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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与目次 闲来翻开上海古籍出版社“白屋丛书”中程千帆先生的《桑榆忆往》（2000年9月一版一印）一书。作者曾经是武汉大学的教授，七十年代中期，他的原配沈祖棻先生又在珞珈山遭意外事故身亡。但是他没有被生活的磨难所压倒，在晚年焕发了学术青春。由于他的努力，使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镇。作为工作和生活在珞珈山的我，对程先生和沈先生仰慕很久，也生有很多的感慨。 程先生在本书中，回忆起他在金陵大学求学时，如何走上学术道路有一段论述，其中有两句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我写书时，对于底下的篇目我不用‘目录’两个字的，因为目是目，录是录，我总是写作‘目次’，写篇目也可以，无论如何不能写目录。总之，先有一个命题的规范，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就是论证，再就是推出结论。”（P14）看到这，我马上将书签夹起，翻看本书的目录页。“目次”两个字顿时映入眼帘。我不禁有些惭愧，这是已经看过的地方，疏忽大意了，用囫囵吞枣来形容是极为恰当的。 我随手翻翻书架上的其他书籍，都是写着“目录”；翻翻沈祖棻先生的《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版一印），“目次”！再翻翻千帆先生参编并作序的《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一版3印）“篇目表”！作者确实言之有证。我想，不用再找先生的其他著作，答案是肯定的。 话又说回来，难道其他的所有作者、编者、编审写“目录”都错了么？找来工具书，看看“目录”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6月3版293印）904页为：“【目次】：目录。”，“【目录】：①按一定次序开列出来以供查考的事物名目：图书目录／财产目录②书刊上列出的篇章名目（多放在正文前）”。《辞海》1999 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一版一印）2014页为：“【目录】：①亦称‘书目’。是著录一批相关的文献，以一定次序排列而成的报道、检索图书并指导阅读的工具。也指非印刷型文献的目录。其传统形式分卡片式和书本式两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又发展为微型型和 机读型。②指书籍正文前所载的目次。” 不难看出程先生的严谨，两本工具书中，关于“目录”的首要定义都是其原意，第二条才是约定俗成的意思。因此，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硕儒之一的程先生，在这个细节上有大智慧。当然绝大多数书籍中以“目录”为“书目”也未尝不可，大家都习以为常，约定俗成了。我倒是从两本工具书的查找中，看出在“【目录】”条目解释上的高下来。 正巧手边还有一套由冰心先生任名誉主编、柯灵先生任主编的“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虹影丛书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一版一印），其中有《沈祖棻小说马嵬驿》。翻翻前面，赫然写着“目录”！此书出版时程先生尚在世，要么出版前没有经目；要么老先生年事已高，无力审校。否则，依照先生的秉性，是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差错”的。 一段不堪回想的历史 离武汉大学正门不远的街上，有几家旧书店，我时常能在那里淘到一些惊喜。这一次，我拾起的是一段不堪回想的历史。 这是一本杂志的合订本，尽管书皮有些破，书脊上也有些许的油污，但里面的内容很完整，每一期的封面都如新出的一般。它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旧藏，由红旗装订厂装订的《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3期合订本）。由于有第一期，因此书店老板以创刊号的价格喊了高价，而由于在这几期中，有许多我已知或未知的珞珈前辈的文字，就在犹豫了几天后，毅然再访而购下了。 虽然1956年出的第一期是创刊号，有李达校长的发刊词，但我最关注的是中文系的程千帆教授。 程先生任该报的副主编（主编为唐长孺教授），但是在1956年11月发行的第一期里，首发阵容大都是资深的老先生。如李达、吴于廑、谭戒甫、吴纪先、杨端六、皮高品等先生，中文系有3篇，刘永济、刘赜、李格非各一篇，这其中就是李格非先生资历浅一点。首期发行了3600册。 5个月后，即1957年3月，《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出版了第二期，程先生发表了研究辛弃疾的论文《辛词初论》。将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文章粗略比较一下，多半还是遵循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论者有为新中国服务的时代气息，但更多的是学术上的商榷，包括程文在内。比如他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开头论辛词研究之重要意义，结论中有“他教导了作家们如何从事生活实践，从而使自己的作品为先进的政治服务”字句，虽言之欠周详，但也应景。 这一期刊登了一则重要启示，向学术界宣布该学报从1958年起，定期发行，为半年刊，从邮局订阅，分道林纸本和报纸本，价格也不菲，分别为1.20元和1.00元。但是在那些年头里，有多少学者能静下心来作学术呢？绝大多数拿起了扫帚或牛鞭。 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再也不应有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忘记！ 再谈程千帆 我有收藏的爱好。前几年，在武汉收藏市场闲逛，卖旧书刊资料的老周，知道我是武汉大学的，出示了一通含信封的程千帆先生手札。我对先生久有仰慕，就购下了。 这是程先生于1994年3月2 9日写给武汉大学程一中教授的信。全文如下： 一中老弟： 函悉。因正病卧医院，先简单复数事： 一、 贷款可延期一年，本息均延。 二、 《沈祖棻诗词笺注》大约今年六七月间可出版，届时当再寄奉。 三、 宗福邦带陶德麟亲笔信来，邀我去武大小住，讲学数次，时间不拘。我本拟去，以释前隙。但体力又似不足，不宜奔波。君意如何？请衡量厉害，以及校内各方意见。 这次生病是外感，肺部感染，发高烧，引发心脏不适，现已退烧，心脏亦已平稳，不久当可出院，请勿念。 顺颂 双安 千帆 3，29 其中人物，沈祖棻为程先生亡妻，知名诗词研究学者；宗福邦，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陶德麟，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哲学家。本札为硬笔书于作业纸上，不知何故会流到老周手里。 从本信中，可以看出两人的亲密友情。除去私事、家常外，有一点值得回味的，就是武汉大学对程先生的邀请。坦率讲，武汉大学在其心中是有感情和分量的，否则不会有“我本拟去，以释前隙”之语；但是受到的伤害太深，太甚！且很多当事人依然健在，因此，老人不得不权衡再三，征求一中教授意见。 我不知道最终程先生是否有珞珈山之行，也无意怪罪让先生受打压、折磨的人，因为这是时代的悲剧。 但是我从这通信札里，看出了程先生对武汉大学复杂的感情，而不是怨恨。程先生的《桑榆忆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一版一印）一书封面有一段话：“长期以来，我把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尽量地压在心里，所以别人让我写回忆录，我都没有写。这次是一个机会，我觉得也要使后人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摧毁的。哪怕很软弱，但是又很坚强。” 这确实是他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值得我——一名后学尊敬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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