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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代佃仆制为例,看明代底层佃农的生活压力有多大?

 花间挹香 2020-01-05

自唐末至宋代,徽州周边移民流入的同时,山区型地域开发也急速发展。在平息唐末五代的社会混乱、形成稳定的地域秩序过程中,在有力同族的引领下,以集团形式从事农耕的佃仆制普遍化。除原本隶属于有力同族的农民,后来流入的移民为了已被占有的田地、山林等农业资源,作为佃农隶属于原住的同族。此外,没落农民也趋向佃农化,有的奴仆也被给予耕地和住居,向佃农变化。

以明代佃仆制为例,看明代底层佃农的生活压力有多大?

明初以降,长江三角洲等地域,佃农性质的租佃形式逐渐消失。但在徽州,包括地主'主仆之分'和服役义务的佃仆制依然被牢固地维持着。最大规模的事例,是休宁县率东的程维宗(至顺三年至永乐十一年 (1332年-1413年)在元明交替时期从事商业活动致富,积聚休宁、歙两县四千余亩田产,将其分为5个庄,设370余家佃农。

同时他还备置祠堂和族产,修建寺庙、设置市场、开发水利等,在饥荒时向佃民(大多应为佃农)出借谷物。之后朝廷下命,无产人户出成丁二名移居南京永服徭役,维宗向官司提出'郡内大户田地,皆其人佃种。今若去之,必致荒芜',得以撤回成命。这些无产人户中的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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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佃仆制的广泛存在,与徽州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形态均有深刻联系。在徽州,除了新安江沿岸的比较广阔的平原地带,在分散于山间地区的河谷平地和小盆地经营农业,耕地大多呈零星分布,收获量也少,还易遭受干旱和洪水灾害。

为了克服这种不利条件,在田地中'壮夫健牛,田不过数亩,粪壅缛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进行彻底的土地利用和劳动力极其集约的耕作,为了在山地中发展林业、栽培五谷,农民早晨便进山,为防止虎狼侵袭,边唱歌边从事集体耕作。相对于耕地而言人口过剩的徽州,一方面'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存在着大量无产农民,另一方面,集约型农业经营又必须投入大量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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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于拥有分散于山区的田地和广大山林的有势力宗族、地主来说,相比租细给个别农民,设庄地招募佃农,确保拥有稳定的劳动力更具有合理性。明代前期,农业以外的生活手段和向其他地域的迁徙的机会比较有限,对于无地农民来说,从主家获得耕地和房屋、坟墓,但同时作为补偿,以佃农身份遵守'主仆之分',担负服役义务,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总之,在明代前期的徽州,以向有限的农业资源投入大量劳动力形式,确保资源与人口的均衡,在需要耕地、生活基础的佃农与需要固定劳动力的有势力宗族、地主之间,大致维持了稳定的相互关系,二者之间的纠纷也较少。

以明代佃仆制为例,看明代底层佃农的生活压力有多大?

著名的万历《歙志》风土论中,记载了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前后的社会状况:'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嫁依时,闾阎安堵。妇纺绩,男子桑篷,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虽然这是公式化表现,但也反映了16世纪初期之前,实现了生产资源与人口的平衡,包括主仆关系在内的乡村社会关系和传统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16世纪以后的商业化,通过两种途径使佃农经济地位的上升成为可能。一是山林产品的商业化。佃农通常都是独立型经营农业,常常租细主家的山林,栽养杉、松等。徽州的杉木品质好,沿新安江南下运至杭州,经绩溪县通往南京方面,随着经济的活跃,江南地区木材需求量增加,经水路可以较容易地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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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成材需要二三十年时间,长成木材后,佃农可以出卖作为'力坌'获得的林木,集中到手一笔现金。例如隆庆五年(1571年),某县佃农汪乞付等购买并采伐主家拥有山地的杉木时,误伐了相邻其他主家的山林,故立还文约,进行赔偿。可见,佃农购买主家的山林,采伐之后出售。

再加上茶、漆、制墨所用松、制纸所用楮、麻、竹等山林产品的商品化发达,在山林中栽培杂谷和采集柴薪也可以有现金收入。特别是祁门县的松木,含有许多松脂,杂质含量少,是优质烧窑业用燃料,因此,大量地输出至相邻的浮梁县景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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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1625年),祁门县佃农康具旺等,买入山林后进行采伐时,误伐了主家拥有山地的树木'据造窑柴发卖',立文约并予以赔偿。崇祯六年(1633年),佃农汪分龙的儿子擅自采伐主家山地的松木,制造窑柴,最后谢罪并予以赔偿。这些事例均表明祁门等地的佃农,积极地推动着窑业用柴薪的商品化。

从徽州商人正式开始全国范围活动的15世纪末开始,至少佃农已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这正是带动佃农经济地位上升的第二要因。

16世纪以降,大量海外白银自东南沿岸地区流入中国,徽州商人也参与了海外白银的输入,还深入参与了与白银进行交换的生丝、绢、绵织物、陶磁器等的生产、流通,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徽州人控制着明末可以称作'龙脉'的白银流通,佃农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商业活动,从而也获得了提升其经济地位的机会。

以明代佃仆制为例,看明代底层佃农的生活压力有多大?

佃农通过商品生产、商业活动所得收入,有时投入购买土地。在当时的徽州文书中,留存有佃农订立的几份土地买卖契约固,可见,佃农拥有土地并不罕见。此外,到明末时,佃户、佃农拥有耕作土地的田面权(田皮)的情况已非常普遍,这也是提高佃农经济独立性的要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土地的佃农具有自己的户籍,有时还担任里甲制下的甲首职务。佃农所立文书中,还有反映佃农亲自执笔的事例,可见部分佃农已多少具备识字能力。这种识字能力在商业活动中是必要的,同时也提供了提升社会地位的各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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