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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摘 要 ：把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还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这代表着两种有着重大不同的哲学观。考察当代哲学的发展，自觉地从特殊的“人类活动”的角度理解哲学，并拒斥把哲学把握为特殊的“知识类型”，构成当代哲学观的重大转向之一。这一重要转向意味着人们对于哲学的本性、功能等一系列前提性的重大问题获得了新的自觉。这是哲学的自我解放，也为哲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特殊向度所具有的合法性提供了最为坚实有效的根据。 关键词：哲学观；特殊的知识类型；特殊的人类活动； 作 者 ：贺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吉林长春 130012）。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19年第12期。 【目录】 一、特殊的“知识类型”还是特殊的“人类活动”：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观 二、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而非特殊的“知识类型” 三、哲学观从特殊的“知识类型”转向人的“特殊活动”的重大哲学意义 哲学观是对“哲学之为哲学”的反躬自问，是哲学对于自身的自觉意识。它以一种集中的方式体现着哲学的基本立场和精髓，构成一种哲学的灵魂和生命。因此，对以往哲学的反省与批判，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旧哲学观的消解与超越并因此所导致的哲学观的转换。哲学观的转换，不是个别哲学观念的变动，而是总体性的、方向性的变化，意味着对于哲学本性、功能和工作方式等的重新理解和规定，因而反映着哲学演化发展中带有革命性和根本性的转折。在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当代哲学及其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哲学观的一种值得注意的重要转向，我们用 “从特殊的‘知识类型’到特殊的‘人类活动’” 对此进行概括。我们认为，对此进行专门探讨，对于推动哲学在当代的自我认识，深入理解哲学的发展趋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特殊的“知识类型”还是特殊的“人类活动”：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观 哲学究竟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还是特殊的人类“活动”？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代表着两种有着重大区别的哲学观。前者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哲学所特有的认识对象和领域，通过对这一特有对象和领域的把握，哲学在本性上是一个有着固定的研究主题、有着标准的话语和概念方式的客观知识体系。后者则意味着，哲学并没有属于自己特有的认识对象和领域，哲学在本性上也不是一种客观知识体系，相反，哲学在根本上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哲学虽然以概念语言表达自身，但这种表达的旨趣不是为了与某种实在的对象相对应和符合，而是把这种概念语言视为一种介入思想、语言和现实社会生活的活动，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活动，实际地改变思想、语言和现实社会生活的面貌，哲学因而成为一种具有强烈实践旨趣的思想和语言活动。 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这种哲学观在哲学史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有一点是它们共享的信念，那就是总有一个自给自足的永恒知识王国属于哲学，总有一些别的学科无法获得的特殊知识等待着哲学去发现和捕获。正是因为这一信念，“哲学知识”拥有统率其他具体学科知识的特殊地位，哲学也因此获得了超越于其他具体学科的“超级学科”的地位。 在哲学史上，这种哲学观最有代表性的表现形式无疑是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形态。构成传统形而上学最基本前提的是一种“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世界是由不依赖于心灵之对象的某种确定的总和构成的。对‘世界的存在方式’，只有一个真实的、全面的描述。真理不外乎在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部事物和事物集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哲学的根本使命就是对“世界的存在方式”提供真实全面的描述，从而获得关于“实在”本身的终极解释和最高真理。亚里士多德曾把探究“存在之为存在”及“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最终理由和最终原因视为哲学的最高主题，并把以这一主题为探讨对象的“理论学术”称为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它相信，在所有“存在者”中，必有一“最终实在”，使得所有“存在者”获得最终根据，哲学的特殊任务就是通过对“终极实在”的探究，获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终极原理和终极解释。