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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居易】中唐的贞元、元和之际，伴随着传奇小说的蓬勃发展（群众们喜闻乐见的虬髯客、红拂女、聂隐娘、昆仑奴、南柯一梦、柳毅与龙女等都是那时的杰作，我们今后再专门去谈），诗坛也出现了一些带有故事性、抒情性的长篇叙事诗，如元稹的《琵琶歌》、《连昌宫词》，李绅的《悲善才》，刘禹锡的《泰娘歌》等等。而被白居易归入“感伤”类（“诗王”白居易先生堪称文坛劳模，他不仅作品众多，而且非常热衷自编文集——从44岁起的30年间9次编选，文集从15卷扩充至最终的75卷，并将自己的诗文划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乃是这些作品中最优秀的两篇，流传千古，并以各类影视剧的方式被传颂和改编（⊙﹏⊙b汗）。 《长恨歌》 据陈鸿《长恨歌传》（一篇关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传奇小说）所记：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从国家图书馆处级馆员调任陕西周至县副县长）。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在仙游寺的这次酒会上，五十年前玄宗与贵妃的事件成为大家的话题，而友人王质夫则鼓动白居易为此事歌咏，一首传世之作也就是即兴发端于坐席之间。 关于《长恨歌》一诗的主题相继出现过隐事说、讽谕说、爱情说、爱情讽谕双重主题说和时代感伤说五种观点，究竟为何，至今尚无定论。陈鸿在《长恨歌传》一节后接着说，“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还在故事的末尾部分写到玄宗从仙界的杨贵妃处得到不久人间的预告，于是“皇心震悼，日日不豫”的场面。若由此看来，这一诗作确有着眼于垂戒目的，但陈鸿的解释也并不能作为白居易的真实想法。从原诗来看，对于玄宗和杨妃的爱情故事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贬词，在诗歌的结束也是以长生殿的密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收尾，可见诗作确实是酒席之间乘兴而作，主要意图并非讽谕，仍是悲伤的爱情故事。 作为一首席间的即兴作品，白居易本人对《长恨歌》的流行可能是始料未及的。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到： 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会背《长恨歌》的歌妓，身价都不一样啊，小伙伴们，读书是多么重要。。）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如果现在有什么关于国家领导人的绯闻传奇，相信也能流行的更加彻底，从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唐代的言论自由还是很放松的）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白居易返回长安担任翰林学士后，对于盩厔时期的经历整体上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势，对于广为流行的《长恨歌》也无动于衷，甚至采取着尽力淡化的态度。而这与当时的舆论是有关的，安史之乱几乎造成唐室倾颓，虽已过五十年，然而上下交口一词认为玄宗朝乃“用林甫、杨国忠则乱”，宪宗自己也曾明示，“奸败倾陷，专权徇私，杨氏一门，竟为祸本，又何因而不至于乱？前事是今日之龟鉴，朕当自惕厉”。身在皇帝近侧的白居易，若再对玄宗杨妃的相思情爱加以讴歌，与他的职务身份明显不合。左拾遗的官职令他也必须从正面观照社会问题，讽谕诗也需要成为创作的主体。 也正因此，在白居易后来《新乐府》的创作中，对杨贵妃的评价则大有差别，如： 《胡旋女》 戒近习也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馀。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杨妃在诗中的形象，变成了以胡旋舞蛊惑君心的罪人。不仅如此，还有一例： 《上阳白发人》 愍怨旷也 上阳人，红颜闇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馀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后略） 在《长恨歌》中只有“汉帝重色思倾国，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描述，意在称赞杨妃的美貌。但在《上阳白发人》诗中，杨妃变成为嫉妒其他宫女，为邀帝王专宠而将她们“潜配”的恶女。元和四年已身为左拾遗的白居易，此时回顾自身所作《长恨歌》内容，惊讶其流行散布之广，或许颇有危及自身政治生命之感。由此看来，或许这就是白居易不得不在《新乐府》中重新塑造杨贵妃君侧奸佞形象的原因。 《琵琶行》 白居易在左迁江州第二年的杰作《琵琶引并序》（即《琵琶行》），关于《琵琶引》的创作，历来有白居易是借鉴了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一诗的说法，该诗在形式方面与《琵琶引》相比，都有长“序”，交代时间、场所及创作经过与意图；在内容方面，老残流浪诗人心情，对同样处于流浪境遇的妓女产生共鸣，相当一致。而与《琵琶引》关系密切的另一首诗作，是白居易的《夜闻歌者》—— 夜泊鹦鹉洲，江月秋澄澈。 邻船有歌者，发词堪愁绝。 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 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 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 夜泪如真珠，双双堕明月。 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 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 诗中描写到，白居易左迁途中逗留鄂州船上，夜间碰到临船的一名歌妓，“发词愁绝”，问到她的身世来历，却只是低眉不语。这首诗与《琵琶引》的关系，南宋以来的诗评中已经有见。 《琵琶引》并非单纯的偶发一时感兴之作，而是白居易左迁途中自身经历种种体验和思考的结晶。白居易前半生的诗歌创作，由于其官员身份的限制，而将自己的作品严格区分为公、为私两类，他也自称“览仆诗者，知仆之道”，说明了讽谕诗、闲适诗（为公而作）这种独特的作品群之成因。然而，由于左迁的巨大冲击，以《琵琶引》为里程碑，可以看到诗人在以前并不重视的“略之可也”的感伤诗层面，开始了积极的、书写自己真面貌的历程。他的后半生，写自己日常琐事、自身起居的创作倾向更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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