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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经济处于低增长阶段 与国际金融危机前5%左右的增长率相比，2012-2014年世界经济连续三年维持约3.4%的增长水平，已进入低增长阶段。经济低迷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世界经济原有的增长格局和增长机制，新的增长动力没有形成，经济复苏仍主要依靠政策刺激。世界经济的持续较低速度增长不仅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还是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长期来看，世界经济增长的两个核心要素人口与投资并不乐观。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存在。另一是全球私人投资市场整体低迷。在金融危机期间受重创后，发达经济体私人固定投资一蹶不振。发达经济体2008年至2014年私人投资与2007年初危机前做出的预测相比下降了25%，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私人投资占资本存量的比重近年来也有所下滑，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都低于繁荣高峰时期做出的预期。全球经济增长要素条件趋差的同时，全球生产率在下降，尤其是科技带来的提升作用减弱。根据IMF研究结果，从危机爆发前开始，科技对发达国家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就在持续减弱，对新兴市场的提升作用也接近瓶颈。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处于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进入低于过去40年趋势增长率的“新平庸（New Mediocre）时代”。“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将处于危机后的深度调整中。受发达国家经济联盟的“再组合”、大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再调整”、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困境、全球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各国创新与增长动力的长期疲弱等因素影响，2020年前全球经济仍将处于低速增长阶段，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新增长点，复苏势头依然疲弱。 二、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迷 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全球需求疲弱、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替代部分进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造成贸易缩水效应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国际贸易持续萎靡不振。据WTO数据，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全球贸易增速自2010年大幅反弹以来，一直保持平均3%左右的年增速，而1983-2008年的年均增幅为6%。2014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仅为3.1%，不仅低于过去20年5.3%的年均增长水平，甚至落后于全球经济的扩张速度。WTO最新预测将2015年世界贸易增长预期下调至2.8%。这是WTO对今年全球贸易预期做出的第四次下调，本次下调意味着全球贸易增长率将连续4年低于3%，连续第三年落后于已然低迷的全球经济增速。 三、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 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均非常重视科技进步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全球科技研发经费迅速增长，各国竞相确定未来科技发展重点战略与领域。未来五到十年，信息、生物、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可能产生大范围技术进步和产业形态变化，全球将进入科技创新活跃期。发达国家继续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方向，新兴经济体提出大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实现传统产业升级。但我国“十三五”时期，全球尚难以看到可以产生革命性影响的重大技术突破，新兴产业仍处于产业化的初级阶段，尚难以担负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重任。全球整体处于技术探索、技术创新与技术培育阶段，也是围绕新技术的竞争与可行性技术推广、试错与应用的阶段。 四、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 国际石油供求格局出现重大趋势性变化。非常规石油资源带动石油储量增长，美国页岩油的勘探开发成为未来石油资源新增量的重要来源，国际石油供需格局呈现历史性转折，消费中心东移，生产中心西移。 受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及其扩散效应的影响，中东石油生产国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目前美国石油供应的51%来自本土，49%依靠进口。其中，南北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是其第二、第三大石油供应国，意识形态反美的委内瑞拉是其第四大石油供应国，来自中东的石油供应不足其石油供应的15%。如果美国的页岩气技术进一步应用并向其他发达国家扩散的话，一方面中东石油占美国石油供应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同时，伴随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页岩气技术的应用，中东在全球石油供应中的地位将趋于下降，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和投入可能减少，包括海上治安在内的安全保障有可能减弱；另一方面，如果页岩气技术应用获得迅速推广，导致天然气价格进一步下降，影响到美国本土天然气生产，不排除美国干预国际石油生产格局、以保障美国本土天然气和石油生产稳定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美国有可能像以往一样采取措施，强迫中东一些国家退出全球石油供应体系。如果考虑到中东石油对竞争对手——中国、欧盟等的重要性，这种可能性将进一步加大。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60%，其中，60%来自中东和北非。初步判断，如果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度降低到10%，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和投入可能明显减少，在财力因素制约下，有可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导致中东局势和海上安全出现“供给缺口”；如果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度下降到5%以下，天然气价格下降明显，不排除美国放任中东极端力量甚至煽风点火的可能性。届时影响的将不止石油供应海上安全，甚至可以对中国等构成“精确打击”。 五、发达国家仍主导全球经济治理 我国“十三五”时期，全球治理将发生新变化，国际治理体系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多边治理机制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与话语权有所提升；20国集团（G20）取代8国集团（G8）成为大国经济政策交流对话与协调的新平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明显提高。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但新兴经济体自身能力总体偏弱、利益诉求分化、协调能力较弱，在重大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声音，制约了其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作用发挥，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规则制定的局面中期内难以改变。 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挑战，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极力推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试图将气候变化、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等纳入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加速推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绕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经济体正加速推进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TTIP（美欧“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21世纪的贸易自由化”进程。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12国宣布，正式达成历史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随后，欧盟参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的各方均发声敦促加速TTIP谈判。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贸新规则制定，提高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方面标准，并向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拓展，对全球贸易投资发展格局将产生深刻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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