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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中，中国人取得了很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航海探险这个领域内，却让中国人有些黯然，当落后中国很多的欧洲人驾船出海探索殖民新世界时，中国的封建王朝却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之中。 所以现代一提起中国古代航海历史，大家最为能说得出来的中国古代航海家肯定是明代三宝太监郑和，当年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七下南洋，青史留名。但是除了郑和，现代人也很少知道中国古代还有其他航海家了。实际来说中国古代还有很多航海家，接下来就盘点一下中国航海史上的七位航海探险的牛人，他们有的在日本建立政权，有的还产生了一段母子恋情。  郑和画像 中国历史上航海第一人徐福实际来说中国航海史上的第一位航海家应该是为秦始皇出海求仙的徐福。而且徐福在中国以及世界都影响甚广。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船队出海之后渺无音信，后世都传说徐福是在日本岛登陆，中日正史记载以及一些野史都认为徐福确实带领船队登陆了日本岛，向当地的日本人传授中国文化和技术，并且和日本皇室联姻，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日本人和日本皇室成员都自称是徐福后裔。  在日本有很多徐福公园纪念徐福 传说徐福东渡日本后，繁衍出日本七姓，福冈、福田、福岛、福山、福畑、福海、福住日本七姓都是徐福的后人，后代日本有秦或者带有福、羽田、波田、波多、畑、畠等字的姓氏和地名，皆与徐福的子孙或与徐福一起东渡的秦人子孙有关。 由于徐福所处年代过于久远，而且很多方面史书所记载也缺乏直接证明，所以徐福虽然是中国航海史上第一人，但是由于过于缥缈，很少受到世人认可，毕竟徐福的事迹主要源于传说。 中国远涉非洲第一人杜环杜环可以称为是中国第一位抵达非洲的旅行家、航海家，他比第二位抵达非洲的中国人郑和早了好几百年。 杜环是唐玄宗时代的人，他本是唐玄宗大将安西大都护高仙芝账下的书记官，在著名的怛罗斯之战中，杜环被阿拉伯军队所俘虏。 被俘虏后的杜环并未受到阿拉伯人的刁难与折磨，而是备受阿拉伯人礼遇，因为怛罗斯之战虽然唐军战败，但是唐朝对西域的掌控并没有受到影响，唐朝依然是威震西域，所以阿拉伯人害怕唐朝军队报复对怛罗斯之战俘虏的唐朝士兵礼遇有加。 作为战俘的杜环不仅没有受到阿拉伯人折磨，还作为阿拉伯贵宾跟随阿拉伯使团出使周游西亚各国，并且跟随阿拉伯使团途经埃及、苏丹、埃塞尔比亚以及摩洛哥，最后杜环从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港返回波斯湾后，并于当年从波斯湾返航回到广州。  唐朝时期的昆仑奴就是非洲黑人 杜环曾经将自己游历西亚及非洲各国经历整理成书，著成了《经行记》，可惜的是这部书现代已经失传，仅有后人摘录的几千字得以留存。 杜环的经历也证明了唐朝时期中国对外海上贸易已经是十分发达，据史料记载，唐代从广州出发到波斯湾和东非以及欧洲的海上航线，全程约14000公里，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在航海方面的领先地位。 亦官亦商亦是航海家的杨枢家族杨氏三代杨枢是元代著名的航海家和贸易家，杨枢祖父杨发为浙东西市舶司总司事，自杨发时代杨家就是亦官亦商，杨家依靠市舶司的官位便利发展对外贸易，杨发之子杨枢之父杨梓早年依靠家族关系从事对日本、高丽和南洋的贸易。 后来杨梓因为熟悉中国南海路和东南亚地貌风情，参加了蒙古人入侵爪哇的战争，为蒙古人担任远洋导航。征战归来后杨梓被元朝任命为杭州路总管，杨梓也是亦官亦商亦是航海家。  杨枢从小就是在这样家族环境下长大，少年时期杨枢便远赴印度洋经营家族对外贸易，后来杨枢在波斯湾搭载波斯和赞王派遣入元大都朝贡的使臣那怀等一行人，杨枢因护送使臣有功，被元朝授予海运副千户一职。 那怀一行人觐见完元成宗之后，又主动要求再搭乘杨枢的船只返回，于是元成宗再度命杨枢护送那怀使团返航，结果这次返航遭遇了季风，一再耽搁行程，这一次任务杨枢整整执行了三年，最终将那怀使团平安顺利地护送到了波斯湾。 东方的马可波罗汪大渊汪大渊是元朝时期的民间航海家，他与郑和、徐福、杜环以及杨枢不同，郑和是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出海属于是官费资助；徐福也是相类似，是奉秦始皇之命出海寻求长生不老药方；杜环是作为阿拉伯人贵宾跟随阿拉伯使团出游各国；杨枢是为了经营贸易以及奉政府命令护送使团，也算是官方赞助。 而汪大渊则纯粹是民间航海和冒险爱好者，他的出行全都是自费出行，完全是出于他的个人爱好，由此而言，汪大渊比上述几位航海家更为难得，更值得尊敬，同时汪大渊也代表了中国人的探索精神。 