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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光中叔第一次回重庆，外地叔姑来渝齐聚。 台北来信
作者：杨耀健 1948年秋，上海国防医学院在重庆招生，我的二叔杨光中被录取。他去上海报到途中，绕道安徽，打算看望自己的女朋友。其时内战激烈，炮火连天，国民党军为补充兵员，见到青年就要抓壮丁。杨光中乘江轮东下，刚入皖境即被抓丁。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他灵机一动，半路脱逃。好不容易走近上海，他又再次被抓，强征入伍，随国民党军撤往台湾。1949年10月，重庆至台湾航线尚未中断，祖父收到光中叔最后一封信，立即把窘迫的家境梳理成文绉绉的话语，郑重地装进信封，期望能得到儿子的回应。可是此后由于海峡两岸隔绝，再未收到过他的只言片语。1957年，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王恪亭获准到台湾探亲，回来说是见到过光中叔，祖父欣喜若狂，马上又提笔写信，托人经香港捎往台湾。但光中叔如同一则渺不可寻的谜语，最后竟连谜面也一齐消失在水天之际。上万门大炮和美国第七舰队的封锁，使大陆和台湾变成咫尺天涯。我是杨家的长孙，幼年跟着老人过，记得相框里有张相片，一位小伙子坐在船头沉思，却从未在家中出现。每逢佳节，祖父祖母就取下相框，捧在手里端详，嘴里还念叨着：“不知老二怎么样了？”长大后我才清楚，那是光中叔在日月潭边的留影，也是他在信中夹寄的唯一的一幅照片。远行的游子是两位老人的心头肉啊！他孤身一人在外，身体好不好、功课如何、会不会结交坏朋友、受不受人欺负？夏日里，他是否经得住蚊虫的叮咬？秋去冬来，他是否有御寒的棉被？哪一天梦见了儿子，老人就互相倾，热泪盈眶。岁月如同光滑的珠子，从手中一颗一颗地脱落，老人对儿子的记忆，却在光阴的长河中越磨越亮。
2003年9月，光中叔第二次回重庆，在我家作客。妹妹夫妇到场。 一年年雁南飞，一年年春草绿，无情的炮火击碎了团圆的美梦，和谈的构想也因台湾当局拒绝而不能实现。1964年，祖父因病去世，他等了16年，出殡时五个子女都来扶灵，就缺个老二。在他的墓碑上，亲人们执意刻上了光中叔的名字，他不能为父亲养老送终，到底是家族中的一员。为了这份尘缘，祖母含辛茹苦又等了多年，她满头的青丝变作白发，无声的抽泣在绵绵的企盼中化为相思的碧血。1987年祖母病重，她挣扎着要剪断对光中叔的牵挂，可痛苦的是她的剪刀太钝了。她那双曾为儿子换过尿布，为他包扎过摔伤的膝盖，为他包过饺子的手，实在不想松开。我出差时到贵阳大姑家看望她，老人难过地说：“你二叔可能不在了，不然他为啥不来一个字呢？”然而，正是对儿子的思念，支撑着老人又多活了一年，直到91岁高龄方才与世长辞。在祖母的墓碑上，又镌刻着光中叔的名字。她盼儿子盼了将近40年！ 祖父祖母留下的泪点成了干涸的涩盐，留下的花束成了枯萎的败絮，留下的梦纵使在大江两岸长成了相思树，却也难化成两片摇向彼岸的桨。几十年风雨，不知带走了多少叹息与泪水，往事如烟，只有那张照片一直在亲友间传看。这一切层层结痂的伤痕，隐含着不言而喻的沧桑情节。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陆改革开放以来，首先停止了对金门的炮击，表明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诚意，随着两岸民众要求通信、通邮、通航的呼声越来越高，台湾当局也放宽了禁令。1991年光中叔发函寻找大陆亲人，经重庆市对台办协助，他终于从尘封的历史中走出来，和我们建立了通信联系。那一夜，风静得像一根系舟的缆，把时间系住。亲人们捧读光中叔的来信，隐藏多年的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光中叔到台湾服完兵役，转业到淡水当警察，后调台北桃园机场外事股任职，负责对外国游客的安检。他自幼喜爱文学，早在中学时代就在重庆出版过诗集，所以但凡有闲暇，他便大搞所谓的“正事”，也就是写作。他的诗、散文、杂文、小说都写得很好，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出一本书。历年来，他在台湾、香港出书60余种，是台湾有名的作家，现在定居台北。多年来，他也一直试图与大陆亲人联系，亦未能如愿。2000年5月，光中叔第一次回到阔别半个世纪的重庆。相见之时，我不禁百感交集。我想起两位望眼欲穿，却未盼到儿子的老人；想起父亲几兄妹因为有“台湾关系”，尽管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一个都未能入党，“文化大革命”还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想起战争和政治动乱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更加感到新时期的一切来之不易。民族的使命和荣光不允许我们留下这本沉重的帐簿。但愿祖国早日和平统一，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光中叔在我家作客，杨家亲人再次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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