帝陵石刻和梁代的一些王侯墓前石刻,集中分布在南京境内,而齐 、梁两代帝陵石刻则集中分布在丹阳市境内……丹阳南朝陵区,主要集中在距市区约五公里的荆林一带,那里由南向北排列有四座南朝帝陵,并都保留有石刻遗迹,它们分别是:齐明帝萧鸾兴安陵,陵前神道石刻仅存一神兽;梁文帝萧顺之建陵,陵前神道石刻保存较好,依次排列有神兽 、方形石础 、石柱和龟趺各一对;梁武帝萧衍修陵,陵前石刻仅存一神兽;梁简文帝萧纲庄陵,陵前石刻仅存一残神兽。除荆林一带集中分布的四陵石刻以外,还有七座齐代的帝王陵墓分散地坐落在丹阳市境内,包括宣帝萧承之永安陵 、高帝萧道成泰安陵 、景帝萧道生修安陵 、武帝萧景安陵和东昏侯萧宝卷墓,还有两处佚名的陵墓,可能分别是废帝郁林王萧昭业和海陵王萧昭文二人的坟墓,这些墓前都保留有石刻遗迹。”
《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刘庆柱主编,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314页)记述了下列情况:“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东晋 、南朝墓葬,其中至为重要的是帝王陵墓和大族家族墓……东晋和南朝的帝王陵墓,分布在今天的南京附近和丹阳 、江宁 、句容一带,其中一些陵前的大型石雕还保留至今……齐梁两朝的帝陵位于丹阳,在胡桥鹤仙坳 、吴家村和建山金家村先后发掘了三座帝陵。
  由此可见,经过对照古籍以及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丹阳境内的陵墓墓主是较为清晰的,不知道怪论的炮制者所称“丹阳陵墓墓主至今大多未能确定”的论据从何而来。

 (来源: 2009-12-02 丹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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