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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很少写到家族，写到老家。对我来说，老家基本上是个结痂的伤口，不愿意触摸，也不喜欢给它挠痒痒。 当我走在灯火阑珊的城市街头，我会经常想起那些遥远的人和事，如果书写一本家族史，里边免不了多了几页血泪痕迹，跟眼前的光鲜明丽实在有些不协调。 鲁迅说过，遗忘是一种国民性，是集体疗伤的方式——但遗忘也是一种罪过，遗忘之后，我们依然会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疼；更可怕的是主观性遗忘，也就是说有意的遗忘，则被鲁迅归纳为精神性的胜利方式之一。 遗忘的另一个可怕之处是，人没有了敬畏心，不懂得忏悔，也不懂得反思，最后陷入了一种集体性的失忆——刻意遮住伤口，以免自己看到恶心，并因此得到麻醉，让自己忘却疼痛。 选择性遗忘，是另一种罪恶——它意味着篡改历史，抹掉历史，从而伪造历史，给后人造成迷惑甚至误导。 那些为秦始皇唱颂歌的人，往往忘了白起坑杀20万赵国降兵的残暴、忘了坑儒焚书的血腥。那些为乾隆皇帝写颂词的人，忘记了文字狱株连三族的非人行径，忘了此时此刻欧洲已经走向现代文明的鲜明比照。 大炼钢铁毁掉了百分之几十的森林，浮夸成风则造成了多少万人被饿死，武斗让全民成为刽子手……只不过几十年，已经就开始了选择性失忆，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十分可怕的：生命如此轻贱，人活着不知道有什么美好的希望，这将把一个民族拖入黑暗的深渊。 我们可能没有书写历史的特权，但我们有记录普通人生活的自由。有时候我会去搜罗经历和记忆，用文学或者别的什么方式，展示那些生存的瞬间，也许能为那些草芥般的普通生命，留下一点可资收存的痕迹：以便哪一天我自己也遗忘了，我还可以找回记忆。 我想写写我的伯父家时，先写下的是这些话。 这也许并没有意义，但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境。一个普通的家庭，也许只是一个样板，但足以显示某些被历史遗忘的细节，让我们窥见时代风雨之中一些小草的生死疼痛。 这是文学可以做的。 二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我伯父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他有一幅好嗓子，说起话来也是高亢清越，唱山歌喊号子都是很动听的。 我伯父喜欢打猎，家里的墙上挂着一把火枪，枪筒很长，枪拐子上挂着一个火药葫芦。他家经常养着几条猎狗，出门的时候背着火枪，屁股后边跟着一群狗：他家的，邻居家的，也包括我家的——这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小村子里，这些狗都成了他的助手。我想猎人大概有呼唤狗的魔力吧，就像印度的耍蛇人有一只魔笛，可以指挥所有的眼镜蛇。 我的两个堂兄和一个小堂弟，都继承了我大伯的英俊面容：大堂哥长得清秀俊朗，二堂哥年龄跟我差不多，敦厚结实；小堂弟小名叫小虎，如果他能长成人，一定是个标致男子，浓眉大眼，虎头虎脑。 我大伯年轻时候就被招到铁路上去当工人。据说我祖父母在困难年代刚开始就离世了，我父亲在西安上专科学校，遇上大饥荒停课回家，两个小兄弟在村里成了孤儿，无人照管——我父亲因此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留在家里照顾两兄弟。我大伯后来也回到了老家，当了农民，成了家生了一堆孩子。 我小时候过年时总能吃到我大伯打的野物：兔子麂子，野猪野鸡，都是在火头上熏成了腊货。年三十我们两家人一起过年，桌子上少不了有这些油汪汪、香喷喷的美味。但是他家孩子一大堆，吃饭都是问题，我大伯打的野物经常要拿去集镇去换点儿零花钱。 大概八十年代初他才四十多岁，得了一场病，去世了。留下了我的三个堂兄弟和两个堂妹，以后的日子全靠他们自己来。我大妈是个老老实实的农村妇女，只能缝缝补补，干点儿农活，至于挣钱这类事，她也做不到。 我两个堂兄都失学了，后来他们跑去河北山西，去铁矿煤矿挣钱。 三 小堂弟叫小虎，长得真像个小老虎。我们两家人都爱这个孩子——他比我妹妹小一点儿，小时候我妹妹就特别喜欢带着他玩儿。他家孩子多，吃饭比较紧张，我妹妹每次晚饭时就把他带到我家吃饭。 他吃饭的样子，后来我想起来十分心疼，让人想要掉泪。他一手把住饭碗，一手捏着筷子往嘴巴里扒拉饭菜，一只眼睛鼓得老大，露出碗沿，紧盯着菜碗——我妈看到说，小虎啊，你慢点儿吃，还有呢。