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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李雪涛老师说，此次北外国际诗歌节源于去年年末一次聚会上您的提议。请问您当时为什么会萌生这一想法？您在诗歌节的筹备过程中具体参与了哪些环节？
我和李雪涛老师是朋友，北外和人大挨得又这么近，而且雪涛请了顾彬做北外的特聘教授，因此我向他提了这个建议，至于具体工作，完全是李雪涛老师他们在操办。北外曾有王佐良这样的诗歌前辈，也曾涌现过像高兴、李笠、王伟庆、树才、金重这样的学生诗人和译者。作为一个拥有那么多外语学科的学院，它本来就应成为一座“诗歌巴别塔”。你们这些外语大学的学生，如借用乔治·斯坦纳的说法，本来就是“巴别塔的儿女”。
2.在人大“诗人作为译者”中外诗人座谈会致辞中，您提到“在巴别塔的‘变乱’之后，翻译便成为人类的宿命”，能否结合您的写作和翻译经历阐释这一观点？
“巴别塔”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1993年我在伦敦写的诗中就有这样的片断：“带上一本卡夫卡的小说／在移民局里排长队，直到叫起你的号／这才想起一个重大问题：／怎样把自己从窗口翻译过去？”但是，即使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仍处在这一命运中。我们至今仍背负着“巴别塔的诅咒”。而写作和翻译，如用奥登《悼念叶芝》最后的诗句来表述，那就是：“靠耕耘一片诗田 /把诅咒变为葡萄园”！
3.此次中外诗人座谈会和北外国际诗歌节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是否对您今后的创作和翻译有所启发？
座谈会的主题为“诗人作为译者”，这是我提议的，因为我想诗人们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这也会成为一个“聚焦点”，把很多诗歌和文化的问题聚集在一起，果其不然，座谈会谈得很热烈，有些诗人讲过之后还要举手发言。至于对今后创作和翻译的“启发”，我这里正好有一首诗，是会后从北京到扬州的路上产生的：
过扬子江大桥
——给伊尔玛·拉库萨
一派苍茫自天边涌来，
你已知道这就是“扬子江”。你凝神看着
并回头问我它从何处流来，
“都说它起自青藏高原
唐古拉山脉南侧，
它穿越了大半个中国，
但无人可以告诉你它真正的起源”
（如同我们一再谈论的翻译，
如果有那么一个起源，
它也消失了……）
中秋时节，一辆面包车载着我们
从镇江到扬州的大桥上驶过，
沿江上下的那些船已不是
载着李白或杜牧的船，
它们航行在另外的时间；
你来自的瑞士雪山上最初的溪流
又消失在何处呢？
也无人知道。而望向你侧身遥望的方向，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不断
从这插向茫茫时空的桥上
驶过，驶过——
伊尔玛为瑞士著名女诗人、翻译家，茨维塔耶娃的德语译者，我们一路上都在谈翻译。因此过扬子江时，当她问到“起源”问题，我马上就有了那个翻译的隐喻。初秋的扬子江一派苍茫，在这茫茫时空和人类生活的无穷中，最初的起源、最初的那一滴水在哪里呢？也可以说，正是对翻译的思索打开了这样的诗性空间和层面，并引发了这样的追问。
4.北外的朗诵会上，您选择的《伦敦之忆》和《忆陈超》与“乡音：诗人的故乡在哪里”这一主题的内在契合点在什么地方？您的心灵故乡在哪里？
朗诵会临近中秋节，所以有了这一主题。说到“乡音”，谁比我更有“资格”呢，所以上台朗诵时，我开玩笑这样说，大家都知道我至今仍带着家乡口音，这也意味着我一直把家乡带在身上。我不需要格外地去“思念”它。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场白，真正能切入主题的还是我选择念的那两首诗，《伦敦之忆》是我去年初冬写的，苏轼当年被贬到海南儋州后，曾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的诗句，在伦敦，我虽然不会把他乡当故乡，但在伦敦的那两年，对我认识自己和自身的命运却是极其重要的，诗的最后“当整个冰川一起涌上窗外的花园，／你第一次听见了巴赫的圣咏”，就提示了这一点。一个人经历了这样的时刻，他对“家乡”的看法、对精神的归宿，等等，都会发生变化的。