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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间，经济学领域在制度研究上取得不少进展。这些研究以“制度与经济、政治间的关系”为核心命题，有些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现代国家中产权、法律系统和社会文化与生产和贸易间的关系，有的从历史角度考察了制度在工商业发展中起到的长期影响。 所以，制度究竟是什么？North和Weingast在1989年发表的著名的光荣革命论文激发了后续一系列“制度即社会规则”的研究。“社会规则”这一概念包括了正式与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指法律法规等明文规定，非正式规则更为软性，是指社会中约定俗成的规范和行为基准，也可以更广义地被理解为社会文化。当然，这些规范所适用的范围也因事而异、因时而异：譬如在求职面试中，虽然多数用人单位对着装并无明文规定，但面试金融、法律行业的求职者会穿得西装革履，面试科技公司的则会身着T恤牛仔上阵。 将制度定义为规则的学者所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是：一、规则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或是说，规则创造者该运用什么样的制度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二、具体的规则是如何通过不同利益方的谈判、商议而生成的。在第一种情形下，他们的研究主体是规则的受众，即普罗大众，在第二种情形下，他们的研究主体是可以运用权力去影响规则制定的人，如国会议员等上层政治精英。换句话说，制度与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些人选择制度，以及所有人遵循制度。 到了这里，我们不禁要发问：为什么有些规则得以选中，另一些则被摒弃？部分学者认为，某些规则之所以被摒弃，之所以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某些政治精英无法信守承诺，无法遵循这些自己制定的规则——那么与其让精英们监守自盗，还不如放弃规则，让大家都别玩儿（Acemoglu 2003）。同理，一些制度上的改革无法实现，也是由于改革受益方不能信守承诺，在改革完成后对利益受损方作出补偿。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制度选择是一个长期进化的过程，在不同制度间的竞争中，低效的遭到摒弃，高效的得以留存（Alchian 1950, Williamson 2000）。 与此同时，制度改革与进化也带来一个相关问题，即一旦高效制度在未来变得低效，它将如何被新的制度所取代？换句话说，制度的变迁是如何产生的？North（1990）认为，是正式和非正式规则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制度变迁成为可能，是非正式规则的渐变使得人们能够对正式制度作出 “蓄意”的改变。比如说，商人们在已有的正规制度下通过商业活动等逐利行为积聚财富，逐渐形成一个拥有政治影响力商人阶层之后，才会寻求对规则进行改变。诺斯之后，有一些学者对其正式/非正式规则的理论框架进行了修改和延伸，如Roland（2004）认为，在非正式规则已经积累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并与正式规则之间日趋不相容的时候，正式规则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改变；而Brousseau和Raynaud （2011）则认为，规则的创新始于非正式，那些获得成效而因此得到广泛传播的规则，最终会被纳入到正式规则中去。 虽说以上理论各有其道理，但它们共有的一个弱点是，对非正式规则的定义过于模糊——如果认为一切不遵循正式规则的行为都是在遵循非正式规则，那么我们将很难对观测到的行为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另外，尽管“制度即规则”这一框架对许多问题有着强大的解释力，但它仍然难以回答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制定的规则如何得以执行，而受众又在什么情况下愿意遵循规则？譬如说，大家都知道红灯时不该穿越马路，但许多行人仍然照过不误；一些明文规章制度，也仅仅停留在纸上，没能在生活中得到实施。 在一个社会中，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规则和人们实际遵循的行为准则之间，通常存在一定差距。如果不研究人们遵守或不遵守某种规则的内在动机，我们将很难理解制度的运转是基于怎样的逻辑，以及为什么有些制度可以良好运作，有些则不能。而理解后者，才能让我们理解落后国家的现状：许多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被仿效、甚至移植到不发达国家后，经常水土不服，有的甚至完全失败，这一现象背后究竟有哪些深层原因？ 为研究这两个问题，学者们首先对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扩充，从狭义的“制度即规则”延伸到了广义的“制度即体系”。Greif （2006）认为，制度是一个包含了信念、价值、预期、社会规范等元素的体系，这些元素共同在社会里生成一套规律和行为模式。与之前的“人们选择制度、人们遵循制度”不同，这一概念将人作为行为主体纳入到制度中来：人的行为形成制度，而制度又反过来通过影响人对他人行为的预期，来强化人本身的行为。因此，能够运转的制度都是“自我执行的”，其运作逻辑也必然是自洽的。 从这一理论视角研究制度，学者们必须将已发生的事（equilibrium outcome）和未发生的事（off-equilibrium path）一同考虑进来。已发生的为什么发生了，没发生的为什么没发生？换句话说，是怎样的内在动机让人们选择了A行为，并抛弃了B行为？让我们假设有一个治安平稳、无人偷盗的社群。社群成员不选择“偷盗”行为，是因为在他们的预期中，偷盗会受到其他成员的严厉惩罚；而这一预期成立的前提是，在有人偷盗的情形中（偷盗没有实际发生，所以这只是假定情况），社群的其他成员存有严厉惩罚小偷的动机，因此会选择严厉惩罚的行为。是这些内在动机和人们趋利避害的选择，共同构建起了社群的平稳治安。 这就表明，若是政策和规章（作为正式规则的一部分）无法在已有社会中生成一套自洽的行为模式，那么它们就很难达到规则制定者所企望的效果。而我们也需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行为通常源于多种动机，这些动机之间可能相互一致，也可能相互矛盾，因此，支撑一个制度体系的，通常是一套多重的、复杂的逻辑，并且一种逻辑与另一种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 Greif（1994，2006）以中世纪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商人的远距离贸易为案例，拓展研究了文化对制度的影响，以及现有制度与未来制度发展的关系。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商人通常需要雇佣本土代理人，而如何规范代理人的行为、确保自己不受骗上当，则成为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Greif认为，马格里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使得商人们可以利用 “多向惩罚机制” 来规范代理人——欺骗一个马格里布人，会受到全体马格里布人的制裁——而遵循个人主义文化的热那亚商人就不拥有这一选择。但同样希望贸易能够良好而有序地进行的热那亚商人，对契约签订及法律监督产生了强烈需求，因此热那亚便形成了发展现代商业实践（如合约法、复式记账法等）的土壤。 那么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发问，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如何解释制度的变迁？Greif和Laitin（2004）提出了一个内生性制度变迁的理论。他们认为，社会体系里存在一些元素，它们在短期内对制度几乎不产生影响，但在长期内则产生显著影响。比如说，现有制度对于财富的分配、知识的积累、价值观的形成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只有在长期内才能得以体现，再比如说，一些短期内就发生了的变化，只有在长期才能被人们观测到、意识到或是充分理解——那么即便这些元素对制度确实有推动作用，也只可能是在长期产生效应。 理论上，这些元素会制造两种可能的推动作用，一是对已有制度进行强化，二是对已有制度造成破坏。具体来说，强化作用体现在，使得现有制度可以在更多的社会情境中得以“自我执行”，破坏作用则体现在，使得现有制度在更少的社会情境中得以“自我执行”。而当破坏作用足够强大，使得人们的行为与他们的价值和预期不再一致，制度的运作逻辑不再自洽，从而使得制度不再能自我执行，这个时候，制度的变迁就会发生。 本质上来说，“制度即规则”和“制度即体系”这两个制度研究的理论视角，探讨的是两组不同的制度问题。前者假设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执行环境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不同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以及一个社会如何选择制度；后者则是在更广泛的情境下，研究制度的行为基础及其运作逻辑——制度并非刻意“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内部自行形成的一套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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