即便这样说，他的一只眼睛依然瞪得圆圆，从碗沿边投射出来亮光，照着桌子中间的菜碗。 因为是最小的男孩，我们都疼爱他，有啥糖果点心零食，都会给他分一份。逢年过节我家吃好的，我妹妹一定带他来。每次他都这样，一边急速吃饭，一边瞪着一只眼睛瞄着菜碗。我妈看着特别心疼，总是给他夹菜，到最后还要给他铲一铲带锅巴的饭。 大概在他快十岁的时候，他生了病，我当时在外边上学，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我回家我妈流着泪跟我说，这娃是拖死的…… 我们那离镇上十里路，镇上有一家管三个乡镇的大医院，但是我大伯父去世之后，他们没有什么能挣钱，一大家人能吃个半饱都得费很大劲儿，哪来钱送孩子去医院……可能拖了一星期或者半个月，给孩子弄些草药单方什么的，最后他就“拖死了”…… 我们也没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所以我妈才会流泪。 四 我大堂兄跟我关系最好。小时候我最初认字，多半都是他教的，他把他的课本拿来给我看，然后像老师一样叫我认字读书。他继承了我伯父的好嗓门，能唱很高调的山歌。他放牛砍柴，都喜欢带着我。我跟着他学了很多玩儿的，比如做个柳笛，用纸叠一把手枪，他还帮我砍陀螺，做木工。 我伯父去世了，他就失学回家了，天天上坡干农活儿。我伯父在时，他的活儿是放牛。我伯父去世了，他成了主要劳力，他再没有功夫带我玩儿了。我妈让他好好攒点儿钱，把弟妹照顾好，将来给他找个媳妇。说到找媳妇，我们都笑他，我说，到时候我帮你背礼物——我们山里订了婚就得去媳妇家拜年，女方的主要亲戚都得走到，要背一背篓猪腿白酒白糖之类的礼物，一个大小伙子也背不动——所以经常需要自己的兄弟帮忙背。 我大堂兄脸都红了——我们都巴不得他早点儿娶媳妇，他是我们这一辈最大的男孩子，按我叔叔鼓励他的话：在旧社会，你就是族长哦。 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去河北去山西，和同乡镇的小伙子们一起，去铁矿煤矿干活儿，经常一整年才回来，我问他挣了多少钱，他憨憨一笑：那意思是也没攒下多少钱。那时候煤矿工资并不高，他抽个烟吃个饭，剩下的并不多。 更可笑的是有一次他们过年回家，刚出陕西渭南某个城市的汽车站，一整车人就被抢劫了——所有人的钱都被洗劫一空。那时候也没有公安什么的来管这些事儿。他们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家，可能还借着别人的钱当路费。 我当时听到他说这事儿，觉得愤怒至极：你们那么傻，这事儿明显的跟包车的司机或者你们矿上人有关系，否则那些劫匪怎么知道你们是挖煤回家的，还包的哪个车？ 但他们的确傻，就这样吃了亏，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五 我在县城里请朋友们帮忙，到处打问有没有什么活儿适合我堂兄干。我到批发市场找老板们，问他们那里需不需要送货的工人，能包吃住最好。后来有朋友给介绍了一份这样的工作，工资当然比较低，县城里就这样。我劝我大堂兄别在煤矿干活儿了，那太危险。我想把他劝回来，在老家县城里边挣点儿钱，找个媳妇成家，可以照顾弟妹，也可以为我大妈养老。 他没答应，继续在外边漂着：一会儿山西，一会儿陕北——有时候刚到那没干到半个月，上边一个检查下来，许多小煤窑都关门了，他们可能连工钱都拿不到，赶紧又得东奔西走到处找开工的矿。 那些年煤矿出事特别多，我老家那个乡镇，有一次就有十几个小伙子集体在一次瓦斯爆炸中丧命，其中有一位还是我初中同学。我觉得十分恐怖，带信让他回来，但是始终没有他的消息。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带着我二堂哥到城里看病。 某一天我才知道消息，在河北省的某个铁矿，他出事了。我父亲和叔叔带着我大妈去河北，奔走千里，费尽口舌，给他们讨回了一万多块钱：我父亲怕出问题，直接把钱存在银行里我大妈的户头上，我这大堂兄一死，我大妈养老都成问题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坐在屋里难受半天，我立刻想起了我大堂兄英俊的面容，他有一对酒窝，就像是时常带着笑。我很后悔没把他强拉回来，在县城找个活儿干。 我回家都不忍心问他的情况，我父亲告诉我：可能连他的尸骨都没法找全。 六 我二堂哥跟我同年，比我大几个月。小时候我俩经常在一起玩儿，他胆子比我大多了：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那个偷偷抽旱烟醉倒、在草地上躺了大半天的，就是我的二堂哥。