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柳枝上的一声鸟叫、水壕里的一串蛙鸣、小巷里的一阵犬吠、土墙上的一泡童尿，在我儿时的“百草园”里，搭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跷跷板”，让我和太阳大哥、月亮小妹昼夜对话。半个世纪后，坐在县城高楼的阳台上、顺着鸽哨声，遥望生我养我的地方，心里总是感慨不已，对于已成年的我，童年生活里那些美好、迷人的“连环画”“小人书”都已渐行渐远，只能留在奶奶哄我入睡的摇篮里，挂满蛛网，被岁月尘封，让我的儿孙后辈们憧憬和陌生。
我的家乡大牛堡是晋北中部黄土高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子，阳武河从村南流过，是原平市有名的“十八村水地”之一，春种、夏锄、秋收、冬储，四季明显的中国农耕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1957年农历腊月廿七，我降生在这里的农家土炕上。“三翻六坐九爬撒”，是我们当地的民谚，其义是落地婴儿3个月后就会翻身、6个月后自己能够坐立、9个月就会爬了。我却笨得出奇，且胆子又小，这些“天生本领”总是比别的孩子迟很长时间才能“拥有”；再大些的时候，总是扯着奶奶的衣襟不离半步。4岁那年，祖母下世，我只能成了娘的附属品：母亲做饭，我拉风箱，还用铁铲子往灶火上加炭；母亲锄地，我坐在“锄刃”上耍赖；母亲割谷，我也要摸摸镰刀。童年的我，懵懵懂懂感知了农耕生活的好玩。
小学四五年级，我已十二三岁。下学后，我便提上箩头、拿上小铁铲子，叫上同巷的三黑猫跑到地里，顺着不种庄稼的圪塄去剜草。娘教我说，灰菜、甜苣、蒲公英、水稗、苜蓿等都是好草，猪吃了上膘快，腊月里能多杀肉。于是，每天一下学我就去剜草，盼着过大年能多吃几块肉。
上初中也是在村里，下学后除过用小铲子剜草、用镰刀割草，长大的我更学会了玩耍：站在三五米处，用半头砖对准对方立在地上的半头砖一扔，打倒了，算赢；打不倒，算输。输了，就把自己的砖立起，让对方打。这种耍法我们当地叫“打岗”，挺费力气。不太费劲的是“扇元宝”。所谓“元宝”，就是把两张长条纸压在一起，二分为四，先把下面的一部分叠成三角形折起，二三部分照此顺延，第四部分插在第一部分里，这样就叠成了一个“元宝”。玩的时候，我把元宝放在地上，对方拿着他的元宝，对准我的往地下扇，若我的元宝被对方扇得翻了个，对方就赢了；若我的原地没动，对方就得把他的元宝放在地下，轮我扇。同院的玉玉鬼点子多，扇元宝的时候总是解开衣襟，这样产生的风大，一扇就赢。娘说玉玉耍奸，我就不跟他玩了，换成同班的扁增奎了。
冬天里的开仗很惊险。一到星期天，我们村的男娃就和上默都村的男娃排兵布阵，进入“实战”。两村以渠为界，“兵”力相当，都是三五十人；年龄相仿，都是十四五岁；成分一样，都是在校初中生。大家以手为枪、以土坷垃为子弹，口哨一吹，开始攻击，双方“战士”使上吃奶的劲，把攥在手里的土坷垃瞄准对方抛出去，“子弹”竟嗖嗖作响。看到对方有人“中弹”后疼得直叫，我们便大笑，好在土坷垃打在身上造不成大的伤害。可有人违反游戏规则，把土坷垃偷换成石块，比我大的远明哥就被对方的石块砸在了鼻子上，顿时鲜血直流。“战友”挂彩，我们冒着“弹雨”扑向对方，对方见势不妙，夹起尾巴就逃跑了。
高中从范亭中学毕业回村后正式当了社员，我也就加入了修蓄水池的劳动，挖土、搬石头、拌灰，起早贪黑，学下了不少本领。蓄水池修完后，队长又让我跟着双恒伯学赶着驴耕地，我便先在一旁看，知道了驴脖子上戴的叫套引、把驴套在犁上的绳子叫套绳、插在地里破土的叫犁铧、手扶的部分叫犁拐、犁拐到犁铧的弧形部分叫犁弓；看懂后就学着干，到地头后，跟着双恒伯，用牵着牲口的缰绳把两头驴套在耕犁上、把配套的环节一一落实，待双恒伯检查完说“好”后，我右手握犁拐、左手一扬鞭，驴便开步，耕犁过处，沃浪翻腾。学会耕地后，我又向队长主动请缨“托砖坯”，让木匠同学金元做了一个木制的砖模，一次能托3块。这种活在农村苦最大：先是和泥，接着双手使劲把泥弄在砖模里，压结实、刮平，双手端起，在干净的场地弯腰扣下。这样一下又一下，累得我不停地喘气，但我咬紧牙，心里发誓，非要把这个本领学到手。一天下来，我只能托300个，在整个工地上是最少的，可工地上的叔叔、长兄都喝彩我，说刚从学校毕业能吃下这苦就很了不起了。
娘看着我满手泡、泥里浸泡过的双脚裂口子渗血，找到队长坚决退了我揽下的这项高工分营生。恰在这时，村里的学校缺下教员，村党支书田寿伯让我当民办教师；后来，我参加高考，上了五寨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当了公办教员；再后来，我又上了山西教育学院，调到县教育局干了3年，再调到县里新闻办，当上记者至今。是故乡的农耕生活历练了我，是故乡的农耕文化养育了我、培植了我“坚韧不拔”的意志，让我在艰难困苦中能立长志，还成为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