可以说，对“终极实在”的形而上学追求，构成哲学自诞生起最为持久和深层的冲动。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对象和任务的规定影响漫长的哲学发展史，同时也逐渐积淀而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哲学观。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和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对上述传统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并因此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重大转向。但在哲学观上，它与前述传统形而上学有着内在的一致。区别仅在于，通过认识论和语言学转向，哲学不再把寻求非人类的终极实在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而是把实在置于人的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之中，去重新理解实在的意义，但是，它仍然相信，哲学是关于某种特殊问题的特殊类型的知识，这些问题只有哲学才能达到自觉并予以切实的解决，哲学通过关于这些特殊问题的独特处理和回答，占有和获得其他学科所不具有的“高级知识”。“认识论转向”所预设的前提是：具体科学面向世界，以获得关于“存在者”的知识为旨趣，只有哲学以反思的姿态，追问一切具体知识得以可能的认识论前提和根据，这一前提和根据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是保障一切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得以可能的根据和基础，因此，论证“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从而为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奠基，就成为哲学的中心任务，很清楚，这种哲学观虽然不再直接追问关于“实在”本身的知识，但是，它却把追求比具体知识更为“基本”、更具“前提”性的“意识”领域的知识作为自己的目标，如果说形而上学实在论以寻求永恒不变的、普遍一般的关于“实在”本身的知识为鹄的，那么，“认识论”则把关注的重点从“实在”转向“意识”，转而寻求关于人的“意识原理”的知识，其基本逻辑是这样：只有获得了关于人的意识和认识原理的知识，才能为获得关于存在的知识提供明证性的根据和基石。“语言学转向”所预设的前提则是：人的认识和意识由于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和“私人性”，也无法保证关于实在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只有意识的意义表达和存储形式，即语言才具有公共性和普遍性。因而，以语言作为基础和根据，认识和意识的内容才可获得客观性和自明性，与此相应，关于“实在”的知识也才得到了有效和可信的证明。因此，关于“实在”的知识必须转向关于“语言”的自觉，才能确立自身可靠的根据和基石。于是，通过逻辑分析，以一种符合真理本性的“正确”的语言去描述和把握“实在”，便成为哲学的主要任务。 可见，无论是形而上学实在论，还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和以语言为中心的哲学形态，虽然在反思层次和具体取向上有着诸多重大不同，但在哲学观上，却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取向。首先，它们均把哲学视为区别于具体学科的某种特殊的知识类型，哲学有其固定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问题域，这一问题域或者是“存在”，或者是人的“意识”和“语言”，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就在于它能够获得关于这一特殊问题域的答案和认知。其次，由于把哲学视为某种特殊的知识类型，它们认为哲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终极性的地位和权威。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其合法性和重要性就在于它是最具有“自明性”“本源性”和“根基性”的知识，是为所有具体的、局部的知识提供终极依据和辩护的“后设性”的“元知识”，具体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真理性只有通过哲学才能得到最后的保证，因此，哲学代表着在知识等级和体系中占据着制高点的最高知识。再次，由于哲学在知识体系中的至尊地位，哲学被确立和归结为一种“超级学科”，正如罗蒂所指出的：“存在有（或者应当有）一门学科，它将给予我们希腊智者希望获得而未能获得的东西——不只是意见的总和，而且是知识，关于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东西的知识。……我们需要哲学作为一门基本学科，这门学科为证明或批判生活方式和社会改造提供着基础；那些把自然科学当作合理性典范的知识分子，则偏爱一种为科学大厦加冕的‘科学哲学’”，哲学作为“基本学科”，成为“永恒秩序”和“中性思想框架”的发现者和奠基者，因而在人类所有学科中拥有着“立法者”的至高地位。 对于上述哲学观，当代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反省。例如罗蒂用“镜式哲学”来概括这种哲学观，它相信“去认知，就是去准确再现心以外的事物，因而去理解知识的可能性和性质，就是去理解心灵得以构成这种再现表象的方式。