他能喝酒，饭量大，为人憨厚，小时候我俩惹了祸，经常他替我背锅，被我大妈我妈惩罚。 有一年的初春，我在西安南郊的大学校门外，把我二堂哥和一个同伴接到我宿舍——他们跟我穿过美丽的大学校园，一路上唏嘘感慨，满是羡慕……他们告诉我，他们准备去山西煤矿干活儿，为了省下两块钱的住宿费，他们跑来我这儿投宿。 我把我的床铺和我好朋友的床铺腾出来，给他们睡，我们和别人挤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我带他们去食堂吃饭，然后我给了我二堂哥两三块钱，把他们送出学校。 回来时，我好朋友偷偷告诉我一件尴尬事儿：他在他床铺上发现了虱子。 我知道我好朋友没有丝毫的恶意，虽然觉得尴尬，但是我能想到他们一年四季在外边奔波——有时候可能住廉价旅店，有时候可能随便哪儿窝一晚，衣服没功夫洗、也可能没多余的换。我心里特别难受。 他和我大堂兄一样，也没有挣多少钱。直到有一天，他在渭南的煤矿又出了事儿。 他受了伤，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矿上给他发了几千块钱，就把他打发回家了。我知道这事儿时，已经过了半年了。 我大堂哥带着二堂哥来县城找我，我把他们安排到学校外边一个旅馆里住下，带他们去吃饭。我二堂哥已经病很重了，走路都没力气，吃饭也吃得少。 我和大堂兄带着二堂兄到附近部队医院去做检查。原来他在煤矿受了重伤，在医院里并没有治好，回家以后内伤发作，癌化了——肚子里长了许多东西。 医生很简单地做了检查，避开二堂哥，把我和大堂兄叫到一边，问我们谁是亲属。我赶忙恳求医生说，我们都是，需要治疗住院的话，我来负责。 医生说：不需要了——赶紧回家吧…… 我转过身出医生的办公室：我二堂哥多么恋生啊，他走到我身边问我，切切地又期待地说，能住院吗？ 我忍住泪，平息住自己的声调跟他说：医生说，你这个病要回家好好养着，慢慢就恢复了，不需要住院的。 我送兄弟俩去坐车回家，问二堂哥他想吃什么，他说想吃罐头，我给他买了几瓶水果罐头，买了些方便面还有别的，把一包东西塞给我大堂兄，我背过身，落泪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七 我还没结婚的时候，当了一次娘家人，大堂妹出嫁，我和两位亲人她送到邻县婆家。后来我们离得不远，但也并不常见。各自辛劳，奔生活，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我去看过几次，她算是不错，丈夫很憨厚，后来把孩子养到中学毕业也能出去打工了，一家三口在外边打工，家里终于修起了新房子，他们却很少住。 我大伯家就剩下我小堂妹和大妈了。 我工作后不久，小堂妹招了上门女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算是我大妈有依靠了。我不敢想我那三个堂兄弟，他们本该活得好好的。但是这个一大堆孩子的家里，最后竟然就只剩下一个女孩了。 有一次我见到小堂妹，她愤愤地对我说：没法在这儿住了！妹夫是外来人，家里又没有了男孩子，周围人多少会挤兑他们。他们山林里的树被人偷砍了，他们的地被人侵占了，什么什么的，妹夫不服，和人打起来了，势单力薄，他们吃了大亏。 我想帮帮他们，但是我帮不上：周围人都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朋友，农村的对与错那么复杂，找谁讲理论对错？有时候真的你家没男子，有些事就得吃些亏，这种复杂性，只有在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才能真正了解。 终于有一天，他们实在对那里没什么留恋了，他们夫妻俩带着我大妈，迁居到了外省。好在，他们在外省找到了可以安居过日子的地方，夫妻俩勤勤恳恳，建了新家，养了孩子，我松了一口气，我大妈总算有依靠了。 但是我多少年都很少回老家，那里已经没有我们两家的地基了：除了祖坟。 而我最怕去的地方就是祖坟：我大伯、我三个堂兄弟，都埋在那里，我不忍心看——他们曾经都是活蹦乱跳地在我眼前。 我写过一首长诗《家族：乡村墓园》——里边有三棵苦楝树，长在墓园。 这三棵苦楝树，就是我的农民父兄啊！那么几十年，他们的所有岁月和人生，都变成了苦楝树的树汁—— 那是浓缩的苦水。 -The End- 图文注明外全部为丁小村原创 丁小村（dxcn916） | 有趣、有味；文艺的、思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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