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清莲)刘安以谋反罪被诛,同情者有之, 认为罪有应得者有之。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先后以谋反罪被诛,此事因牵连而被诛者达数万人之众。刘安被杀以后, 有认为他咎由自取, 死有余辜的, 有为之鸣冤辩诬, 掬一把同情之泪的。两千多年过去, 几万人被杀的血腥味也不再像当年那样浓烈,是非曲直自可任人评说。 在央视热播的《汉武大帝》中,淮南王刘安老谋深算、野心勃勃、 绞尽脑汁要取代汉武帝。为了实现野心,他让女儿刘陵在京城活动, 买通刺客,可谓处心积虑。难道刘安谋反真的就铁证如山吗是什么使一介书生要铤而走险甘愿以鸡蛋去碰石头,刘安既不具有谋反的实力,又缺乏谋反的思想基础,加之他优柔寡断的性格都难以干成谋反这样生死攸关的大事。刘安之死原因诸多,既有学术思想上的分歧,又有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必须铲除绊脚石的政治考虑,还由于家庭矛盾,祸起萧墙,被对手卑鄙利用。如果说刘安 “谋反”, 那也只是一场蓄而未发、 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停留在想象中的 “叛乱”。 诸多论者认为刘长之死是刘安复仇造反的根源。刘长自杀后两年汉文帝将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侯, 又封刘安弟兄三人为王。刘安幼年失父也许在他心灵深处是一个永远的伤痛。《史记》说他“时时怨望厉王死, 时欲畔逆, 未有因也。” 刘长自杀,算不上真正的杀父之仇, 更何况文帝是君,刘长是臣,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 将谁仇”!."刘安是读书人,他不可能不明 “此理”。再说文帝待他们不薄, 难道刘安真对自己那个有罪之父念念不忘,以至于要复“三世之仇”吗? 《史记》说刘安在景帝吴楚之乱时就欲“发兵应之”,而他的弟弟衡山王、 庐江王却态度坚决,“庐江王弗应” “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刘安为何想造反? 《史记》 、《汉书》都没有说明原因,也许是后来因为他的所谓“叛逆” 而附会上的也未可知。其实, 刘安与汉武帝关系十分融洽, 据 《汉书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载:“时武帝方好艺文, 以安属为诸父 辩驳善为文辞, 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 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 献所作 《内篇》, 新出,上秘爱之。使为 《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 《颂德》 及 《长安都国颂》 。每宴见, 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 昏莫然后罢。”虽然 《汉书》 没有说明他们叔侄相处甚欢的具体时间,但他们关系亲密无容置疑。 “元朔三年,上赐淮南王几杖,不朝”。 武帝特许年已五十四的刘安 “不朝”,以示尊重。他们既如此契合,刘安怎么可能毫无征兆地生出叛逆之心呢?《史记》叙述刘安的畔逆思想源于田的溜须拍马,对刘安说 “方今上无太子, 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谁当立者。”没想到刘安听了居然大喜, 思想开始动摇,“阴结宾客, 拊循百姓, 为畔逆事”。这有些难以信服。 淮南王刘安的爱好、性格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将谋反付诸行动。《史记》说刘安 “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 亦欲以阴德拊循百姓, 流誉天下。” 刘安不同于骄横无比的刘长,也不同于一般的纨绔子弟。刘安是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懂得以德流布天下。只不过由于背着谋反之名, 他行德也被看作收买人心。淮南衡山谋反在当时已是铁板钉钉,二王的封地已国除为九江郡、 衡山郡。刘安性格中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的特点也非常突出。李景星说:“淮南王安传, 其犹豫处全在心上写, 故用 ‘欲’ 字、‘畏’ 字、‘恐’ 字、‘念’ 字 及 ‘亦欲’‘时欲’ ‘偷欲’ ‘计欲’ 等字, 摹写入微 ……盖史公欲淮南、衡山之事殆有以深悲其致罪之由,而其反迹之虚实隐现, 亦有含蓄吞吐而不欲明言者矣。”以刘安的性格看, 他既没有具体的军事措施,也没有谋反的胆量,不过是秀才造反, 纸上谈兵而已。 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兵不血刃地将诸侯王的权力收归中央,西汉王朝达到了极盛时期,诸侯们已无力与中央抗衡,因此刘安即便想谋反, 也缺乏实力, 没有成功的希望。这一点刘安的谋士伍被为刘安分析得非常透彻。伍被先是极力劝阻刘安谋反,后来又周密筹划,最后自首告变,使人不得不对此人及谋反事的有无产生怀疑。郭嵩焘对此有一段中肯的评价 “全传仅叙与伍被往复之辞终告反迹具者伍被也,未尝发一兵、 遣一将, 故知两淮南狱之终不免于诬也。”!从刘彻只派一个“中尉”去解决问题来看, 他并未将淮南事件当作谋反来镇压,而且这场所谓蓄谋已久的叛乱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平定了。不仅主犯全被逮捕,而且党羽也一网打尽, 这与“七王之乱”时, 整个东南半壁江山都陷入战乱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不击即溃, 束手待毙,怎能算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谋反?