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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篇》（十六） 古人知道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语的好听，而装出伪善的面目，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古人对于言语也就不会过分地重视，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重视。我们现在选拔领导者，像西方选拔总统都要进行演讲，演讲时言语非常巧妙、非常能感染人，但这个人是不是有真才实德呢？很难从他的一两次演讲中就辨别出来。 在《群书治要·中论》上，有一段关于言语的话：“夫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谋谍如也。”“夫利口者”，这个利口就是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足以看到、洞察到细小的环节；他的言辞非常巧妙、精于修饰；“给”就是敏言、伶牙俐齿，也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他的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人断定疑惑；但是他“好说不倦”，喜欢言谈，不知疲倦，喋喋不休。后面接着讲“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类族辨物”就是把事情按类来归纳推理，然后来分辨事物的人，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在世间，能够按类归纳推理来洞察分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钝被蒙蔽、不通达的人是多数，那谁知道他说的是不是正确的呢？因为他的口才很好，甚至还很有名，学历也很高，演讲起来滔滔不绝，让人一看就感觉这个人很有才华，对他所说的话就会生起信心。但是他所说的话可能是违背大道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实”，不是和事实真相相应的。“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这就是他之所以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却不被废弃，虽然很低贱但是不被遗弃的原因。  “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者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溃（溃原作浇）乱至道也。”古圣先王有一个法律，能言善辩、曲解法令的人，因为他们能够混乱礼法的名分，使它们失去了原意，还有行为邪僻却坚持不改的人，言语虚伪而能言善辩的人，对这样的人要处以死刑。像孔子刚出任鲁国的大司寇，没有几天就把“行僻而坚、言伪而辨”的少正卯给处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少正卯的口才非常好，致使孔子的很多弟子都被吸引去听讲。这些弟子跟随孔子学习已经很长时间了，但还是不能够辨别究竟哪一个是符合道的，就是因为他口才好、能言善辩。对于这样的人怎么办？只能把他给杀掉。因为他会使民众产生疑惑，而分不清孰是孰非。他讲的话都不符合道，但是又讲得非常好听、很迷惑人，所以就会使治道混乱，这就是巧言。他说的言语是无实的，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大道、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符合人性，但是对于一般的世俗之人又分辨不出来。这样的人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只有学了圣贤之道的人才有能力分辨。正是因为“有言者不必有德”，能说会道的人不一定有实德，所以中国古人并不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言辞。  在《群书治要·汉书》上记载着一个故事：张释之和汉文帝一起出行，结果汉文帝登上了虎圈（就是伺养虎的地方），向上林苑的主管询问禽兽簿中的各种问题。结果他问了十来个问题，这个上林尉左顾右盼一个也回答不出来。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官职很低的啬夫就代上林尉回答，结果汉文帝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不仅是有问必答，而且回答得非常流利，给皇帝一种这个啬夫不仅对禽兽簿的事项非常地了解，而且口才好、很有能力的感觉，文帝看了果然就很欢喜。这个时候文帝也忘记了孔子的提醒“巧言令色，鲜矣仁”，于是他就下诏要把这个啬夫从普通的啬夫提拔起来，做上林苑的上林令。 这个上林令的位置还在上林尉之上，张释之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上来劝谏。他就问文帝：“您觉得这个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周勃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汉朝有名的功臣，文帝就回答：“那当然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了！”张释之就又问：“那您觉得东阳侯张相如是何人也？”这个张相如也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为侯，他在西汉143位功臣中名列第118位。文帝就回答说：“他当然也是长者了！”张释之就说：“您看，绛侯、东阳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但是这两个人在上书言事的时候，就说不出话来，就像口不能言。现在您越级提拔这个上林令，那不就是想让大家都效仿这个啬夫喋喋不休的口辩之才吗？秦国就是因为任用了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刀笔之吏，而那些人争相以亟疾苛察相鄙视，他们做事很急迫，督察又非常地严苛，为的就是邀功请赏，而认为这才是尽职尽责。结果是徒有官文的形式，但是却没有实际的德行，也没有恻隐之心。秦始皇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逐渐地衰败，到了秦二世的时候，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因为这个啬夫能言善辩，就越级提拔他，那我恐怕天下会随风响应，争相去求能言善辩而不求实德。而且下级顺从上级，这个速度就像响之应声、影之随行一样迅速，所以皇帝的一个政策、一个举动都不能够不审慎明察啊！”汉文帝听了之后，也非常地警醒，称赞他说得好，也就废除了要把啬夫这个人封为上林令的诏书。 这段历史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古人评判一个人才，并不是主要看他的话说得多么漂亮、是不是有口才，不像我们现在有的地方选拔领导者都要面试、还要口试，而口试的时候则主要看他的言辞、表达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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