“家乡”或“家”，这都是命运给我们出的谜语，给我们准备的一个“虚无”，就看你是怎样去体悟了。你看《伦敦之忆》中的那个“家”，用策兰的话来说，就是“无人”——“同楼合住的人们都回家过圣诞了，／留下你独自与幽灵相会。”这首诗还写到阁楼上的小卧室、楼下的厨房、安静的餐桌，写到“楼梯”（“即使无人的时候／也会响起咚咚的脚步声”），写到深夜的阅读、蒙霜的清晨、通向花园的门，等等，直到巴赫音乐的响起——正是这“第一次听到”的圣咏，让家成为家。至于为什么还选择读《忆陈超》，首先是出自怀念，中秋时节对亡友的怀念，另外和诗歌节的主题也有关系（“你的声音沙哑，仿佛你已很累，／ 仿佛从那声音里我可以听出从你家乡太原一带刮来的风沙……”）。对陈超来说，家乡就是“一碗山西刀削面”，那我就和他一起找，诗的结尾“摸黑找回乡的路”，合乎当时的情景，但显然也是个隐喻。我们找到了没有呢？我们永远在那条路上。
5.您是否认同“我们翻译，无需原文”（德国诗人君特·艾希语）这一说法？您在翻译中如何平衡“忠实原文”与“再创作”这两者的关系？
君特·艾希那句“名言”，最好不要从需要不需要或忠实不忠实“原文”的层面上去读解。他谈的是另外的问题。他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哲学性的隐喻。比如说，人类的语言文化包括一个诗人的写作本身就带有一种翻译的性质，你不在翻译也是在从事翻译，等等。当然，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讽刺或调侃。至于“忠实原文”与“再创作”的关系，我也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想我的翻译观的前提仍是“忠实”（不仅如此，还要最大程度地达到“精确”），问题是怎样来理解“忠实”，有字面上的所谓“忠实”，有更高意义上的“忠实”，还有通过“背叛”达到的“忠实”（中国有一句古话就叫做“离形得似”），你能做到哪一歩？至于翻译中的“创造性”，在我看来与“忠实”并不矛盾，相反，它们会相互构成一种“必要的张力”。翻译是一种赋予生命并创造语言价值的行为，离开了“创造性”或“创造力”，那种表面的“忠实”就毫无意义。我们看过太多平庸的、所谓中规中矩的、木乃伊式的翻译，那其实是对翻译本身的贬低。
不过，话虽这么说，对翻译中的“创造性”也要具体来看，这就如同诗歌翻译最好经过“诗人之手”，但不是说所有的诗人译诗都可以打保票一样。翻译的“创造性”是有其自身限度的。我并不赞赏那种过于随意的、轻率的、离谱的所谓“创造性”。上次在座谈会上，瑞典诗人、出版家穆迪格就谈到布罗茨基要求其瑞典语译者紧贴文本，忠实其原文，他更倾向于可靠的学者来译，而不是诗人翻译。我完全理解布罗茨基为什么这样选择。翻译要有艺术质量，但同时要“可靠”。或用布罗茨基的话来说，诗人译诗不仅要有个性，还得有“牺牲”（sacrifice），而这才是“成熟个性的主要特怔”。我完全赞同这一点。从事翻译就应具备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在我看来那些优秀的伟大的译者都是“圣徒”，穆旦即为一例。
6.您翻译的非英文诗作皆通过英译本转译，对于不同语言转换中可能存在的误译，您如何避免？
任何翻译都可能存在误译。这里，我们首先要破除一个“直译保险论”。实际上，大量从原文中直接翻译的译文中都充满了误译和“硬伤”。他们并不理解诗人在说什么，即使理解了一些，由于他们的功力不够或诗歌观念及翻译方法的问题，其译文让人读了也深感“别扭”。倒是一些从英译中转译的译文“硬伤”和误译要少一些，为什么？因为从英译本转译，首先就借助了英译者对原作的透彻读解。当代诗歌翻译的大量例证都说明了这一点。至于我通过英译本转译一些非英语诗人，实属不得己，比如我不懂俄文，但又深爱茨维塔耶娃这样的诗人，而且她还有那么多伟大作品从未被译成汉语，那我就试着从英译本中来译。我当初只是把这种转译作为一种个人的私密阅读。现在它们出版了，我相信也经得起各方面考量。因为我还是个负责任的人，我也必须负责，因为我翻译的诗人都是我热爱的诗人，甚至是一次次让我流泪的诗人，我怎么可能对他们不负责？上次在扬州，诗人小海就对伊尔玛·拉库萨说“王家新比策兰自己更理解策兰”，这话虽然是他笑着说的，但也道出了某种“真情”。不说别的，想想二十多年来我在这样一位诗人身上所下的功夫吧。