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汉武帝坐实刘安谋反,而且大开杀界, 让几万人的生命白白逝去呢?首先是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分歧。刘安组织编写的 《淮南子》 与当时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的主流思想相左,而学术斗争常会演变为政治斗争。 汉武帝以前虽对刘安尊重有加, 但此时他对淮南学派越看越不顺眼。《淮南子》 思想驳杂, 它以道家思想为中心, 同时又具有儒家立场。站在道家理想主义的立场,《淮南子》 质疑文明、 制度、等级社会的价值理念对人的约束,嘲笑儒家对它们的维护。而站在儒家现实主义的立场, 《淮南子》 又承认儒家价值观所构建的文化秩序对现实政治的匡扶作用。此时, 儒家学派已成为压倒一切的统治学派,《淮南子》 的这种思想和价值取向显然已经大不合时宜。其次, 刘安广泛罗织宾客, 犯了忌讳 使得武帝必欲铲除而后快。中央与诸侯的矛盾由来已久,汉武帝对内的重大举措就是要将诸侯王的权力收归中央。刘安招募宾客和术士多达几千人,组成庞大的学术集团,谈古论今,指陈时弊,这使武帝感到咄咄逼人的压力。这一点可以用卫青说的话来佐证:“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 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 刘安正好触了雷区,留下把柄,在群臣“皆曰可杀”的情势下,汉武帝也就刀下无情了。第三家庭内部的矛盾被别有用心者利用。邓以瓒说:“淮南、 衡山,终是疑狱, 但由骨肉不和起。”刘安庶出的长子刘不害不受刘安喜欢,王后、太子也轻视刘不害, 因而招致了刘不害的儿子刘建的怨恨。 刘建上书告变淮南谋反阴事。 “上以其事下廷尉 廷尉下河南治”。此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 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阴求淮南事而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 深探其狱。” 审卿与公孙弘私交甚好, 为替祖父报仇,买通公孙弘。公孙弘为人阴刻, 想不构成冤案都难。刘安居然不相信武帝有子,如此的掩耳盗铃, 喜怒无常, 哪像一个野心勃勃干大事的人呢?司马迁故意留下令人生疑之处,目的就是给人留下思考的空间。特别是在传末司马迁将淮南、衡山谋反归于地域、 风俗影响, “此非独王过也, 亦其俗薄, 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勇轻悍, 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这种评价曾招致梁玉绳、沈豫的批驳,但这恰恰是司马迁的“曲笔”, 寄托了他对淮南王刘安的深切同情。 淮南国与淮南王:历史上,汉淮南国存在81年,先后有过3位淮南王,公元前203年,汉高祖刘邦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派人劝降项羽手下大将九江王英布,正式封其为淮南王,共同进击楚军。战胜项羽后,刘邦又正式划分了淮南国地域,辖区共为九江、衡山、庐山、豫章四郡63县419000余户,2267000余人口。 公元前196年(汉11年)刘邦废英布王位,封自己的第七个儿子刘长为淮南王同时发兵杀英布。公元前173年,汉文帝下令废刘长王位。公元前164年,刘长长子刘安继承淮南王王位,时年16岁。汉武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安被人谄以谋反罪,在都城寿春被朝庭重兵包围,自刎而死。同时朝庭宣布淮南国废为九江郡。 八公山上建汉淮南王宫,占地4500平方米,宫殿内刘安铜像高3.47米,刘安集王者、学者和道家人物于一身,殿内绘升迁图和炼丹图。王宫四周画廊镶嵌石雕壁画60幅,由著名画家陈亚飞创作,淮南市八公山紫金砚厂雕制,内容取材刘安生平事迹及刘安组织门客著述的鸿篇巨制《淮南子》中的科技成果、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和汉语故事,为汉淮南王宫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内涵。 “八公”还是刘安炼长生不老丹药的得力助手。传说仙丹炼成后,掉在地上几粒,鸡犬吃了以后也成了仙,因此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成语。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刘安是当时贵州阶级中少有的饱学之士,治政有方,有德于民。他博学多才,一生著述宏富,硕果累累。他广招天下英才,蓄养数千宾客,探讨天下兴亡,研究学术科技,使淮南国成为西汉前期著名的文化学术中心。在宾客中,有名的才子8人,即苏菲、伍被、左吴、李尚、毛被、田由、雷被、晋昌,号称“八公”。刘安组织宾客直接参与写作,著成一部鸿篇巨著《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是古代一座丰富的知识宝库,唐代学者刘和畿盛赞《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 刘安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22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长长子,于公元前164年16岁时,袭封为淮南王,死时58岁,在位43年。 王召中郎伍被与谋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国之言乎?