哲学的主要关切对象是一门有关再现表象的一般理论，这门理论将把文化划分为较好地再现现实的诸领域，较差地再现现实的诸领域，以及根本不再现现实的诸领域（尽管它们自以为再现了现实）”；普特南用“形而上学的神目观”来描述这种哲学观，认为这种哲学观在根本上所体现的是上帝的眼光而非人的眼光；在欧陆哲学中，海德格尔用形而上学的“本体—神学—逻辑”的机制来概括这种哲学观的本质，他指出，这种哲学以追求统一性的终极原理为目标：“这个一的统一性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终极的东西以其方式论证着第一性的东西，第一性的东西以其方式论证着终极的东西”；德勒兹用“沉思”和“静观”描述这种哲学观的根本特点，认为“静观的普适原则和沉思的普适原则原本是两种幻觉”，这是“哲学在大做其统辖其他学科的白日梦”，等等。可以说，当代哲学家们对以往哲学观的上述概括和描述，都从不同视角揭示了传统哲学把自己视为某种特殊的“知识类型”的哲学观。 二、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而非特殊的“知识类型” 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活动”，而不是特殊的“知识类型”，这意味着哲学观的重大转换和哲学观念的重大变革。如果说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实质上是把哲学理解为一个“名词”。那么，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活动，则是把哲学理解为一个“动词”。从这种新的哲学观出发，哲学的本性、功能和存在方式等一系列哲学观的根本性问题呈现出有着重大不同的意蕴。 在当代哲学看来，哲学在其源头处并非某种特殊的知识类型，而是一种特殊的活动。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哲学》一文中曾对“哲学”一词作了词源学的考证。在希腊文中，哲学（philosophia）源出于“philosophos”，据赫拉克利特的意思，“philosophos”所意指的是“热爱sophos”，而“热爱”（phileia）则表明以逻各斯的方式去说话，与逻各斯相“应合”（entsprechen）。因此，哲学，或者说“热爱sophos”就是与“sophos”相应合、相协调。从这种词源学的考证可以看出，“哲学”在最本源的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不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学科”或者“专业”，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最早的哲学家寻求宇宙秩序的整体性见解，其目的不是获得关于宇宙的客观知识，而是获得关于人和社会自身的自我理解，获得关于人在宇宙中自身位置的自我意识，并且根据这种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中，曾这样描述这些最早的哲学家和他们的哲学：“对于古希腊罗马人来说，什么是最根本的呢？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肯定，它无非是‘哲学的’人生存在形式：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他们的法律。”以苏格拉底为例，在他的眼中，哲学不是一种“学院”内的“理论学科”，而是一种热情的生命方式，他的哲学就是在大街上、集会中乃至法庭上与他人的“对话”活动（这才是所谓“辩证法”的原始含义），通过这种“对话”活动，促进人和社会的自我理解，并据此来追求和塑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构成了其哲学的根本旨趣。因此，对于他们，我们甚至不能以现代所常理解的“哲学家”来称呼，他们是游吟诗人，是思想者，甚至是僧侣，“哲学”对于他们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与人的现实生活内在相关的“生命的事情”。这一点就如康德所说的：哲学“在古人那里原是对至善借以措身的概念以及对至善借以获致的行为的诠论”。 然而，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哲学的这种“活动”性质被逐渐遮蔽和遗忘，哲学被“名词化”为一种现成的“永恒知识”和“超级学科”。于是，把哲学从这种遮蔽和遗忘中唤醒，凸显哲学作为人类特殊活动的本性，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任务。 在当代哲学中，把哲学把握为一种特殊的活动，主要意指如下两重内涵。第一，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治疗性”活动。第二，哲学是一种介入人的思想、语言和生活，通过概念的创造和思想的力量实际地改变现实的历史性活动。 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疗性”活动，指向的是人的思想、语言和现实生活。按照这种哲学观，哲学的重要任务不是针对某些永恒的问题提供终极的答案，而是通过反思和批判人的思想、语言和现实生活，揭示并祛除遮蔽和扭曲其真实和自由存在的虚假和抽象观念和力量，并消解这种抽象观念和力量的虚幻性和抽象性，使人们不自觉的思想、语言和生活的“病症”在哲学的这种反思批判活动中获得充分的自觉意识，从而维护和捍卫思想和语言的真实性、具体性和自由性。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这一划时代的著作中，这样表述他的哲学观：“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可以说，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让哲学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在这一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明确拒斥把哲学当成一种由“命题”组成的知识性学说，而认为哲学是一种为思想划定界限而对语言进行澄清的活动。