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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的沈从文 作者：阿黛 图片：网络 01 鲁迅与沈从文之争在鲁迅骂过的大半个文坛里，沈从文也是其中一位。那鲁迅和沈从文到底因何而起争执呢？因为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论。 我带大家简单地梳理一下当时的背景：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不仅阐释了自己的文学理想，还对当时文坛上，尤其是京沪两地的很多作家对待文学的“玩票白相”的态度予以了斥责批判。 同年12月，文人苏汶对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中对上海文人的批判进行了反驳，并撰文有《文人在上海》。 1934年1月，针对苏汶的这篇文章，沈从文又撰写《论“海派”》与苏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从这之后，文坛上就掀起了著名的京派和海派之争。 之后，鲁迅也参与其中，先后在《“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文章中对京派、海派进行了剖析、批评。从此，作为京派的代表人物，沈从文就成了鲁迅口中的官的帮闲。 “我宁可向泼辣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可见鲁迅对京派的态度。那么，鲁迅如此评价沈从文，到底对不对呢？沈从文冤不冤呢？别着急，我们先从文本解读开始，给大家捋一捋当时的原貌。 02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兼谈沈从文的文学理念首先，我们来解读一下《文学者的态度》： 这篇文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沈从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者的态度”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在面对这样一个题目，沈从文的态度也是严肃的。他首先举出自己家中大司务的例子，他家的大司务对于自己分内的事情，如肉价、米价等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后还认点字，念点浅近书籍。他的这种态度被“我”的一个朋友认为是“怪人”，沈从文认为这并不奇怪，这只是“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然后笔锋一转将这种现象联系到文坛。 第二部分，沈从文指出现在的那些文学家受过去观念和时代的习气的影响，对文学的态度像是票友和玩白相的人。他们的写作态度不够严肃，写作不是职业而是副业，是随性需要的工具。沈从文指出现在的文学家就在这种玩票白相的精神下打发时间，他们的成就感不是严肃地对待文学创作而得来的。他们对自己的作品甚为自满，渴望无聊的成功，但他们这是用炒作的手段让自己成功，这就是“设计成功”。而现在文坛的场面也正是，这样一群玩票白相的文学作家和教授所支持着，而他们的这种态度是不会产生出伟大的作品的。 第三部分，在痛惜当时文坛的局面，发现“病根”后，接下来沈从文就开出了“治病的药方”。沈从文指出伟大作品产生的唯一办法就是作家以诚实的态度去做文学，认真地对待文学，要有职业的尊严。文学者应该向老景学习，学习老景的明白很多事却不拘泥自己敢于认识生活的态度，学习老景认识到自己职业的尊严，不以别人的赞贬而进退的态度，学习老景诚实自重的态度。同时也指出那些“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和“在北京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人，实际上是平庸的，他们对待文学没有严肃的态度，因此在这类人上面是没有什么期待的。最后，作者希望以上的两种人能够“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呆气”对待文学。 其次，谈谈个人感悟。 综观全文，可以看出沈从文是一个喜爱文学、也认真对待文学的人。作为一个坚守纯文学的作家，他不关心商业、不关心政治，只关心那片文学的净土。他的这种态度跟他的文学理想是息息相关的，他的文学理想就是重造的工具和工具的重造： 一、健全纯洁的新的语言文字。 二、把他用来动摇旧社会的观念基础。他就是想重造文学，让其描写优美自然健康的人性，描写庄严的生命，继而抵抗现代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意义危机，最后重新塑造民族品德。 可以说沈从文的理想是相当宏大的，正是这种宏大的理想使得文学这种神圣性被侵犯时，他一定会发出呼喊，以纠正文坛上的这种不正之风。 从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沈从文对文学的痴爱和钟情，更能感受到他对整个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人文忧患意识。而在批评文坛上的这种不严肃的风气时，他并没有偏激地只指责上海的一些作家，同时也批评了在北京的一些作家，他对海派的批评并不是拘囿于文人籍贯或者文人聚居地，我觉得更多的是站在对“上海气”这种风气的批评。