公元1405年7月11日郑和开始第一次下西洋，这一天也被现代中国定为航海日。但是早在郑和下西洋的七十五年前，即公元1330年，元朝民间的航海家20岁的汪大渊便扬帆远航，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了一段传奇般的地理大发现的旅行，前后历时5年。 在公元1337年汪大渊再度出海航行。汪大渊的两次出海航行轨迹都差不多，都是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一路航行到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回程的路是从埃及出发，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经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  汪大渊家乡南昌为他建立的公园纪念雕像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为英国船长库克率先发现，实际来说中国人汪大渊早库克两百余年发现澳大利亚，在汪大渊航海归来后所著的《岛夷志略》一书中对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进行详细描述。
这段话便是汪大渊在书中对当时的澳大利亚人文地理环境进行的描述，从汪大渊的航线以及著书上来看都可以证明汪大渊才是第一个发现澳大利亚岛的人。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是世界历史地理研究上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西方学者自公元186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这部书。但是所有的西方学者却都不敢承认汪大渊是全世界第一位发现澳大利亚并将其人文地貌记录在书中的航海家。 因为澳大利亚一直是被认为是英国人先发现的，所以英国应该拥有澳大利亚的殖民权，如果承认中国人汪大渊才是第一位发现澳大利亚的人，那岂不是打了自己的脸，要把殖民权转给中国嘛。 汪大渊是世界上第一位将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记录在著作里的人，可惜汪大渊却被欧美学者故意埋没，以至于汪大渊名声不显，即使在国内也很少有人知道。 但是汪大渊的著书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是中外学者一致公认的，如果没有汪大渊和他的著作《岛夷志略》，或许中国后来的航海事业就不会那么顺利，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经验财富。 在日本建立政权的航海家王直王直在明史里又被记为汪直，他本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徽商，早年间一直从事海外贸易，曾经游历日本、泰国等国家。嘉靖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企图把中国卷入全球化世界贸易之中，但是中国保守的官僚主义者不肯加入到世界贸易浪潮之中，于是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海上对外贸易通商，这一下就断了王直的活路。 就这样常年经商的王直就从商人摇身一变成了海盗，纠结武装力量发展组织成了海盗集团，同时他还吸纳了日本浪人也就是倭寇，以日本五岛为根据地，王直先是自称徽王，后又建立以宋为国号的政权。 王直的武装力量以中国海盗和日本浪人为主，并接受日本战国时期大名松浦隆信邀约，帮助日本发展对外贸易，常住在日本平户岛。  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 王直因为热衷于对外贸易，所以他也帮助日本引进了葡萄牙人的犀利火炮技术。 王直一直期待的是朝廷招安，希望自己能力劝朝廷重开对外贸易的政策，这样对于中国沿海一带地区发展有很大利好，而王直自己也能继续做回徽商赚钱。 但是当时的明朝政府过于保守，而且又有倭患问题不断，所以嘉靖帝一直实行海禁政策。浙江总督胡宗宪通过王直的亲朋好友了解到王直诉求，决定对王直进行招安，并表示可以和王直一同上书朝廷重开海禁，王直听到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一再表示只要重开海禁，自己可以为朝廷平定沿海倭患以及海盗。 王直这番话确实不是说大话，因为他当时的势力非常强大，是海盗集团中实力最为强盛的集团，很多日本浪人和中国海盗都很敬服王直，而且王直与日本很多大名关系都非常不错，如果可以重开海禁，王直肯定能竭尽全力平定海盗和倭寇的隐患。 但是浙江巡抚王本固是一位保守的官僚派，他违背了总督胡宗宪的命令，私下以招安的名义诱捕了王直，并将王直斩首示众。