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们的现实主义1

内心火热，头脑冷静。

——写作的原则之一

1、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礼记·大学》有言，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讲的是三国东吴大将吕蒙的故事。

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人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这个道理经常被忘记。

还有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得更粗俗点，“狗改不了吃屎”，“就那个德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人这一生就显得有点儿绝望了，如果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那还要努力做什么？

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的人一生都在学习、不断调整自己，慢慢地改变，有的人一旦成年，就不再怎么变化了（除了慢慢地变老），一辈子也就这样了。这里有个比例。

有个研究说，90%的人过了少年时期后，性格等各方面就定型了，以后终其一生，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了，而另外10%的人，是真正的终生学习者，能够不断演化。所以古语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年少的时候要认真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因为大部分人少年时期过后，就很难再有什么改变了。

既然如此，那些能够改变的人，在什么情况下改变了？佛教有个词语叫做“觉悟”，还有“醍醐灌顶”、“开窍”等说法。人什么时候会“开窍”？

这就不好说了。你一直在念叨的某些理念，或许并没有起作用，等你经历了一些事之后，某一天，忽然有所领悟，或许就“觉悟”了。这就像化学反应，得有各种物质混合在一起，在搞清楚原理之前，你不知道是哪种物质跟哪种物质发生了化学反应。你经历挫折，看了某本书，跟某个人交谈，你心里想要的东西——这些事交织在一起，让人“觉悟”。

人的改变源于认知升级，而且这个过成是不可逆的。大部分人的认知升级都是很难的，因为要“意识到”某件事，要对某件事“有概念”，是很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很难改变的原因，因为认识升级本身是很难的。

目前对认知的研究，有名的是邓宁-克鲁格认知曲线，将认知的四个阶段划分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知道。第一阶段通常让人自信心爆棚，无知者无畏，却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宇宙的终极真理。当你认为应该如何的那个世界跟现实世界不一样时，这时候的认知就堕入到了“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绝望之谷。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去经历这个阶段的，总把自己知道的那一点一鳞半爪的东西，当作是概况所有情况和现象的万能钥匙，继续让自己沉醉于“我什么都知道，世界没有我不知道的”的美好幻觉中。

为什么会有10%的人愿意经历认知升级的过程，而90%的人不愿意？这又是一个好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为什么？

通过投机取巧、拉关系、混日子等能够获得的东西，就不会通过发展自我去获得，这是人性的共同点。如果通过搞关系这么简单轻松的活，能达到目的，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提升自己去获得呢？

有研究说，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传统）侧重于用礼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体系中，重点论述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首先定义了君臣父子、长幼，定义了什么是君子，如何做君子。定义了小人，讨论了如何对待小人。定义了民众，讨论了如何对待民众。简而言之，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兴趣，主要精力花在怎么跟人相处上。

而继承了古希腊文明传统的西方文明，则侧重于注重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对大自然充满了好奇，通过寻找规律，来征服和利用大自然的力量，为自己服务。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探索大自然上，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宗教信仰来维持，也就是契约。因为人与上帝是有契约的，人与人之间也依契约行事。契约到了今天，就是合同。西方人的契约精神是宗教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在对大自然的探索上，就必然要先保证团体之间的合作顺畅，不能出乱子，这也催生了契约精神。

相反，我们专门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契约，不过那是表面上的东西，几乎没有成年人会当真。我们的心思主要用于权谋，首先，保住自己的位置，努力往上爬；其次，预防他人动摇自己的位置，相互提防，相互设计、谋害。至于大自然有什么秘密，有什么办法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坐在权力的位置上。

提升认知对我们好像没什么用，远不如谋关系。一个大家族里，每个成员都想方设法谋取位置，谁当家，那是无上荣光。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耗费了人们大部分精力。宫斗剧，描述大家族内斗的影视剧为很多人喜欢，因为我们骨子里就喜欢为了自己那一点利益相互之间斗争。