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他的态度不光是温和的，也是具有理性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他的温和中有坚持，有不可动摇的坚持。 年轻时的沈从文 03 苏汶的《文人在上海》那苏汶是如何反驳沈从文的呢？ 在文章中，苏汶对于“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时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的文人带着某种恶意称为‘海派’”表示委屈。他说“‘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不下于在平剧界中所流行的”，其涵义多是“爱钱、商业化、作品的低劣、人格低下”等方面。在他看来，“那些不居住在上海的文人”是饱者不知饥者饿。 “海派”的商业化也是有其原因的，“上海社会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同时“副业也不容易找”，为了生存，结果自然就是多产，“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而这些不但得不到同情，反而被“北方的同行所嘲笑”，最后针对“因为居住的地点的不对劲而被说成是‘不脱上海气’”，于是也只能“无话可说”了。 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沈从文并没有提到“海派”一词，而在《文人在上海》中苏汶则明确提出“海派”一词用来指称在上海的一群作家，并回击沈从文。至此京海派之争蔓延开来。 04 沈从文的《论“海派”》针对苏汶的文章，沈从文再次开始阐释自己的文学观点： 第一部分，沈从文首先谦和地表示“同意那篇文章”，但是接下来的论述就可见其是以退为进，先扬后抑之法了。 沈从文说到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就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这可以引申到那些“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之人，感情主义的左倾之人，靠炒作而成名之人，冒充风雅之人等。对于这样的一些人，北方作家的漠视和轻视的态度已经是很宽恕的了，进而指出对于这种无聊的人与下流风气的存在，我们不应该容忍，而应该扫除这股恶风气，而且这也是“南方北方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的一种责任”。 第二部分，沈从文对于苏汶的误解进行了解释。 首先是苏汶所认为的北方从事文学者对海派的轻视态度。沈从文在文中谈到，北方文学者并没有轻视海派文人，如果是轻视的话，那么就会听任海派习气的存在发展了，就不会出来纠正。其次，对于苏汶将自己与沈从文所说的海派对号入座的误解也进行了说明。沈从文指出自己所说的海派并不是苏汶、茅盾、鲁迅等住在上海的一批作家，并且希望在上海的这样一批作家能够尽力纠正海派的这种风气。 第三部分，沈从文仍旧是在贯彻《文学者的态度》中的观点。 他指出自己所说的海派作家和海派习气并不是只在上海，这种现象在北方也存在，甚至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在南方，所谓的海派习气已经是极为平常的了，但是北方则正流行着旁人对于作家的造谣等风气，并热衷于挖掘作家的小道消息来吸引读者，而一些编者则根据读者的喜好而转变文学的风向。这种海派的风气妨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歪曲文学的意义，误导“若干正拟从事文学的青年”。进而提出纠正这种不良之风的办法：一是“需要作者的诚实和朴质”，一是“在各种严厉的批评中，指出错误、不适宜继续存在的现象”。 其实细想来，沈从文的批评也是有失公允，有片面之处，他对上海文坛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当时的上海文坛存在多种文学派别，有左翼文学者，有新鸳鸯蝴蝶派，有张资平为主的情爱文学者，也有穆时英、施蛰存为主的现代派文学者。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坛，但用上海气恐怕是难以形容的。所以沈从文用“上海气”来说一些文学风气时，不免让各路文学者内心不舒坦，所以引起一次次论争是在所难免的了。 05 鲁迅是如何看待京派和海派的？鲁迅先后在《“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文章中对京派、海派进行了剖析、批评。 《京派与海派》首先以京海论争引出话题。接着从地域对作家的影响这一角度对两派进行了分析。认为 “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北人与南人》北人卑视南人已是一种传统。其实北人南人都有优点有特长。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然而现在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文中指出：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人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京派和海派》鲁迅认为，自己在《京派与海派》中所说的并不圆满。