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烧公宫公元前636年正月（周三月），在外流亡达十九年之久的晋文公终于回国即位，并于五年后在城濮一战成名，成为开创晋国霸业先河的一代雄主。但正如他的弟弟晋惠公回国之初面临着里克、丕郑的威胁一样，晋文公回国初期的日子也不太平。就在他即位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差点死于一场蓄意制造的宫廷大火。《左传》对这件事有一段简略的记载：
事件的主谋有两个人，分别是吕甥和郤芮。他们原本是惠公党羽，当年文公、夷吾争夺君位的时候，这两个人就为惠公出力颇多，让晋文公颇为忌惮。晋惠公在位十四年去世，其子晋怀公即位之后昏招频出，导致内失民心、外失强援，在国人强烈的呼声下，吕甥、郤芮不得不同意迎立文公入朝，但心中对文公的芥蒂之心却始终未能释怀。  所谓“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或许是晋文公回国初期颇有些志得意满，多少对吕甥、郤芮释放了一些敌意，这些信号让吕、郤二人不由得感到胆寒。他们担心自己会像里克、丕郑一样遭到新君的清算，因此便铤而走险筹划了这次行动。不过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开始执行，就被寺人披检举揭发。 所谓旧恨又添新仇，晋文公本就对二人心存芥蒂，如今更是恨意难平，于是便将计就计，借秦穆公之手将其诱杀于王城。郤芮被诱杀之后，其原有的爵位被褫夺，封地冀邑也被没收充公。 郤芮的儿子郤缺也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家子弟，从小就过惯了富足的生活，如今父亲获罪被杀，自己也被贬为庶民，此中的落差可想而知。从此以后他也只能流落民间，在他们过去的封地冀邑的的郊区以务农为生，靠着给公家种田勉强度日，想要恢复往日的荣华富贵怕是无望了。或许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曾怨天尤人，也想过要自暴自弃，可日子总要一天一天地过，人总要积极地区面对生活所造成的磨难，这一切总要慢慢地去习惯。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正当他渐渐习惯了贫苦的生活准备籍籍无名地度过一生的时候，转机却突然间就出现了。  胥臣举贤事情的转机源于一次偶遇，据《左传》的记载：
有一次，大夫胥臣出差路过冀邑的远郊，看到一名农夫在田间劳作，这时恰好农夫的妻子赶来送饭，夫妻二人在炙热的田野上相敬如宾，场面十分庄重严肃，就好像是在贵族的庭院中一般。按理来说“礼不下庶人”，这种在远郊种地的农家夫妇只要有口饭够糊口就可以了，那些空耗精力的虚礼对他们来说既无必要、也没有学习的途径，可他们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呢？胥臣对此很是好奇，于是便上前询问，这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位农夫便是郤芮的儿子郤缺。  相敬如宾 孟子曾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郤缺便是这样的大丈夫，即便是身在草莽，也依然保留着贵族的风度，此等气节不禁让胥臣感到十分倾佩，回去后就将其举荐给了晋文公。 晋文公犹记得当年火烧公宫的场景，因此有些疑虑，就反问说：“他的父亲罪大恶极，让他来担任大夫合适吗？” 胥臣的回答是这样的：“当年虞舜惩办罪人将流放了鲧，可后来却启用了他的儿子禹；齐桓公对管敬仲恨之入骨，可最后却是因为他才成就了霸业。如果郤缺的确是贤良之人，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而不是去计较他的父亲做了什么坏事。”  这些话晋文公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反正最后郤缺的确是被任命为下军大夫，实现了人生中最不可能的跨越。到了襄公元年（前627年），郤缺在箕之战中生擒白狄的君主立了大功，襄公大喜过望，于是便大赏功臣，其中提到：
为表彰胥臣举荐贤臣之功，襄公以先茅之县重赏胥臣；对于郤缺则是重新将冀邑封给他，还任命了一个没有实际领兵权力的卿职。到了十几年后的河曲之战时，郤缺又列入六卿，成为晋国最高领导层的一员。 郤缺作为一名罪臣之子，从一名农夫到恢复大夫的地位，又从普通大夫晋升为卿，甚至最后成为晋国执政，塑造了一段人生实现完美逆袭的励志传奇。而在这段励志故事的开端，胥臣的举荐可以说是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这次偶遇，那么后面的所有故事都没有可能发生。因此，胥臣可以说是对郤氏家族有再造之恩，郤缺无论如何报答都不为过。然而吊诡的是，后来荣登执政之尊的郤缺对于胥臣似乎并无感恩，据《左传》记载：
也就是说，郤缺成为执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胥臣之孙胥克的卿位废掉，为的只是将赵盾的儿子赵朔照顾到六卿的序列，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推论一：胥臣举之，赵衰成之对于这件事，人们通常都会这样去理解：尽管胥臣最先举荐了郤缺，但由于文公对郤氏家族怀有旧怨，并没有立即恢复郤缺的地位。后来在赵衰的劝说下，文公才将信将疑，勉强给了他一个下军大夫的职务。  对于这个猜测，史料上也有间接的证据，那就是关于文公给太子欢选拔太傅的案例：
