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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盐铁会议:儒法之争的外衣

 雾海中的漫游者 2020-01-08

西汉盐铁会议:儒法之争的外衣


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汉武帝驾崩后的第六年,质疑他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辅佐汉昭帝刘弗陵的托孤大臣霍光召开了一次经济政策辩论大会,公开讨论盐铁酒类是朝廷专营还是私营,史称“盐铁之议”,又称盐铁会议。到汉宣帝时,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



为什么会有盐铁会议?那就必须回溯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前期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为大汉帝国积累了丰厚的资源。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开始向匈奴王庭发起挑战。战争的成果是丰硕的,匈奴最终被迫迁徙远遁,不过十几年的对匈奴作战耗费巨大。汉武帝即位的二十年便耗尽了先辈的积蓄,将西汉财政推向了奔溃的边缘。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增加收入,导致盐铁由原来的民间私营改为朝廷专营。



经济政策的改变是有计划的,同时还需要能担此重任的人。汉武帝是懂得知人善任,唯才是举的皇帝,那一时期各领域人才辈出,在军事领域有出身底层的卫青、霍去病,外交领域有匈奴战俘金日磾、张骞,文学领域有司马相如,经济领域有桑弘羊、孔仅和东郭咸阳,还有董仲舒、公孙弘、公孙贺、张汤、汲黯等,可谓是群星闪耀的时代。



推进盐铁官营政策实施的先是孔仅和东郭咸阳,后是桑弘羊。桑弘羊确实是经济领域的奇才,一连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包括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收入,打击了民间经济势力,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但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不仅造成了西汉的财政危机,还给西汉底层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激起了民怨。在其驾崩后,对于武帝朝政策的批评随之风起云涌,这一颗一直被压制的地雷,随时有炸开的危险。



盐铁会议的过程为由谏大夫杜延年提议,霍光以昭帝名义召开,召集全国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辩论。同年七月,会议闭幕,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使得桑弘羊的政策一定程度的受挫。这看似简单的过程,其背后却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



顾名思义盐铁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朝廷如何控制经济命脉,官营还是私营等等。可是霍光召集来的贤良文学却是正儿八经的儒家学者,埋头在古籍中的人文学者,而非专业的经济学家。盐铁官营的主导者桑弘羊乃是财政大臣,但是儒家不太懂经济,讨论双方始终不在同一频道上。比如桑弘羊主张对匈奴作战需要钱粮,国家需要想办法生财。既然盐铁官营出现问题,那就应该寻找新办法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儒家的回答是华夷之辨,既然匈奴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大汉就应该用道德去感化,怎能兴兵讨伐,方向上就出错了。此外还有仁者无敌之类的论调,使得讨论从具体的经济政策变成了形而上层面的学术辩论。汉武帝表面尊儒,实则重法。儒家学者对武帝朝政策的反驳,其实是对法家思想的挑战。儒家学者鄙夷桑弘羊投机兴利,桑弘羊蔑视儒家学者空谈误国,双方按照自己的逻辑和思维相互扯皮,已经超出了原来的经济讨论,变成理论层面的霸道与王道之争。



其次,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争夺朝廷的话语权。桑弘羊不仅是需要铲除的对象,还是武帝朝政策的维护者。霍光要从桑弘羊手中夺取权力,那就必须否定武帝朝政策,才能主导接下来的改革。事实也确如霍光所预料的,通过这次会议,利用贤良文学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且赢得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


霍光的地位声望如日中天,并通过燕王刘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谋反事件干掉了桑弘羊。从此,霍光权倾朝野,独揽大权,利用手中的权力改变了武帝朝的弊政,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与民休息,还和匈奴缓和关系,国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因为霍光主导的改革,才会有后来的“昭宣中兴”。



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各自成为了野心家的批判武器,桑弘羊信奉儒家,若要消除其影响力,则需要其它思想主张来证明其错误。霍光选择了儒家。历史上的儒法两家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两者并没有清晰的定义。法家认为人性为恶,需要靠外在制度来规范,所以有赏罚二柄,外加法、术、势三位一体,注重外在的力量。儒家更关注内在的道德约束,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由内而外的感化他人,使其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历史上对那些积极革新,奉行货值之道,注重外在制度体系建设的人归为法家之士。而将那些克己修身,加强道德建设,培养崇高的圣人气象的人归为儒家之士。不过,纯粹的法家之士和儒家之士毕竟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兼而有之,只是在权力争斗中两者又被抬出,刻画得泾渭分明,以此来区分阵营。

    


    生前权势滔天的霍光在死后也避免不了惨遭灭族,令人不甚唏嘘封建专制的冷酷无情,地狱和天堂的距离如此之近。盐铁会议的内容不仅限于经济政策的辩论,还包括了治国理念、外加政策、儒法义利之争等。参与会议人员广泛,讨论自由度高,涉及内容广,同时无处不在的泛道德化,使得任何问题最后都可能演变为道德义理之争,变得虚无空泛,脱离实际,供辩论家们推诿扯皮。这样的现象在清末时期显得特别突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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