京海之争，看作是“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京派海派已经成了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了。京派奚落海派，其实是千里迢迢送秋波。为何如此呢？帮忙帮闲近来都有些不景气，只好两界合办，重新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 从中我们总结出鲁迅的态度： 京派代表无用之文学，海派代表投机之文学。 不可否认，鲁迅的文章很深刻，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文学存在的文学生态环境以及现存的原因。但他的文章也有偏颇之处。 1、鲁迅将京派称为官的帮闲，海派称为商的帮忙，显然有失片面化。从这两个概念而言，京派和海派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派别，概念上有复杂性，人员上有复杂性，文学作品上有复杂性，无论从哪个方向来说单纯地界定为官的帮闲和商的帮忙都不算完全合适。沈从文的作品能说是官的帮闲吗？施蛰存的文章能简单说是商的帮忙吗？ 2、我觉得他忽视了京派和海派在文学上的贡献和可取性。且不说京派的作品对和谐、节制和优美以及诗化小说的追求。海派文学的现代特质，先锋意味，在通俗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成就在当今也具有借鉴意义。 3、他把人按地域分为南人和北人，文学分为京派和海派，两派因为地域不同文风也不同。但是文学不是相通的吗？他把京海的影响称为京海杂烩。站在他的反对者的角度，两个讨厌的文学派别相互交汇自然产生的也是不祥的新劣种，但是站在当下角度考虑，文学首先是相通的，纵然风格不同，但实质相通。所以说京海汇合不仅是官或者商的需要，恐怕也是文学之间相互吸收的一个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以聚居地来划分京海派的片面性。 06 我认为，沈从文和鲁迅，两人的观点其实有相通之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沈从文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完全追求文学的超功利性，为艺术而艺术，完全脱离社会现实。 一方面，面对风云变化的文坛，他并没有采取视而不见的清高隐士风格，独善其身。也没有为一己之私谋取利益或者自娱自乐投机取巧。他是想通过工具的重造和重造的工具来完成自己的文学理想。我觉得他既追求文学的审美，又有对功利的追求。在当时时代背景，作为有良知的文学者，他既不投机取巧从中渔利，也不独善其身做隐士，而是让文学做为武器抗争中国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 另一方面，他作为严肃的文学者，一个全身心投入到文学的人，把文学看做即为神圣的净土，所以他既不允许海派这样商业化媚俗化，也不认同将文学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误用和滥用，因此他捍卫文学的自由，独立和尊严，所以他在抗争现实危机民族危机的时候又要抵抗文学审美的危机。 文学本体与文学工具，就这两面而言，鲁迅和沈从文有相似处，两者都是坚持这个观点的，不是单一的。只是时代不同侧重点不同而已。 在30年代的风云突变的时代，鲁迅有着趋时的态度，重视现实，重视文学对当下社会的宣传和斗争作用，重视文学对社会的明显效果，在这个基础和前提下，他坚持文学还要有艺术性。但是沈从文则不同，沈从文具有超时的姿态，重视的是文学对于民族，对人性人心，对社会的启蒙和重造作用，更具有长远性和理想化特点，相对于前者而言，效果在短时间内不明显，所以被当做梦幻和无用。在这种大功利之下，沈从文追求文学独立的尊严神圣，不依附商业和政治。其实两人都看重文学的启蒙功能，都重视文学的功利性和艺术性，只是维度深度不同而已。从这个角度说两者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 与其将两者分派，倒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现象，是中国文人的两种选择，它不只是存在于30年代，而是在30年代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凸显出来而已。我觉得京派和海派两者，与其作为对立和对抗来看待，倒不如作为文学互补而存在。互补的价值远远大于对立的价值。 07 参考文献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岳麓书社.2006年4月 2、康长福.《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 3、李生滨.《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4、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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