王直临死时大喊“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果然王直死后，浙江一带的中国海盗以及日本倭寇都认为明朝政府不讲信义，本来胡宗宪已经承诺王直招安不死，结果王本固却杀了王直，中国海盗和日本倭寇心都寒了，从此他们更加联合起来对抗明朝政府，而明朝政府的招安政策也对他们再也不起作用，最终两浙百姓饱受倭寇和海盗骚扰，真让王直临死前的话一语成谶。 民族英雄郑成功之父郑芝龙郑芝龙是著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之父，他早年和王直遭遇差不多，郑芝龙早年也是海外贸易商人，发迹于日本，郑芝龙也是从商人变成了横行一时的海盗集团，最后也如王直一般被明朝政府招安，虽然郑芝龙没有像王直那样被明朝政府所杀，但是他却被最后投降的清朝政府所杀。 郑芝龙从日本发迹之后，曾在泉州招抚流民去台湾开垦，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所以明朝政府视郑芝龙为海盗集团。但是郑芝龙的海盗集团不扰平民，只专门截取明朝政府船只和荷兰人的船只。 郑芝龙带领泉州流民开垦台湾，为台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郑芝龙在最初发展是非常艰难，明朝政府视其为海盗，而荷兰人一直垂涎于环中国领海，但是当时的明朝政府虽然大厦将危，无力顾及领海主权，但是以郑芝龙等人为首的民间海上力量还是日益强盛，对于荷兰人的侵略行为不让寸步，所以荷兰人也视郑芝龙等海盗为眼中钉肉中刺。  荷兰人所操控带有军政色彩的东印度公司一直致力于打击郑芝龙等海盗集团，但是郑芝龙势力集团在当地深得民心，与民众秋毫无犯，甚至经常接济穷苦民众，所以当地民众和郑芝龙的海盗集团是同心戮力对抗荷兰人。 也因此郑芝龙的武装力量发展日益强盛，其时郑芝龙的海上军事力量已经远胜于明朝政府军队，所以郑芝龙多次击败荷兰人，当时的明朝福建巡抚熊文灿有感于此，认为荷兰人始终对明朝都是威胁，郑芝龙毕竟是中国人，何不招安郑芝龙，借助郑芝龙的力量驱逐荷兰人。 郑芝龙此时也早有意投降明朝政府，毕竟孤悬海外的滋味不好受，所以熊文灿的招安与郑芝龙的想法一拍即合，郑芝龙投降明朝政府时其部属已有三万余人，其中包含汉人、日本浪人、朝鲜浪人、泰国人以及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军队，战舰三千余艘，明朝政府当即授予郑芝龙福建总兵官位。 后来郑芝龙率领部属又多次击退入侵中国领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为维护中国领海主权做出巨大贡献。郑芝龙在总兵任上又多次招抚福建流民开垦台湾，可以说郑芝龙是开垦台湾的先驱者。 后来荷兰人还是趁着明亡中国大陆战乱之际占领了台湾，明亡后郑芝龙率军降清，郑芝龙的投降使得本是海军弱项的清朝八旗军海上军事力量强大起来，所以清朝也是非常重视郑芝龙。 郑芝龙投降后其子郑成功坚持在闽南地区抗击清军，清政府为了安抚郑成功，对郑芝龙厚礼相待，郑芝龙也多次写信劝郑成功向清政府投降，遭到郑成功拒绝。 公元1661年，郑成功将盘踞台湾的荷兰人赶了出去，成功收复台湾，清政府自此知道郑成功欲在台湾自立，招抚无望，清廷震怒，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矫诏将郑芝龙及其亲族在北京斩首示众。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都算得上是民族英雄，他们在面对荷兰入侵者时坚决予以打击，不管他们父子是否出于个人利益目的，但是总归是维护了中国领海主权和台湾主权。同时郑芝龙父子也是开垦台湾的先驱者，为台湾发展做出贡献。 怒海侠盗张保仔张保仔是清朝嘉庆和道光年间广东沿海一带的海贼首领，最初为广东江门渔民，后被广东沿海一带的海贼红旗帮所掳走，张保仔被掳走后得到了红旗帮首领郑一的赏识，被郑一收为义子，从此开启了他的海贼生涯。 后来郑一在一次意外中溺亡，其妻子郑一嫂成为红旗帮大当家，而张保仔却和比自己大八岁的义母郑一嫂日久生情，于是郑一嫂就由义母变成了张保仔的女人，张保仔则顺利继承了郑一的海贼集团。 红旗帮在张保仔和郑一嫂带领下日益兴旺，盘踞在香港大屿山岛一带。张保仔的海盗集团也是盗亦有道，不扰平民，专门劫掠清朝的达官贵族以及割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企图侵略中国的英国人。 由于张保仔实力强大，多次击败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为此这些欧洲殖民者大为光火，他们找到清政府要求清政府派兵联合剿灭张保仔。于是清政府也想借助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力量剿灭张保仔，毕竟此前清政府派去数批围剿军队都是全军覆没。  影视剧中张保仔形象 但是张保仔和郑一嫂巧妙借用大屿山的地理优势，把清政府和葡萄牙人以及英国人联军全部击败，从此张保仔成为广东沿海一带实力最为强劲的海贼集团。 