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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一门医学技术，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渗透进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刚刚过完腊八节，又马上要进入小寒节气，其实这样一个个的节令更替也和中医有着莫大的关系。今天，小编就带领大家从“节令”出发，用艺术的眼光进行一场中医文化之旅。 在汉语中有许多词语是颇具文化意蕴的。因为“语文”对人思维方式具有决定性，所以这些词语在对人的心灵表现文化感染力的同时又蕴涵了很多的科学意义，从而赋予人可悟的广深想象空间。与英语相比，这也许正是汉语独具的功能和魅力。 为了显示汉语的这种功能和魅力，我们可以举出“节令”这一词语，该词语中所蕴涵的文化和科学意义常常令人玩味无穷。 “节”字可能是源于古人对竹子等草木生长过程中枝干之间形状变化的观察，因之，《说文》说“节”为“竹约”。《吴都赋》也说“苞笋抽节”。由此看来，在古中国人的思想中，“节”是万物变化的一种内在规律的表现，自然也是人必须要认识和尊敬的。于是，《晋书·杜预传》这样描述“节”：“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序卦传》也如此说“节”：“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甚至《易经》还用“下兑上坎”的符号将“节”编码成一个推演事物“有限而止”的变化的一个卦象，“泽上涨水，其容有限，故为节”。 “节”源于古人对自然现象及其变化规律的观察，而“令”却源于古人对权力的崇拜。在甲骨文中，“令”乃从集从人，跪地听命，故《说文》说：“令，发号也。”所以，在“令”的语义中，包含了一种使人或物发生某种变化的信息和力量。 由“节”和“令”的语义，可以看出，“节令”所表达的是凡物之变“不可以终离”和“受之有节”的这样一种内在的变化原因、动力、过程和现象，由节而发令，又因令而有节，具有普适性的意义。这里，先不论其普适性，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节令被更多地用于描述天体气象的变化而广泛运用于农业和医学之中。 在我们生存的时空中，因地球绕轴自转和绕太阳的公转运动而有日、月、季、年的周期性变化，基于“天人相应”和“天物相应”的思想，古人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每节因令而有不同的物候变化，正如元代吴弘道在《斗鹌鹑》中的套曲所吟：“寒来暑往，兔走乌飞，节令相催。” 二十四节令从立春始，每十五日一变，过二十三气，又至立春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画出一幅物应天运变化的生动图画。 图片来源：《艺术中医》 除却动物和植物，人生命活动的变化也是和天体的运行“不可以终离”“受之有节”并应节令而行的。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史上，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要算是中医学了。 早在几千年前，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奠定了人生命活动应节令而行的理论框架，论述了阴阳应象、六节藏象和四时调神之理，这些理论后经历代医家基于临床实践而得以不断发展。时至现代，在这领域，中医学不仅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成功地将其运用于生命的养生以及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实践中，甚至还创造了一套“五运六气”编码系统，用于推演人体应天运节令的运行变化状态。 就疾病应节令而生变而言，在中医学看来，人虽常可有病，然一岁中杂病少，而时病多。世间虽难事胜，但都莫甚于医道。“甚矣，医道之难也”。而医道之难尤莫甚于知时论证，“盖时有温、热、凉、寒之别，证有表、里、新、旧之分，体有阴、阳、壮、弱之殊，法有补、散、攻、和之异”。所以，清代医家雷丰秉承《黄帝内经》理论，历览诸家之书，引申触类，提出时病之说，并著《时病论》，是为时医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防病因时而变，决病何时而解，以使习医者能难其所难，不见为难。 关于时病的理论和临证诊治方法是中医学的一个创造。今日的科学家意识到时间是生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提出时间生物学或时间医学的研究，但还远没有达到中医学时病论的境界，仍具有进一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意义在展望未来的视野中就能清晰可见。 因为想说说节令，便浏览了有关节令思想在我国的起源及其相关的一些研究，于是有了以上心得。经过了多少年，古人对那些处于节令之中的物候和人候变化的观察之精细、描述之生动形象、和实际之相吻合及其应用之巧妙，至今都常常令我惊叹不已！我想，这大概应该算是古中国人能够影响古今的一项最了不起的科技成就了！  中医学不仅认识生命的方法是艺术和科学相兼的，而且其表述语言也是艺术和科学相兼的。中医学是一门富含了文化元素的科学，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不只在中医学中表达了关于生命的学术，同时也表达了关于生命的艺术，并且把两者完美地统为一体。
本书作者从艺术角度出发，对中医药理、法、方、药，以及与现代科学关系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阐发，从而旁证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希望这些文字可以引导初学中医学或想深入研究中医学的人能从一些新的角度去解读和感受中医学这道既有科学之真，又具艺术之美的“彩虹”，并从中发现和创造出一些既有别于传统中医学，又与既有的现代生物医学知识所不同的东西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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