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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这个作品时，我就想它是难以出版的，甚至是难以参加摄影比赛的。说它难以出版和参加比赛，是因为这个作品非常容易引发争议，或者说更多的人也无法理解，它的创作方式偏离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参加TOP20·2019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纯属碰运气，当时考虑的是这种“偏离常规”太远的作品是否符合“中国新锐”这种语境，评委是否会欣赏，结果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另外数量30张严重限制了我的发挥余地，因此才会用四张合成一张的临时方案，而在展览时，我又把照片数量增加了一倍。所以在鼓励创新的活动中，这种数量上的限制其实是非常不妥的。 回到刚才的问题。首先观众所看到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我自己的。这里存在着版权的困惑，也是这个作品我判断无法在国内出版的原因。类似地，美国艺术家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也一直深受官司的困扰。当然在美国，社会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方式抱有更大的开放态度，这使得艺术家虽然充满争议，但依然可以创作和出售作品。但在中国还真不好说（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差异很大）。中国的社会环境不仅在艺术观念上是落伍的，法律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使得出版这个作品充满未知的风险。  理查德·普林斯“挪用”于instagram上的肖像引发巨大争议 但是行进中的艺术不就是一直在挑战传统的各种体制吗？如果《平行》看上去不符合规矩，偏离常规，反而是让我自己满意的地方。这也是我一定要以画册的方式出版这个作品的原因。我可以不假手于别人，一个人创作，再一个人设计所有的呈现方式，同时通过其它方式给它一个合法的身份。当然没有合法身份我也不在意，借用福柯的话，这种所谓的合法身份也是权力赋予的，而权力都是可疑的。 第二个次要的困惑可能来自于图像搜索这样一种方式。独立电影导演袁园老师评价它提供了一个观念的框架，观众可以凭类似的方式去创作跟我类似的作品。这番话让我想到了约瑟夫·科苏斯（Joseph Kosuth）的《一把和三把椅子》，约瑟夫·科苏斯作品中的椅子和照片是不固定的，每次展览可以提供不同的椅子和照片，以此来说明重要的并不是作品形式，而是观念。当然我的本意并非如此，因为以图搜图并非是一个观念框架，我的目的也不是让观众去做类似的创作。当然这种方式是非常好玩的，我在很多夜晚经常一个人长时间观看搜索出来的海量照片，这种观看比看各种大师作品还让我着迷，因为我经常能够发现一些“不错”的照片，它们就像专业摄影师拍出来的一样。互联网上的照片之丰富出乎我的意料，让我常常觉得再拿相机去拍照片纯属多余。很多时候我宁愿去观看各种大众所拍摄的照片，而倦于观看“专业摄影师们”已经被规训得毫无趣味的照片。于是以图搜图成了我很多夜晚的乐趣所在。故此，这个作品是个意外，它不是刻意做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我自娱自乐的副产品。  约瑟夫·科苏斯：一把和三把椅子 还可以补充一点的是，欣赏业余人士的照片已经成为我多年的爱好。我在两年前就热衷于观看收集微信朋友圈或者社交app上非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后来还痴迷于观看淘宝上的照片，这种想法跟郑知渊老师不谋而合，我在不经意中看到郑老师也痴迷于淘宝，他搜集了大量淘宝上有趣的照片，于是我才暂时终止了，不过说不定哪天还是会继续去做淘宝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做了很多不太成熟的初稿，各种尝试都有，现在想来，还是谷歌搜图是完成度最高的。 可能有读者会好奇，我是以什么标准去挑选照片的，这也是《平行》这组作品的核心点之一。记得凯伦·史密斯女士在浙江美术馆现场问我，我这是想表达什么，我当时并没有十分肯定地回答。这其实是我一开始想避免的，也是我在这个作品的自我阐述中并未清晰表达的原因。作为一名有写作倾向的作者，我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创作者去创作一个作品时，必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一旦作者的想法成为作品唯一的阐述时，这个作品也就死亡了。所以在文字上，我尽量避免任何自我阐述，只叙述了创作的背景。而作为照片挑选的“标准”，我可以透露的一点是，我是按照“专业摄影师”或者“艺术家”的眼光去选的。实际上，互联网上大部分普通照片还是毫无趣味的，不值得一看，而有些趣味性过于强烈和过于“漂亮”的也被删除了，另外过于叙事性的照片和像素太低的照片也没有入选。  作品《平行》在浙江美术馆展出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国内著名人士对我这个作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策展人杜曦云先生认为这个作品是“反摄影”的。这个观点跟高世强先生的观点有相似之处。高先生作为TOP20·2019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的评委在评论《平行》时认为，这是“大数据背景下对摄影本体和摄影评判标准的一种睿智思考，同时，它又不失摄影作为视觉艺术在图像获取方式方面的开放性和敏感觉悟，兼具时效性和深刻性。”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的艺术家邵文欢老师也对我这个作品产生了兴趣，他认为挪用过来的照片原封不动和进一步裁剪会有不同的解读，并觉得这个作品还可以进一步扩展。事实上我确实尝试过其它多种方式，目前读者所看到的只是其中一个。 对于一个作者，最高兴的莫过于听到各种反馈，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没有反馈的作品很容易快速死亡。除了上述面对面的反馈以外，我还看到了一些文字上的反馈。天津的刘振宇先生甚至写了一篇文章《图搜图程序为摄影带来的际遇与挑战》，认为我是国内首批以图搜图用于摄影创作的艺术家。我对他文中的观点感到好奇，他认为以图搜图这种方式带来的是“形式趣味的终结”。艺术评论家郑煦妍女士在她的《表象的迷宫》中认为，我通过裁剪改变了原始照片的语境，原来的“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已经被阉割了”，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疑惑，照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假杂志作家杨怡莹在一篇《我们也去看了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中认为我的作品“完成度和表达准确性上还无法令人满意”，这确实点出了当前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认为展览的呈现方式是仓促和临时性的，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作品起源于李·弗里德兰德（LeeFriedlander）的这张照片
但是这个版本的画册打算以这样的方式定型了。在设计的时候听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朱炯教授的建议，特地增加了谷歌搜索链接，以此来表明作品隐含的创作方式，因为这个方法是非常独特的，它对帮助进入作品的语境有巨大的价值。 这个作品看上去简单，实际消耗的时间很长，大约花费了一年时间，拍摄了100多张照片，观看了超过50000张照片，挑选了大约1000多张初稿，然后精选了其中一部分。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观看我临时制作的网页手机版：http://cixihundun.wap./wap_cixihundun.html。点击里面的图片可以直接跳转到原始搜索结果。 现在，关于《平行》的画册版即将成型，限量200本，意味着这个作品的纸上版本只有200位读者可以完整看到。这个版本的观看方式跟浙江美术馆展出的方式差异很大，部分照片也有所调整（当然网上流传的TOP20版本照片数量更少，也不符合我最初的想法）。我认为展览、摄影书和网站是这个作品的三个不同观看方式，我会更重视画册的定型方案。 许多年以前，我跟我的好友作家赵思舜先生打趣：人一辈子，要生一个孩子，炒一次股，出一本书。我一直以为我的第一本书一定是一部小说，没想到居然是一部关于摄影的画册。这也因此成为我个人最有意思的纪念物。 2019年12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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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平行》在浙江美术馆展出
这是第一次根据李·弗里德兰德的上面那张照片在百度上的搜索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