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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碧薇 今天，我要和你聊聊刚在3月10日逝世的一位作家。他享年77岁，晚年一直在与多发性骨髓瘤作斗争。他是个多面手，写作、摄影、玩音乐，还担任美国北爱荷华大学的管理学教授。身为一名作家，他是极其幸运的：因写作而成名和富有，还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作品被搬上银幕。不过，在中国，他的名气仿佛远不及他的作品名气大。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罗伯特·詹姆斯·沃勒逝世了”，你可能会漫不经心地敷衍一句“他是谁”；但如果我说“《廊桥遗梦》的作者逝世了”，你恐怕就会下意识地转转手里的茶杯盖，发出一声心领神会的感叹。
《廊桥遗梦》的最大意义，在于严肃地提出问题 年少的时候读《廊桥遗梦》，我简单地认定，它的风靡不过是个幸运。这种幸运是偶然的，也许上帝转动一下眼珠，它那份熠熠闪光的荣誉就会被别的畅销书取而代之。但是不到十年后，我对《廊桥遗梦》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走进了婚姻，却开始质疑起爱本身：爱是什么，它要怎样存在才是合理的、它的时间限度、它的意义与价值……当人不再能抽离于某些境况，而是身临其境时，才会发现，曾经所受的价值教导都开始摇摆，巨大的考验近在眼前。纵使读过再多的书，走过再多的路，也会在一些问题前陷入死结。 我开始明白：沃勒写《廊桥遗梦》的最大意义，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严肃地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因为对人类太重要太重要，所以即使剔除掉文学层面的因素，单以故事形态呈现出来，都足以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小说中，家庭主妇弗朗西斯卡在乡下过着单调平静的生活。一天，她的丈夫带着儿女去外地参加博览会，她由此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四天时间。刚巧摄影师罗伯特·金凯来到此地拍摄廊桥，请她带路。在接触过程中，他们逐渐走进了对方的心灵，找到了真实的爱情，共度了刻骨铭心的短短四天。最后，弗朗西斯卡无法放弃对家庭的责任，罗伯特只好黯然离开。从此这份爱就被深埋起来，他们在后半生彼此怀念，却再也没有见过面。 诚然，故事的结局是由作者设计好的，但我想，这不一定出于他个人的意愿。从叙事层面来说，作为一部通俗文学，这个已经不断往前推进着的故事必须有一个收尾。而在各种结局里，沃勒选用的这个是最合情合理的，既能保证“表面的和平”，又不失“皆大欢喜”（如果把弗朗西斯卡的家人放进来考虑的话）。 这么一想，故事性或结局便靠边站了，我更加肯定自己的理解，沃勒确实是想通过故事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刚好位于爱情与伦理的交叉点上，它就是：婚外恋。在小说中，沃勒对这段婚外恋显然是持宽容和同情态度的。但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当人们在审视一段婚外恋时，宽容与同情并不是考量事好事坏、事轻事重的标尺；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在迫使人做出损失最小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不一定合乎情感倾向。 只要人类存在，对爱与伦理的思考就不会结束 在现实生活中，婚外恋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容身之所，从来都不容易。沃勒领会这一点。在小说中，为了突出这种不容易，他别有深意地把故事发生的背景定位在1960年代中期，似乎是刻意让婚外恋的抉择难上加难。如果不去注意文本中的时间细节，那么你当然可以满心以为，这是一个发生在传统社会里的婚外恋故事：女主人公最终选择了臣服于传统的价值观，宁愿牺牲自己的爱情，以家庭为重；而男主人公尊重了女主人公的选择，带着满腔遗憾离去。但如果你对美国当代文化稍有了解的话，就不会不知道，1960年代正是风起云涌之时，战争、自由、性、毒品、中心……一切都在被重新考量。垮掉的一代早已树起了亚文化的大旗，对主流的价值观进行全方位的解构；嬉皮士运动迎头赶上，废弃道德，寻求解放；摇滚乐正以轰轰烈烈的势头向整个社会挺进，Woodstock音乐节也即将英勇登场……人们用各种极端的行为反叛社会，想要推翻一切，建立新的乌托邦。为此，一代人付出了宝贵的青春。 那个时代，巨大的思想漩涡席卷了人们的认识和判断。一切都不可靠了，都是被怀疑的对象；一切都可以被毁坏，并以另外的形态重建。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婚外恋的当事人要做出选择，就面临更多的迷惘、更大的困难。但沃勒是聪明的，他只是适时地提示了我们时代背景，对时间节点适当地点到为止，转而就花费主要的笔力，去描写在乡间的一派宁静中，两个深陷爱里却最终对现实“妥协”了的“旧”人物。通过这种冷静的对比，沃勒告诉我们：不论是在什么年代，只要人类还存在，对爱与伦理的思考就不会结束。所以列夫·托尔斯泰才会写出《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才会写出《包法利夫人》，劳伦斯才会写出《查泰莱夫人》，霍桑写了《红字》，沈从文写了《萧萧》，而马丁·斯科塞斯拍出了经典电影《纯真年代》，为那些被压抑终身的爱与激情立传。（杨碧薇） 注：原标题为《别了廊桥，遗梦成典》 [责任编辑:李姝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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