也因为张保仔为患广东海域，清廷数次更换两广总督，后来换来张百龄出任两广总督，张百龄一改之前几任两广总督的围剿政策，采取怀柔的招安政策，先是断绝沿海粮食补给，然后挑拨葡萄牙人和英国人频繁围攻张保仔，最终张保仔迫于补给压力，接受了张百龄招安的政策。 张保仔和郑一嫂最终率领海贼集团一万六千余人，战船近三百余艘向两广总督张百龄投降，投降后张保仔被授予守备一职（相当于地市级军区司令员），清政府还为张保仔和郑一嫂赐婚，郑一嫂也被封为诰命夫人。 投降后的张保仔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出身海贼，没有太多文化素质，备受官场同僚排挤，但是张保仔作战勇敢，多次为剿灭广东海贼和打击向国内倾售鸦片的英国人做出贡献，也一路获得上级赏识升至福建水师副将（相当于省军区副司令），本来以张保仔作战英勇还可以继续高升，但是时任监察御史的林则徐担心张保仔官做得越大权力越大，怕他将来效仿郑成功在台海自立，向朝廷上奏“勿忘台湾郑氏”，嘉庆帝采纳了林则徐的建议。 于是张保仔的官职止步于副将一职，后来道光年间张保仔在副将任上因病去世，其妻郑一嫂也被褫夺回了诰命夫人称号。 本以为张保仔去世后，郑一嫂也就随之消失在历史上，谁知在张保仔去世近二十年后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正式开始大规模从广州侵略中国，此时已经六十多岁的郑一嫂自告奋勇，组织当年的海贼势力积极帮助湖广总督林则徐抵抗英国侵略者。 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两年以后，郑一嫂带着对国家的失望和对英国战败的遗憾，在广东新会老家抑郁而终。 写在最后除了上述这七位，中国历史上较早对世界作出探索的还有东晋高僧法显大师，这位法显大师是比玄奘法师还早去天竺取经的高僧，法显大师从陆路到天竺，后从海路回归中土之际，法显大师所乘船只因遭遇风浪漂泊到了苏门答腊岛，六十五岁前往天竺取经的法显大师，在外漂泊近十三年后，以七十八岁高龄最终返回中土。法显大师算不上航海家，他属于因为天灾而流落他国，算是中国早期接触世界的人。 还有元朝的列班扫马，他是元朝信奉基督教的维吾尔人，因为虔诚信仰基督教，决意赴耶路撒冷朝圣，但是因为叙利亚附近当时常有战争爆发，所以赶赴耶路撒冷朝圣计划被迫停止。后来列班扫马奉蒙古汗国之命出使欧洲各国，也算是较早游历欧洲的中国人，后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去世。列班扫马也算是较早接触世界的中国人之一。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缺乏探索精神，这其实严格来说是不对的，中国在明朝以前一直是非常开放包容的国家，除了官方的使团以外，在民间也有很多非常富有经验的老船员，只是他们由于属于民间个人的行为，并且识文断字有限，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航海经验默默流传下去，没有形成系统文字著述，也导致他们的姓名和经验没有青史留名，这样的航海家中国历史上还是有很多人，只是他们大多都是寂寂无名而已。 而到了明朝以后官方更加重视程朱理学，用所谓的传统文化把中国人禁锢起来，无法让中国人走向海洋去探索世界，外加明中叶和清朝时期的海禁政策，把中国人彻底禁锢了起来。 所以仔细去看历史，在明朝中叶之前，中国人对外探索世界还是很多的，也产生了很多航海家，其实郑和下西洋正是借鉴了明朝之前如汪大渊等先人遗留下来的宝贵经验和著作才得以顺利探索世界，在明朝中叶之前的航海家中有官方派遣的使团，也有民间海外自由贸易的商人，更有如汪大渊一般的航海探险爱好者。 但是自明朝中叶至清朝全面实行海禁以后，再看中国的航海家，基本都是王直、郑芝龙、张保仔等海贼之流，这就是源于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普通人无法出海远航，所以只有这些海贼不惧官府，才能出海远航，虽然这些海贼航行之路仅限于中国及邻国周边海域，但是他们也算为捍卫中国领海主权做出一定贡献。 尤其是清朝严格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千古一帝”康熙帝居然不准让民间私造大船，不准中国人在海外逗留，不准中国人移居海外，更让人无语的是清政府居然还要求将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引渡回来斩首示众。 所以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中国人怎么有机会去探索世界探索海外，中国人的探索精神是完全被封建统治者剥夺了。失去了探索精神的中国人，最终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全面落后于世界，最终饱受列强的屈辱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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