臣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复召问之,被曰:“昔秦为无道,穷奢极虐,百姓思乱者十家而六七 。高皇帝起于行陈之中,立为天子,此所谓蹈瑕候间(利用对方的缺点、把握时机),因秦之亡而动者也。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王四郡,国富民众,计定谋成,举兵而西;然破于大梁,奔走而东,身死祀绝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万倍吴、楚之时,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弃千乘之君,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颇有点穿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王涕泣而起。 于是王乃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军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欲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一日发兵,即刺杀大将军。且曰:汉廷大臣,独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等,如发蒙振落耳!(如同去掉物件上的覆盖物或摇掉树枝上的枯叶一般容易)”(看贱丞相弘。谋反预备) 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身穿治安人员服装),持羽檄(告急文书)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非常荒唐,如儿戏。日本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类同。) 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计,罪不可赦。”乃诛被。侍中庄助素与淮南王相结交,私论议,王厚赂遗助;上薄其罪,欲勿诛。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如此;不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又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之人,不得善终。) 衡山王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其弟孝为太子。爽闻,即遣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车、锻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会有司捕所与淮南王谋反者,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与谋反者枚赫、陈喜等。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刭死。王后徐来、太子爽及孝皆弃市,所与谋反者皆族。(都是活的不耐烦。) 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子据为太子,年七岁。 初,张骞自月氏还,具为天子言西域诸国风俗:“大宛 yuān(古代中亚国名,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中游,也就是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在汉正西,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马,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国。其东北则乌孙(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民族之一,乌孙人的首领称为"昆莫"或"昆弥"。 公元前2世纪初叶,乌孙人与月氏人均在今甘肃境内敦煌祁连间游牧,北邻匈奴人),东则于。于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今之罗布泊)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现在主要聚居在四川省茂汶县、汶川县、松潘县境内),鬲(隔断)汉道焉。乌孙、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王都卑阗城。康居与大月氏同是突厥系的游牧民族。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奄蔡(西域古国, 位于丝绸之路上)、大月氏(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大夏(由党项人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权)在大宛西南,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今印度)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一幅活生生的古代西北风情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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