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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咸丰手里头已经没多少本钱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1856年-1860年，这个时间段从头到尾，都是清朝南方太平天国运动的活跃期。所以此时的咸丰朝，同时面临内忧和外患的威胁，处在兵家大忌的两线作战困境。活动在南方长江中下游战场的太平军，以及湖北、河南地界的捻军，早已将腐朽不堪、战斗力下滑到没边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打残。能与太平军对抗的，则是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和李鸿章的淮军。 这些由地方官员组织的民团武装，当时也只能勉强与太平军、捻军维持在对峙的局面，能保证南方战场不扩大就很不错了。 因此，指望南方给予京畿的北京、天津以有力支援，已经是不可能了。 不过，这个时候的清政府，也还是留了些家底的。要不然太平军北伐的林凤祥、李开芳2万老广西精锐，也不至于在打到天津时功败垂成全军覆没。 扑灭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就是僧格林沁统帅的满蒙骑兵马队！ 这支军队，也是咸丰跟英法联军讨价还价的最后资本。 而由僧格林沁主导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和“通州八里桥之战”，则是左右咸丰朝廷对英法两国决策走向的关键。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给了咸丰极大的误导和错觉。 发生在1859年6月的大沽口炮战，清军炮台守军借助有利地形，再配合上十分到位的隐蔽和伪装，狠狠地让轻敌冒进的英法舰队吃了一回大亏。整场仗打下来，英法联军阵亡94人，369人受伤。而清军这边却只伤亡了32人。 这下咸丰可是扬眉吐气了一把，年轻的皇帝亢奋地认为，这场胜利几乎扫去了他老爹道光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耻辱。 然而还没硬气多久，卷土重来的英法联军便相继攻陷大沽炮台和天津，兵峰直逼清政府的心脏北京。 为抵挡英法联军的进犯，僧格林沁统帅30000清军，在距北京8公里的通州、八里桥一带布置起防线，准备与总数8000来人的英法联军，在开阔地带进行野战。 双方一开打，清军便暴露出武器装备的陈旧不足，和对阵战法的严重落后！ 此时的英法联军，已经普遍装备滑膛炮与配有刺刀的前膛燧发枪，有少数部队还配备有射击精准度更高的线膛火炮和线膛步枪。 而清军除鸟枪和少数旧式滑膛枪外，剩下的就是需要两人协同操作，一个人在前面抬一个人在后面瞄准射击的抬枪，以及腰刀、长矛等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冷兵器。 如此明显的武器代差，若是利用复杂的地形采用伏击、夜袭等战术，或许清军还能偶尔得手讨得便宜，复制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奇迹”。可偏偏迷信骑兵快速冲击敌方阵地的僧格林沁，选择了一片开阔的平地作为主战场。 轮番冲击英法联军阵地的满蒙骑兵，在远处时遭到猛烈的炮击损失惨重，好不容易冲到敌军阵前那部分人，又在联军步兵密集的步枪射击下纷纷落马。只有极少数的骑兵冲进了敌阵，但很快就在近距离射击和白刃战中战死。 整场八里桥之战，双方伤亡完全不成比例，清军损失过半，而英法联军则只阵亡了区区12人。 对于身在圆明园的咸丰来说，僧格林沁的落败，使得北京已经无险可守、无兵可守。再在原地待下去，结果只能是以身殉国或者被英法联军俘虏。于是只得以“北狩”的名义逃往承德避暑山庄。
八里桥之战的战败，对清政府来讲可谓是影响极大。 首当其冲的，是输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洗劫并烧毁了清朝连续几代皇帝营建的圆明园。 更致命的是咸丰手里最后的满清精锐骑兵，经此一战几乎被打得个半残。可即便是这半残的家底，随着此后与捻军高牌楼之战中僧格林沁的战死，也归于消亡。 接下去的清政府，只能不断在湘军、淮军、甘军等地方武装间闪转腾挪，通过维持各方均势苟延残喘，直到最后终结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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