维特根斯坦虽然在语言观等诸多哲学观念上有重大的变化和转折，但在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对思想和语言的“治疗性活动”的哲学观上，却始终一贯，在他看来，“哲学是以语言为手段对我们智性的蛊惑所做的斗争”，“哲学的结果是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十足的胡说和理性把头撞向语言的一些界限后留下的一块块的肿块。这些肿块使我们看到了发现的价值”，这同样所强调的是哲学作为思想和语言治疗者而非特殊知识的捕获者的角色和功能，就如维氏所言，“哲学家处理一个问题就像治疗一种疾病”。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哲学观对当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罗蒂的说法，维特根斯坦与杜威、海德格尔一道，实现了把哲学视为“治疗性活动”的哲学观转向：“他们三人都对把哲学视为准科学性质的学科持怀疑态度。他们每人的研究都与企图通过消解那样一类概念框架以改变思想环境的做法有关，在此类框架内，先前的哲学家们设定着自以为有待解决的问题。他们希望改变哲学教授的自我形象，并希望哲学家把自己看作文化的批评家，而非看作明确问题的解答者。” 而在另一些当代哲学家看来，哲学不仅是一种针对思想和语言的“治疗性”活动，同时还应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沟通和对话性活动。以往哲学对终极性知识的追求，使哲学成为一种自足圆满的封闭体系，这使得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其他形式隔绝开来，使得哲学家成为高高在上的“立法者”和“拯救者”，并与现实生活中的“他人”对立起来。消解哲学这一传统形象，就是要把哲学从“真理”的占有者转向真理的追求者、探索者和推动者，真理从来就不是“现成”的存在者，而是在对话和沟通中才能生成和显现，在此意义上，哲学理应放弃成为至尊的“独白者”，而应该成为一种克服不同文化样式、不同人们之间隔阂和对立的对话与沟通性活动。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取代传统“意识哲学”的“独白理性”；伽达默尔把其哲学诠释学称为“对话哲学”，强调“科学意识的独白结构永远不可能使哲学思想达到它的目的。……哲学的语言总是经常地在同自己历史的对话中不断构成”；布伯把推动“我”与“你”的对话与统一视为哲学最根本的使命；德勒兹虽然反对把哲学视为“沟通”，但他强调：“哲学绝不是用来反思任何事物……谁也不需要通过哲学来进行反思”，哲学思索“唯有经由外部，并于外部方能存在”，这意味着“哲学致力于在不同领域之间将新的潜能聚集在一起，而从通常的动作方式上来看，这些领域倾向于彼此分离地进行评判并充满嫉妒地固步自封。哲学的目标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以潜在的方式居间、聚集，外在于它们自身通常的限制条件”，通过概念的创造，哲学把自身的活动与其他领域的活动联结起来，在关联中共同解放彼此的潜能，在“共变”中实现各自的“解域”，可见，德勒兹的哲学观中实质也包含了把哲学从“绝对知识”的固步自封中摆脱出来、在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中发挥哲学的独特功能的思想旨趣。 哲学不仅是思想与语言的澄清与治疗性活动，也不仅是不同文化形式、学科和知识领域之间的对话、沟通与融合性活动，而更应是一种实际地参与、介入和改变现实生活的活动。在此方面，马克思哲学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代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即是这种哲学观最为鲜明的表达。在此，马克思明确地对以往哲学试图成为“解释世界”的特殊知识类型的哲学观予以批判，并要求哲学成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这意味着，哲学虽然仍以“理论”的方式表现自己，但它不是生活实践之外的“终极知识”，相反，哲学的价值在于它根植于生活实践并在生活实践中证明了自身的力量。哲学的功能不是作为静观者来对世界进行思辨和描述，而是作为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成为改变和创造现实生活的现实力量。马克思说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哲学“发现”新世界，不是要寻求关于“新世界”的“客观知识”，而是要在批判和揭露旧世界的过程中，生成关于“新世界”的想象，并以此推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追求和创造更为自由和美好的新世界。可见，哲学“发现”新世界，不是出于理论理性的“好奇”，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的动机和要求。无论是对旧世界的揭露和批判，还是对新世界的想象和创造，都要求哲学不再是“离开实践的思维”，而是与实践联为一体、以“实际地变革与反对现存事物”为归宿和鹄的的“实践之知”。可以清楚地看到，与传统把哲学视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的哲学观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把哲学视为一种实际地介入现实生活的创造性活动。 从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转向思想和语言的澄清和诊断性活动，人类不同文化样式、学科和知识领域的对话、交流和融合活动，现实生活的介入和改造性活动，这是哲学观深刻而重大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对于哲学的本性、功能等一系列前提性的重大问题获得了新的重要理解和自觉。 三、哲学观从特殊的“知识类型”转向人的“特殊活动”的重大哲学意义 哲学观从“知识类型”向“特殊活动”的转向，并非简单的哲学姿态的变动，而是具有丰富和重大的哲学意义。