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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日前，电影《孔子》因传闻其中提到“孔子会武功”而受到关注。对此，有网友提出，孔子武功高强，在《史记》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孔子倡导的是治国安邦之策，当然也包括“威以服四夷”这样的以武力平定天下的思想。孔子倡导的“六艺”当中的御射，就是骑马、射箭这样的军事技术。再说，在春秋战国的混战年代，孔子没点身手，随便一个匪徒就把他料理啦，怎能周游列国呢？这些话语听上去似有道理，但与人们此前了解的关于孔子的知识截然不同。请问，答：由于孔子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人们特别关注孔子，希望用不同的手段表现孔子，展现孔子的生平形象。但是，由于时代的悬隔，材料的匮乏，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感到模糊、出现争议都十分正常。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儒家产生之前，已经有“儒”的存在。《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汉代经学家郑玄说：“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儒”本来应该是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的一种人。由此，就像一般说来“文”与“文弱”相近而与“武”相对那样，人们往往将“儒”与“柔弱”相联系，孔子似乎也应该是一位文弱之人。 其实，“儒”与“儒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儒家”来源与“儒”，儒家中的人或者有的仍操儒之职业，但二者却不是一回事。冯友兰先生说：“在儒之中，有不止于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日之礼乐制度以理论的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孔子不是儒之创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立者。”以孔子为代表，儒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立意高远，视野开阔。他们提倡修身，着眼点在于安人、服人，也不纠缠于礼的细枝末节。 孔子儒家特别重视教育，重视人的培养教育。在周代，贵族教育可有“小学”、“大学”之分。正如朱熹《大学章句序》所说，在那时候，“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谓“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乃“小学”必修，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战争与祭祀一样为人人关心、关注，自然人人都懂射、御。以往，有人以“六艺”为孔子单独提倡，实在是一个误解！既然国人都修习“六艺”，孔子自然也不例外，材料显示，孔子还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不过，一般所说孔子重视“六艺”，或用以教授弟子的“六艺”乃是“六经”，也就是经他整理研究过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在孔子看来，“六经”可以教化社会人心，包含了“修己安人”的“大学”之道。如果说“小学六艺”主要在知识与技能层面的话，那么“孔子六艺”所蕴含的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学说。 孔子希望向往天下大同，希望天下和顺，要求人们仁爱礼让。但是，孔子也看到当时天下无道，自己所处非时，认识到“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仅仅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因此，现实中的孔子头脑清醒，决不迂腐，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所以，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艰难险阻，孔子总是表现得义正辞严，刚毅勇武。他也懂得“文事”与“武备”之间的关系，例如，齐、鲁两国在夹谷会盟时，孔子力主带兵前往，做好各种准备，才使得齐国阴谋未能得逞。 孔子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论语·述而》说：“子之所慎：斋、战、疾。”孔子慎重对待斋戒、战事、疾病。军事战争虽是国家大事，为时人所重，但他却反对专注于兵战问题，如果有人这样，他的反感往往溢于言表。例如，卫灵公向他请教，他就表现得很不耐烦，他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他与他的弟子曾经谈到，理想的社会应当是“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孔子家语·致思》）。但是，理想毕竟只是理想，现实中的孔子当然也知道，治理邦国，应力求做到“足食”、“足兵”、“民信”，三个方面都十分重要。如果实在要放弃其一，孔子认为应当“去兵”，只留一者，也应当是“民信”，因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庄子曾经将“内圣外王之道”称为无所不包的“道术”，认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学术则是“方术”。其实，孔子之学包罗宏富，包蕴精微，应该属于“道术”。比如，《孙子兵法》谈论兵战之事，就特别重视“道”，将其作为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并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上下同欲、君臣同心至关重要。孔子注重宏观上使人了解社会，懂得社会，也不反对从微观上教育人民。孔子反对专注于战争，但战争毕竟不可避免，实实在在地客观存在，所以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他指出，如果不对百姓进行训练，不懂得战争之术，就让他们上战场参加战斗，无异于抛弃他们。一次，孔子弟子冉有为季氏带兵打仗，取得胜利。当季氏问他关于军旅的知识从哪里来时，他说是“学之于孔子”。在冉有看来，孔子乃是“大圣”，其学无所不包，“文武并用兼通”（《孔子家语·正论》）。 按照冉有的说法，孔子文武双全自然没有问题。孔子不仅考虑治国安邦，而且着眼于“平天下”，通晓射、御，善射、会驾，也懂得军事，了解兵战，但如果说孔子武功高强，则缺乏直接材料。当然，这里所说的“武功”，是指今人习惯上所说的武术、技击之类，或者冷兵器时代的御敌格杀技能。更可以肯定的是，孔子更没有现代武侠小说中的那类高来高去、隔空伤人的“神功”。 孔子曾经奔走在诸侯之间，他凄凄惶惶，有时也遭到攻击和围困。但在周游列国时，孔子总是有弟子相伴，在孔子的弟子中，也有像子路这样的勇武之士。据记载，子路“有勇力才艺”（《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不惧争斗。孔子说，自从子路入门，“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维护师门，保护孔子，起到了很好的“御侮”（ 《孔丛子·论书》）。 据史料记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就是闻名于诸侯国的勇士。在偪阳之战中，他力托城门，救出众多士兵，从此“以勇力闻于诸侯”。而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史记·孔子世家》）而且“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吕氏春秋·慎大览》）“勇服于孟贲，足蹑效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淮南子·主术训》），勇力、格斗技能似乎并不在其父之下。除此之外，孔子更通晓战阵韬略，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即是明证。因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说孔子会“武功”，乃至是“武功高手”，应该并不过分。当然，实事求是地说，这里的“武功”需限定范围：它不是金庸、古龙小说中高来高去、隔空伤人的“神功”，而是冷兵器时代实实在在的御敌格杀技能。核诸史实，孔子是完全具备这种战场搏杀能力的。 但是，在孔子的学说体系中，战阵、射御之功毕竟仅占了次要的位置。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孔子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主张恢复礼乐政治，将礼坏乐崩的社会重新纳入上下和谐的良性轨道。他厌弃当时诸侯国的滥施刑罚与战争杀伐，绝不肯同流合污、为其帮凶。因而《吕氏春秋·慎大览》在记载“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孔子“不肯以力闻”。自然，这并不意味孔子只能做文弱的教书先生。 孔子是立志救世的，在深度分析夏商周发展大势后，孔子指出，殷商之礼是损益夏礼而成，周礼则是损益殷礼而成，社会历史是损益发展的；于是自此而下，亦要损益周礼而成新礼。孔子志在作成新周，赋予周代礼乐文明以新的意义；他的抱负，在《易传》中早就明言，要“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孔子的思想意识是刚健进取的。《易传》主要为孔子所做，其中还有这么两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为孔子精神的写照。孔子取法于天之运行，主张自强不息、刚健进取；但同时又取法地之博厚，要求涵养道德、宽厚包容。这样，刚健与博厚相辅相依，共同构成一种稳健平衡的人生精神。 与西方基督教的一味进取态势比较，孔子的进取精神更包含宽容博爱的一面，也更具有平衡的稳定性。而与其“武功”相比较，在世界日益全球化、国与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孔子这种刚健与宽容交融的人生精神，应该是他留给我们、留给人类的远为宝贵的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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