出门谋生呢？靠亲戚朋友领着，出门靠朋友。如果要与陌生人打交道，做生意呢？靠一个“义”字，或者说讲“诚信”，人无信不立，而不是讲究“契约”。

为什么？因为遵守契约风险很高，而撕毁契约成本很低。坑一次是一次。老老实实做事的人，都是傻子。你要做好一件事，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要冒风险，搞不好可能倾家荡产，你试错得出来的成果，却能轻而易举被其他人盗取——模仿，你什么都没有，而他人坐享其成。冒着风险辛苦劳作的人得不到保障，认知升级，提升自我好像意义不大。

你辛辛苦苦冒着送命的危险去探索到了一座矿山，但不好意思，这矿山不是你的。你搞个什么创造发明，但不好意思，很快会有人出产品，占领市场，而你什么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人还有什么必要发展自我呢？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必要。

其一，我们对人际关系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其二，我们喜欢拿来就用，这当然没错，但只是拿来了用，并没有想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往前探索一步——而在前人的积累上再往前一步，是技术进步的必由之路。

2、不完美的恐惧

大师李敖自称是非常擅长于找证据的，但学术界对李敖的历史研究评价不高，因为李敖大师是一个收集零散证据就开始借题发挥的专家。在他的眼里，全世界没有一个好人，大概除了他自己。这种治学态度，很能代表我们许多人看人的态度。

大师李敖经常从史书、文案、个人回忆录等资料中，抽出几个片段，来否定一个人。他的《****研究》一二三四五，都是这个套路。

这一类历史研究，很容易陷入鸡毛蒜皮的证据收集而忘记了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人。我们都是从一无所知的孩童开始长大成人的，对世界的认知是慢慢打开的。每个人年轻时都在探索和认知世界，一时一地的想法和说法，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就会从他少年、青少年、青年一路研究下来，看他的思想是如何转变的，第一是看到了某个年龄阶段，有了什么样的思想，第二是去探讨他为什么有了这样的思想，第三是看他因此而做了什么样的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四是论断是非对错。

我们大概已经非常熟悉史家的笔法，凡是帝王，生他时他妈或祖父之类，会梦见一条龙。王阳明出生时的故事就很具典型性：生他时，他祖父梦见了一片云。王阳明小时候的故事也为人所津津乐道，作为少年的王阳明，有一次说“我要做圣人”，这样的典故真的令王阳明的一生熠熠争辉。

有了这样的传统，史家在落笔时，就会尽可能地美化一个人，将他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事迹，一概避而不谈，甚至“为贤者讳”。这就相当于将大书法家王羲之那些书法的习作统统烧掉，只留下他最为人称道的“兰亭序”。伟人和圣人的一生是一张完美的构图，没有草稿。

但我们往往会从野史中翻出这些伟人“不堪”的一面，就像李敖大师做的那样，曰“扒粪”。这种做法本身用意不坏，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缺点的人，一个不断发展的人。但这种做法只会让人人忌讳于提到过去，为自己遮羞。我们甚至没有给自己的人生打草稿的权利，因为每一件事都会被翻出来，然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扒粪的力量，但也是扒粪的无耻之处。因为有这种无耻，所以我们基本上总想表现出一个完美主义的样子，拒绝任何不协调、不合时宜的事，为自己、为亲者遮掩。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完美的恐惧。这种恐惧毫无疑问阻碍了我们去发展认知，提升自己，什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只是玩笑话了。

像爱迪生发明灯泡，尝试几千种材料的做法，在中国就是个大笑话。你只要有某个想法，做一次不成，各种讽刺的话就把你淹没了。你哪怕做的不那么体面，也会招来议论纷纷，都等着看你的笑话。

我在纸上画千遍，只为了挑选最好的那一张——这种情况很难见到。那要怎么办呢？抄袭。抄袭那些被公认的，人人都认为好的。傻子才去自己用心做呢。

    要想把精力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要克服不完美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