它表明哲学在自我反省和批判中所实现的自我理解的变革与深化，代表着一系列哲学观念的重大转换，对于我们理解当代哲学及未来哲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意味着哲学自觉地放弃了作为人类知识和现实生活的“立法者”和“奠基者”的虚幻地位，表现出其自觉回归于人现实的文化创造和社会生活的趋向和努力。 如前所述，当哲学把自身定位于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时，它实际上把自身视为高居于人们各具体知识形态、文化样式和现实生活之上的“绝对真理”的化身。哲学就如同掌握绝对权力的“皇帝”，君临天下，唯我独尊，这一切皆因为它自诩把握了关于“终极实在”的“特殊知识”。这等于把哲学摆到了一个思想、文化和生活的统率者和支配者的不切实际的位置，这既是哲学最大的“荣耀”和“成功”，同时也是它最大的“耻辱”和“失败”，哲学因此如同康德所描述的那种脱离了空气的鸽子一样，成为无所依托的“孤家寡人”，它对“绝对知识”的迷恋，最终只会使自身异化为强制性地规范和化约具体知识形态、多种文化样式和丰富的现实生活的抽象教条和僵化原则。超越作为特殊“知识类型”的哲学观，从“活动论”的角度理解哲学的本性和功能，一方面，意味着它深刻地意识到以往哲学观的内在缺陷和困境，如维特根斯坦称之为“理智的迷乱”以及对现实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背离与扭曲，伽达默尔称之为“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和“断言的天真”，哈贝马斯称之为“意识哲学”的“独白理性”，马克思称之为“醉醺醺的思辨”，等等，都是从不同视角对传统哲学观的虚幻性和独断性的深入揭示和批判。另一方面，它表明了哲学自觉地放弃了这一虚幻的自我定位，转而要求哲学在承认人的具体知识、各种文化形式和现实生活的真实和独立存在的前提下，重新寻求哲学的合理存在方式，并以一种合适哲学本性的方式发挥哲学的功能，维特根斯坦呼吁哲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哲学家试图让哲学回归人的现实的“生存”与“生活世界”的努力，马克思强调生活实践对于哲学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从而使哲学从“天国”回到“人间”，等等，都表明了“活动论”的哲学观努力通过哲学的“重心下移”，克服哲学的“神学化”，实现哲学的“世俗化”，在与具体知识领域、文化样式和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中，获得自身的存在合法性并发挥其特有的思想功能。 其次，它意味着对于哲学如何发挥其特殊功能获得了新的重要的理论自觉。 如前所述，当哲学把自己的理论理想定位于获得关于“终极实在”的“特殊知识”时，它对自身的理论功能实际上也已经同时设定，即哲学要通过对“终极知识”的捕获，充当为具体知识领域、文化样式和现实生活“奠基”和“立法”的角色。赵汀阳指出，它“试图获得精神世界的立法权”，希望成为“思想宪法”，事实上，这种哲学不仅企图宰制思想和精神世界，而且还有主宰人的全部生活的宏大抱负和雄心，正因此，罗蒂把这种哲学观所希求建立的文化秩序称为“哲学文化”，即以哲学为中心的文化。与此不同，“活动论”的哲学观则完全自觉地抛弃对哲学功能的这种专制和独断的立场和姿态，强调哲学不是具体知识领域、文化样式和现实生活的外在抽象权威，而是内在于它们并维护和推动其走向丰富、自由和创造性的真实力量。 概括而言，“活动论”哲学观认为，发挥哲学功能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是对遮蔽和扭曲具体知识领域、文化样式和现实生活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幽灵的自觉抵御和消解。把哲学视为“思想和语言治疗性活动”的哲学家们认为，抽象的形而上学幽灵是对思想和语言的粗暴干涉和扭曲，因而是思想和语言毫无意义的“赘疣”，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和消解这种形而上学幽灵给思想和语言所带来的困惑和扰乱，从而捍卫思想和语言“如其所是”的存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哲学不能进一步语言的实际用法；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它让一切保持现状”。对于把哲学视为“对话、沟通和融合活动”的哲学家而言，哲学的重要功能就是对于抽象形而上学所建立的思想、文化与价值的强制性等级结构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独断、对立和压迫进行自觉的反思和澄清，从而把思想、语言以及人从这种等级结构的“辖域”中解放出来；对于把哲学视为介入和改造现实生活的哲学家们而言，哲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自觉地拒斥形而上学的“怪影”对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遮蔽和扭曲，从而推动人们对自身真实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历史现实获得深入的自我理解。在此意义上，“活动论”哲学观十分自觉地把“去蔽”与“批判”而非对“绝对知识”的“发现”和“占有”视为哲学的重要功能。第二，对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的丰富、具体和自由本性的捍卫和推动。对“思想和语言的治疗”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捍卫生活实践中“实际”的“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和“生活形式”的丰富性。维特根斯坦十分深刻地表达了这一种观点：“矛盾的社会地位，或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就是哲学问题。”