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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音乐人、野史发明者高晓松曾说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话虽然放在这样一个肥头大耳又家世显赫的人说出来，似乎不那么诗意，就好像晋惠帝惊讶中说出了“何不食肉糜”，就不那么诗意。但不得不说，对闲适的、宁静的、古朴的生活的向往，却是古今中外人所共用的，西人海德格尔就提出了“人，诗意的栖居”这个伟大的哲学命题，诗意的山水田园梦则是通过历代文人的诗词铭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今日读起来亦能勾起无限的乡愁。 然而真正的田园劳作很辛苦的，古今文人大多不需要自己种田。终南别业的诗佛王摩诘老师，他同道友们泛舟啸咏，弹琴赋诗，过着半官半隐、名利双收的舒适生活，无不让人称羡，连苏轼看了他的诗都老念叨着做个归期许，但考究起来，王维的山水田园梦可不是种田砍柴，他的诗清灵空渺，却仅仅是士大夫为官之余的休憩，他本身是个大地主出身，归隐后住的是辋川别墅。 讲真，王维老师无疑是标杆，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以至于后世权贵都偏爱在秦岭兴建私园。对于这些假归隐的人，很早以前孔稚珪在《北山移文》里就损过了，“厚颜无耻”这个词就出自此文。范文澜先生说，王维学陶渊明，可是怎么都学不像。 陶渊明是真的做了农民，“躬耕自资”，还是反复下了三次决心，从他的诗中也能看出田园生活并不是十分美好，他自嘲自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说明文人真要去种地，其实是很难饱腹，苦则苦矣，但使愿无违嘛，晚年更是贫困潦倒，当初“不为五斗米折腰”，现在被迫去乞食。后世学陶渊明的诗人也都是明白人，大多有所保留，虽敬仰，但学姿势不学人。苏轼说：“渊明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陶公就是千古真实的一个人。 比起古人，都市人长期处于由理性规制的混泥土森林里，和山水田园又好似隔了那么一层，道是可远观不可亵玩。人们不一定分得清楚小麦和韭菜，田园并不比月球环形山脉遥远；旅游仿佛例行公事，成为一串黄金周的贡献的经济数字。说起来并没有什么丢人的，人终究要去往城市，便利的交通，集中的医疗和教育资源，这便是现代文明所赐予我们的，虽然从来不是均匀的赐予。 城市化、信息化自会冲刷掉田园生活的土壤，用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人已经被连根拔起，存在的“无家可归”是世界性的命运，同时现代的传媒技术也会提供了一个景观的窗口，那些流水线和格子间折磨的筋疲力尽的都市人，也需要李子柒们为人类营造了一个田园牧歌的梦境去投喂，李子柒不是梭罗式的思想家，但都市人不仅需要李子柒，也还需要更多李子柒们，据报道，这几年，终南山归隐开设了大量培训班。 说起李子柒，笔者就忍不住想说一句，是不是文化输出和真不真实本身并不冲突，首先笔者十分赞同李子柒是一种中国文化输出，类似过去的武侠文化，将前现代的文化重新编织，以工业化的影像生产，同时也有现代的、年轻化的审美风格的表达。就好像热血漫是日本的文化输出，韩剧是韩国的文化输出，它能增强本国文化自信，但文化产品终究是文化产品，它的本质是人造梦，所以不妨碍农村本是李子柒曾经想逃离的地方，不妨碍古人不这么过日子，现代人也不这么生活。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既要坐享都市生活的便利之下，才能去把目光投向田园牧歌。说起来有点虚伪，也是人之常情。 真正的问题在于，都市人除了停留在抚慰心灵的景观之中，能不能在工业化的可实现的范围内，去构建一种诗意的生活？用社会学家赖特的说法，是一种可实现的乌托邦。在前几年，小布尔乔亚掌控了传媒，借由文化工业的布道，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变成了所谓的现代生活的样板，旅行、美食、摄影、咖啡厅，这样的消费主义的样板显然是桎梏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在这里，笔者想介绍与此不同的生活模板，田园牧歌的想象不一定是李子柒式的，也不一定是中产阉割版的庄园梦式的，诚然，这些模式都带有逃避和空想的色彩，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点缀物，并不是普适性的，笔者在这里卸下自己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批判负担，纯粹作为打开新生活的思路和视野。 某天和coop学习小组的朋友拜访过京郊的凤凰公社，实际上京郊有几个这样的合作社，比如新青年绿色公社，这里主要是做有机农业的，也认识了一些拒绝996的年轻人在这里集体劳作、学习和生活，有的人也明确表示，是来这里创造另一种生活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可能被主流遮蔽，但并不能说明这样的生活不存在。读者朋友们可能会质疑，还是犯了老嬉皮士们的错误，只能在城市边缘守望，就像笔者之前强调的，绝大多数人是很难离开工业和城市的。 