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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前身周侯国原本是殷商臣属，公元前 1046年的牧野之战，周军大获全胜，实现了商周鼎革。自此，周国从方国晋升为天下共主，周国国君也成为天子。 值得一提的是，商、周二族并非同源，商部落兴起于北方燕山一带，而周国地望则在西方（陕西）。商汤灭夏，雄踞中原时，周人还相当弱小，在戎狄部落间艰难求存。 直到古公亶父（周太王）率领族人迁徙周原（岐山），周部落才逐渐发展壮大。但是，周太王显然不满足于西岐一隅之地，据《诗经》记载：“（周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也就是说，早在周武王的曾祖在位时，周人就已经有了灭商的打算。 那么商朝又是怎么对待这个怀有异心的诸侯国的呢？ 古公亶父死后，少子季历继位，据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王武乙（纣王曾祖）除了赏赐给季历 “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外，还以和亲的方式将摯国之女大任嫁给他为妻，并全力支持周人对戎狄的作战。 正是在强大的商朝支持下，季历先后灭掉咸阳东北的程国，大败西境的鬼戎、义渠，据有关中，武丁还封他为殷牧师。然而，野心膨胀的季历却公然向东方进兵，先后攻打位于晋冀一带的“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军事势力深入到了商朝眼皮子底下，这种僭越行径引起了商王文丁（纣王祖父）的极大不满，将季历召至都城后杀死。 季历的东进失败，并未让继位的周文王姬昌放弃对商朝的军事挑衅。据陕西周原考古出土的周人 1号卜甲记载，周文王曾向先祖盟誓，要走商汤正道（即取而代之）。 对于这场战争，《古本竹书纪年》只用了寥寥数字：“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这也是周人第一次直接向商王朝发起军事进攻。当然，由于实力悬殊，战争的结果依然是周人战败，继位的商纣王“乃囚西伯于羑里”。 显然，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并非如《周本纪》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周文王姬昌 “积善积德”而纣王“昏庸残暴”，周文王被囚羑里完全是因为其不守臣道屡屡攻伐天子，从这一点来看，文王被囚其实罪有应得。 对于这位屡屡犯境的诸侯国首领，纣王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并未将其杀死，反而是软禁在羑里城。纣王之所以这样处理，主要是基于避免陷入双线作战的考虑。 在殷商统治后期，东夷各部（甲骨卜辞称为“人方”）屡屡发动叛乱，牵制了商朝大量兵力，对此，纣王不得不集中兵力征伐东夷。 而对于西方的周国，则采取了怀柔拉拢政策。 一方面是将亲妹妹嫁给周文王继续建立姻亲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最大限度的对周国的军事威胁采取忍让态度。 在陕西歧山凤雏村11号灰坑出土的甲骨上，记载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衣王田，至于帛，王隹田”，甲骨形制和文字特征均属周人甲骨。衣王指殷王，而后面这个“王”则是指周王。 周人称王（非追谥）始于文王，所以这里的这段内容意思是商纣王与周文王一块在帛地狩猎。这寥寥数字向我们表明，商纣王最大限度的想要缓和与周的矛盾。 而周文王被释放归国后，也表现出对商朝的极大 “恭顺”。 《逸周书》记载： “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同时佯装腐化不再复仇，在周国境内筑造灵台，纣王听闻，大喜说道：“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 周文王的举动赢得了纣王的信任，纣王不仅将驻扎在黎国一带的商军调往东夷，还赐周文王弓矢斧钺，给予他征伐之权。然而，周文王却利用纣王的信任，在灭掉周边的密须、阮、共等国后，于四十四年伐耆国（即黎国），四十七年伐崇国（忠于商王室）。 在陕西周原出土的周人卜甲中，也印证了周文王晚年伐蜀、征巢、伐密、伐崇等军事行动，实现了 “三分天下有其二”，并正式称王。 周文王的阳奉阴违，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利簋上对武王克商记功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商”，即牧野之战只打了一个早上，商朝就灭亡了。 这充分说明商纣王对于西周的军事威胁并未采取有效应对，既未提前得知周军的突然反叛，也没有调回远在东夷的商军主力，显然，纣王生前上了大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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