这里所谓的“矛盾”，所意指的正是不能被任何形而上学的逻辑所“平整”和“瓦解”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对抽象的形而上学所建构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的强制性等级结构的反思与澄清，是为了推动不同具体知识领域、文化样式和不同主体之间的开放与交融，是为了创造不同思想和文化视域之间的协同和团结，是为新的思想和文化可能性开创空间；对抽象的形而上学怪影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为了不断克服“抽象对人的统治”，超越阻碍人的现实自由和幸福的种种束缚，因而具有鲜明的人文解放旨趣。 再次，“活动论”哲学观代替特殊“知识类型”的哲学观，结束了哲学拥有永恒主题和永恒真理的超历史话语权力的迷思和幻觉，并自觉地把哲学视为一种具有鲜明历史性、情境性的思想性活动。这是哲学的自我解放，也为哲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特殊向度所具有的合法性提供了最为坚实有效的根据。
按照“活动论”哲学观，以往哲学观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获取某种关于“终极实在”的“特殊知识”作为哲学的主要任务，这使得哲学成为一种超越历史的、无时间性的如同“神学”般的“超级学科”。哲学成为“超历史”的存在，意味着它推崇的是一种“外在论”的、“上帝”般的立场和眼光。与此不同，“活动论”的哲学观则自觉地把哲学置于历史性语境中，认为哲学的主题、功能和存在方式等，都必须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其现实的内容和形式，舍此哲学将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把自己置于空虚的思辨中而无家可归。按照“活动论”的哲学观，哲学没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基本问题”，相反，哲学的“问题意识”根植于对思想、语言和现实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情境中所面临的矛盾、困境和挑战的反思、批判、拷问与洞察，用福柯的话说：“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哲学的“发问”不可能是超越时空的抽象之问，而总是一种“历史性”的“合乎时势”的“发问”，这就决定了哲学不可能成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普遍知识，而只能与具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在历史性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并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必然被超越的历史性思想。把哲学理解为对思想与语言的治疗性活动，这种治疗性活动不可能是超历史的、一劳永逸的，因为对思想和语言的控制和扭曲在不同历史条件和语境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内容，这使得这种“治疗活动”是一项没有终结的、必须在历史中不断重新开始和进行的活动。同样，当把哲学理解为推动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和融合的活动，理解为实际地参与、介入和改造现实生活的活动时，在这种理解中，已经内在地蕴含了哲学的课题和任务不可摆脱的历史性。这是因为，扭曲和阻隔人们对话、交流和融合的抽象因素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总是表现为不同的主导形式，束缚和限制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自由和发展的异化力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也总是表现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诸如权力、资本、技术，种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等，都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充当过这种抽象因素和异化力量，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活动，必须要在对这种抽象因素与异化力量的历史性“发问”中，确立属于自己的时代性主题，正因如此，人们才把哲学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必然是历史性与情境性的，把哲学视为以超历史、超情境的永恒问题为对象的“超级学科”，认为它对所有时代、所有地方都具有规范和约束力量，必将使哲学失去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文明的活的灵魂”的思想力量，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不结果实的花朵”。 可见，超越特殊“知识类型”的哲学观，从“活动论”的角度理解哲学的主题和任务，真正实现了哲学与人的思想、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和统一。它启示人们：只要人们仍在思想，人的文化创造仍在不竭前行，人的现实生活仍在不断追求自由和幸福，哲学就将永远不可缺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16ZDA242）和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自觉”（17JJD720003）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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