其实在国外也是不乏这样的公社，据笔者在德国的朋友提到，东德有个农讲所，一般保持着苏联工人文化宫的样貌，后来被用来作为公社项目，越来越多年轻人过来生活，和村民一起学习农业/陶艺/缝纫等工作，有时也用来作为欧美左翼活动家的聚会场所。 像日本的山岸会，意大利La Commune di Bagnaia，以色列的Kibbutz，想必也有人耳闻，里面很多是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产物，已经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中文互联网的一些游记可以一窥集体农庄的生活和运营。 这里挑日本山岸村说一下吧，曾经写过特稿介绍过山岸会，值得一提的是，山岸会的人都曾参观过大寨，其受到过人民公社的影响，并且和中国河南的南街村结为友好村，不过日共好像并不待见山岸会，把它当成欧文这样的空想实验批判过。 山岸会前身在二战以后建立一个养鸡场，创始人对共产主义有共鸣，联合志同道合者一起，变卖所有的家产，创立了“生活一体化，经营一体化”的公社生活模式，生产和生活资料公有，理念强调大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物质财富。实践证明，他们并没有像欧文的和谐新村那样破产，虽然不如往昔繁荣，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日本最大的多种经营组合会，从单一养殖发展为将农业，牧业、乳制品、木材加工、有机肥料制造、建筑、运输的组合经营模式。拥有上千头牛圈和猪圈、数万只鸡的鸡舍。 这里有集体食堂，也就是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一日两餐，每天配给的食物没有市面上花里胡哨，透过一面巨大的玻璃可以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窗外景色，根据豆瓣网友在山岸会的短暂居住反映，一般午餐素食偏多，有时候一顿饭三个菜都是豆类，豆腐+纳豆+黄豆。晚上有暖和的炖肉，秋刀鱼，烤肉。蔬菜肉类都是集体农场自产的当季的食物。牛奶自由取食。老人另有特殊食谱。 医疗方面，村里有自己的内科、外科和牙科医院；住房方面，集体宿舍里都是简单公寓型，根据人口分配，一房一厅或者两房，没有厨房和浴室，只有公共澡堂以及温泉；车辆实行共用，如果你是村民，既能免费借车，也能免费加油；教育方面，村里有自己的幼儿园和学习大楼，以自主学习为主，开设农牧业等知识讲座，因为要否定私有财产，在成为成员之前，首先要参加“特讲”集体培训，接受平等主义的精神理念，再进入“钻研”学校。当然了，如果认可其理念，钱是得充公的，如果不想劳动想离开这里，村会还制定了退会全额财产退还的机制。 有网友表示住进来发现整层楼都是带孩子的家庭，孩子们可以在一起玩耍，有很多公共的空间，众所周知日本也是东亚内卷高地，出生率持续负增长，山岸会的小孩出生增长率明显高于日本一般社会出生率。孩子满五岁就要离开父母，被送到集体宿舍过集体生活，接受集体主义和泛父母式教育法，后被日本政府要求上了当地的公立学校接受完义务教育，再回到集体农庄做事，这一点时常被日本社会诟病为是对小孩的洗脑。 山岸会之所以持续时间比新和谐公社要长得多，并且有所发展，无疑因为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之上，这是前提。作为最小单元乡村来讲，选择集体经济无疑是最高效和最低成本的一种组织方式，其发酵床养殖技术本身是世界领先，其农业组合模式又为其带来丰厚而独立自主的经济来源，其次，组织上的创新，有“中央调正机关”和“实验地正厅”，职务分配由村民通过圆形座位讨论产生，“中调”负责推进山岸会的运动；每天有恳谈会和检讨会，村民相互交流，保证思想统一，避免内部矛盾，集中处理问题； 这半个多世纪，在经历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全共斗”学生运动、苏联的解体，在左翼运动的低潮的九十年代，日本很多互助组织都变成了封闭的邪教团体，制造过地铁毒气事件，山岸会并不是宗教团体，和奥姆真理教之流也扯不上关系，其理念更多来自左翼和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也因为共产而被时常日本媒体炒作攻击，公社内部对此建立正常的对外开放渠道。 笔者上次看吕新雨老师讲塘约道路、蒲韩社区等重新集体化的案例，很受启发，在今天重走集体经济的呼声来自于基层，但走集体经济无疑要面对外部的市场经济的冲击，若不能有效地形成在市场经济中存活的机制，很容易就会瓦解。塘约村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合作社，并迅速脱贫；而蒲韩社区的通过逐步建立起自救、自助和自足的的社区体系。把妇女、儿童、青壮年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实现了生产、教育和社会建设的有机结合，这些案例都与公社制度互助互利设想遥相呼应。 笔者倒是希望，有一天中国人的田园牧歌都是消除三大差别，解决城乡对立，达到“共同富裕”，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那可足以称得上是诗和远方了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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