至于翻译中可能存在的误译，这当然是我首先要尽力避免的，纵然在所难免（比如我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哈姆雷特》一诗中就有一处不该有的误译，以后会修订）。说到翻译策兰，我主要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但同时也参照了德文原文（我手边的德汉词典几乎翻烂了），并且翻译后还同精通德语的朋友合作校订。我们的许多译文，可以说比有些英译更接近德文原文，也纠正了一些英译者的错译和不合适译法。“忠实”、“精确”和“研究性翻译”，这些都是我在翻译中所一直坚持的。在翻译这些伟大诗人时，我也必须如此。
最后我想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伟大的作品不仅召唤着翻译，召唤着人们对它不断“重译”，它可能也并不拒绝“转译”。如同“直译”，优秀的“转译”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最起码，它会刷新、激活、拓展人们对诗和诗人的认知，为读者提供另一种参照，或用本雅明的话表述，它会服务于“语言的互补关系”。我尊重一切投身于艰辛翻译劳作的译者。我和当代许多其他诗人的一些“转译”，无意、也不可能取代学者们的“直译”。比如前不久一个翻译奖，我是主要评委之一，我就赞成给你们北外的汪剑钊老师，因为他从俄文中直接翻译曼德尔斯塔姆诗全集所做出的贡献，虽然我自己从英译中转译的曼德尔斯塔姆诗选很快也会出版。
7.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后，您在一首新诗作中联想到了茨维塔耶娃。您认为她们的共通之处在于？诗人或作家的流亡生涯会对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消息传来后，我当晚写下了那首诗。我实话，我对她的作品本身并不了解，我只是从我们的偶然相遇中感到了某种东西。我和她在一起时谈到了茨维塔耶娃（这其实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联络暗号”），也由她联想到了茨维塔耶娃。阿列克谢耶维奇很了不起，她在强权之下发出了那样一种声音，但我不可能把她说成是茨维塔耶娃。那首诗，姑且说运用了类似于电影的“切换”手法，由眼前的一位白俄罗斯女作家到茨维塔耶娃的幽灵，由德国斯图加特山上的孤堡到“捷克的山谷间”，这样来回切换，也许还有一种庞德所说的“意象叠加”效果。的确，在那样的时刻，“茨维塔耶娃”同时拥有了我们，虽然她“依旧在她的捷克的山谷间孤独地游荡”。那是一种永恒的命运。所以这首诗写的其实是人的永恒的孤独。它构成了这首诗隐秘的内核。至于诗人的流亡生涯会对其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最起码，这会加深她／他对这种命运的切身认知，并且还有可能促成她／他调换角度来观照自身的这种命运。请留意这首诗中“我们”“她”“你”“她”这些人称的变化，这种切换，正和我们人生视野的调整和超越有关。
8.有评论家曾评论顾彬为“有家可归的流浪者”，从您和他的交往来看，这句话成立吗？诗人是否有必要和现实保持距离？
表面上人是“有家可归”的，但实际上又是“无家可归”的，顾彬作为一个诗人，当然也是这一命运的体现者。这些天人们都在想着秋游，我甚至想重访圆明园，但转念一想，它已不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废墟”了（就如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有很多诗人写圆明园）。不仅是“家乡”，我们到今天连个可凭吊的“废墟”也没有了。这是不是很惨？不过这也没什么，只要我们还有爱，只要我们还有记忆，只要我们还能写，我们就会创造一点什么，或者说“回报”一些什么。世界很残酷，但有时也是很慷慨的。我们要学会对生命感恩。
9.玛格达·卡尔聂奇认为，只有诗人才能把握词语背后的文化能量，因此诗人的确是最好的译者。在您看来，在翻译方面，诗人与其他身份的译者相比有什么优势？