当时晋文公相中了一个叫阳处父的人，一时犹豫不决，便咨询胥臣的见解。胥臣对于素以“华而不实”著称的阳处父似乎并无好感，但又没有直接反驳，只是含混其词地回答说：“这主要取决于太子的本质：本质好的人如果有好的老师教导，将来就一定会有所成就；反之，如果本性不够善良，你再怎么教导也是徒劳。”他还举了周文王的例子，说当初文王天资聪颖，在娘胎里就不愿意让母亲遭罪，出生后也不需要师长烦忧，长大以后更是爱亲敬友、广纳良言，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 晋文公听得有些不耐烦，就打断了他：“照你这么说，后天的教育也就没什么用了呗？”胥臣又顾左右而言他，成功地把话题带偏了，后来这件事也就没了下文。  胥臣的这番话虽然言辞含混，但他所反映出的态度却是明确的，那就是阳处父对于太子的成长不会有什么助益。不过他的这番话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阳处父还是被任命为太傅，还成了赵氏的党羽，并在晋襄公七年的夷之蒐上伙同赵盾扰乱襄公的人事布局：
从夷之蒐中阳处父的一系列表现来看，阳处父之所以能够成功晋升为太傅，似乎与赵衰的长袖善舞有很大关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 胥臣与赵衰个人性情的差异简单来说，胥臣与赵衰虽同属晋文公“五贤士”，可他们在文公心目中的分量却有很大的差别。胥臣最大的特点是饱读诗书、博古通今，在讲话的时候总是能引经据典、长篇大论，但也有他的缺点，那就是言语隐晦、点到为止。早年晋献公假道伐虢之时，荀息在分析对手的时候曾提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胥臣的个性就和虞国的宫之奇有些类似，因此很难得到国君的信任。  与之相反，赵衰却是一个果断干练的人，做事从不拖泥带水，在随亡之臣中也最得文公信赖。建立三军六卿体制确立将帅人选的时候，晋文公几乎是对赵衰言听计从，凡是他所举荐的人，比如郤縠、郤溱、狐偃、栾枝、先轸、胥臣、先且居等，都能顺利地进入六卿的行列，可见赵衰很能摸得准晋文公的心思。而赵衰多次辞让卿位，晋文公也从来不会怨恨，反而是一直相劝，甚至到后来还特意为其举行了一场清原之蒐，也足见君臣二人的情谊之深厚。 回到胥臣举荐郤缺这件事上来，《左传》《国语》对此都有记载，可见这件事的确是发生过的，但晋文公最终恢复郤缺的地位却并不见得是听了胥臣的那番话，而是有着另外的考量。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晋文公在外流亡多年，国内缺乏有力的支持，为了稳固自身地位，必须要取得国内豪强的支持，在这一点上，郤氏家族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郤氏家族在惠公时期发展迅猛，先后有郤芮、郤称、郤乞、郤义、郤步扬等多人在朝中任职，在当时晋国政治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即便是后来有了郤芮火烧公宫的事件，晋文公借机处置了郤芮，可郤氏其他分支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觑。后来晋文公在设置三军六卿的时候，还特意将中军将、佐这两个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了郤毂、郤溱，大概就是想借此笼络郤氏家族。 不过，到晋文公后期，担任中军将的郤毂去世，中军佐郤溱似乎也不见了踪迹，整个郤氏家族群龙无首，这就给晋文公平衡各大家族的计划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来作为国君与郤氏各分支之间的纽带。这个时候，胥臣所举荐的郤缺也就进入了晋文公的视线，而最终促成这件事的恐怕非赵衰莫属了。 推论二：文襄疑之，赵盾惠之另一方面，《左传》在论及襄公对郤缺的封赏时曾特别提到：
也就是说，尽管郤缺在箕之战中立了战功，襄公也把封地复封于他，但却只是授予了一个卿的虚名，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职权。这也就意味着，国君对于郤缺罪臣之子的身份始终是介怀的，也就无法真心诚意地对其委以重任。郤缺尽管重回朝堂，可周边人却总是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这就好比是把一个刺配的犯人放到了闹市中让人围观，这种滋味恐怕比在田里劳作还要难受，由此对郤缺心理上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  郤缺真正走出父亲叛乱造成的阴影，重新光耀郤氏家族的门楣，还要等到赵盾执政之后。据《左传》记载：
令狐之战发生于晋灵公元年，也即公元前620年，当时的六卿之中还没有郤缺，而到五年后的河曲之战时，郤缺的名字便赫然在列了。这也就意味着，最晚到灵公三年（前618年）五大夫之乱平定之后，郤缺便被赵盾举拔为上军将了。正是从这一刻开始，郤缺终于摆脱了有名无实的窘境，成为真正掌握实权的下卿了，这份恩情自然要记在赵盾的身上。  正因为如此，郤缺在上任之后一直都与赵盾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比如晋灵公七年的诸浮会议：
当赵盾和荀林父围绕究竟该召回谁而产生争执的时候，郤缺就扮演了过去先克所承担的角色，为达成赵盾的意图而摇旗呐喊，终于让赵盾得偿所愿，为赵盾权力的稳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赵盾对郤缺信任也是全方位的，在他临终前为了让人照顾自己的儿子赵朔，特意作出安排让郤缺越过荀林父担任中军元帅。郤缺上任后果然不负重托，为了扶持赵朔不惜开罪胥氏，这些都是郤氏与赵氏友好关系的明证。 至于胥臣，他是一个懂得坚持原则的君子，也的确为郤缺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但正是由于他点到为止的说话方式和不通人情世故的秉性，使得他很难为对方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而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郤、赵两家的长期友好做了一件美丽的嫁衣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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