“能量”这个说法很好。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握词语背后的能量，是对这种能量的测探、释放和传递。翻译的目标，也在于重新布置、创造一个语言的能量场。不过，这种“能量”主要是生命的能量，虽然原作者所属的文化也在其中起作用。在翻译策兰时，我就切身感到了词语背后那种黑暗的能量，它紧紧地吸引我，甚至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至于诗人与其他译者相比有什么优势，我们在以上已涉及到了，我的看法是：如果一个好的诗人碰巧又是一个好的译者，他会比一般译者更能洞悉原作隐秘的“文心”所在，更能与原作者达成一种“神交”，因而他能获得一种冥冥中的“授权”，可以替他的翻译对象在汉语中写诗了；此外，他具有写作的经验、诗的技艺和语言的功力（尤其是母语方面的），更能胜任一些高难度的翻译，而一般译者往往会在那里败下阵来；最后，因为他具有诗的“创造力”，他不仅能在翻译中起死回生，而且还有可能使原作的本质得到“更茂盛的绽放”（本雅明语），而这是一般译者不可能做到的。
10.您认为诗歌的语言应如何从意识形态化的语汇中获得自由？
当然，诗歌是对语言的提炼和刷新，在很多时候就是对陈词滥调的拒绝。我常对学生讲学诗首先就是学会获得你们自己的语言。许多学生本来爱好文学，但多少年来的教育已经把他们的思想和语言规范化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就要求他们能像里尔克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个人穿过所有教育习俗并超越一切肤浅的感受，深入到他的最内部的音色当中时，他才能与艺术建立一种亲密的内在关系：成为艺术家。”
至于诗人们的语言实践，当然要更复杂，也更值得考察。比如曼德尔施塔姆认为言语（speech）——而非作为预设系统（prepared system）的语言（language）——才能达成真实。这种个人言语产生的“个体呼吸方程式”，如同无法复制的指纹，才是一个诗人的标志。但是，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充满陈词滥调的、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我译过曼德尔施塔姆三十年代前后在流放前所写的“莫斯科笔记本”，他的方式是：并不完全拒绝那些环绕着他的政治概念、宣传术语和套话，它们被吸收进他以语言为原料的工作中，但他从内部瓦解了它们的原有含义，解除了对它们的精神桎梏，这就是他从那种语境下获得自由的方式。至于策兰，要更彻底、决绝一些，因为德语也被纳粹的意识形态毒化了。在死亡的大屠杀之后，他拒绝再用那一套“诗意”的和“文学化”的语言，他转向了一种“无机物”的语言，灰烬、遗骸和矿物学的语言，对他来说，这就是奥斯威辛之后“可吟唱的剩余”。
这一切，对我们有也启示和警示。创作就不在这里谈了，我们的翻译，首先就是要与“千人一面”的翻译做斗争，如茨维塔耶娃在谈翻译时所说，要找到那“独特的一张面孔”。这不仅关涉到对原作的独特理解和塑造，也关涉到语言的刷新。比如说给你一首诗，你能否译得和任何其他译本都不一样——不仅是词语上的，还是句法上和发音上的——这就是一个考验。你们也来试一试吧。美国诗人、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杜甫的杰出译者雷克斯罗斯（王红公）就认为翻译是“把你从你的同时代人中拯救出来”的一种方式。
11.作为高校教授，您在创造性写作、诗歌比较研究等课程中是否有一以贯之的理念？讲坛生活对您的创作和翻译有怎样的影响？
是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个“燃烧的内核”，但是也有不断的调整、拓展和翻新。讲坛生活对我的创作没有多少影响，因为创作更个人化，但是和我的研究和翻译有一种互动关系。现在已歩入深秋了，人大校园里那片银杏林将迎来它最美丽的时刻。我感谢我的那些学生们，不仅因为在他们身上也燃起了诗的火花，他们也经常使我想到未来，或者说，使我“面向未来”。我全部的工作，如用策兰的一句诗来说，那就是：“在未来北方的河流里／我撒下一张网”。
201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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