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靝沅：牛津大学的汉学传统与发展 |【京师论坛】

2019年12月27日，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院邵逸夫汉学讲座教授陈靝沅（Tan Tian Yuan）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举行了主题为“牛津大学的汉学传统与发展”的讲座。陈靝沅教授追溯了牛津大学汉学研究的起源，并以数位汉学家为线索，回顾了牛津汉学发展的历史，最后介绍了牛津汉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现状和发展。

牛津汉学起源于十七世纪，与中文图书的收藏有密切联系。牛津大学波德利恩（Bodleian）图书馆创办于1602年，中文馆藏始于1604年。当时，英国对中国图书了解甚少，中文图书装订多出现错误。1687年，中国学者沈福宗（1657–1692）到访牛津，与牛津大学教授Thomas Hyde（1636–1704）合作，为英国人推介了一批中文书目，可谓“第一位中文图书编目员”。这为牛津大学的中文图书馆藏打下了目录基础。

1876年，牛津大学设置汉学讲座教席，标志着牛津汉学研究的建立。早期汉学者的身份一般是传教士与政府官员，譬如第2任讲座教授布勒克（Thomas Lowndes Bullock，1845–1915）为政府官员，第3任教授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则是一位研究宗教与温州方言的传教士。因此，早期汉学关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言包括各地方言，与宗教传播关系密切。直到第4任教授德效骞（Homer Dubs，1892–1969），才出现了学府式的汉学者。德效骞翻译了《汉书》以及大量儒学经典和佛学著作；汉学研究的关注点逐渐转向对文学作品的关注。至今，牛津大学已历10任汉学讲座教授，陈靝沅教授为第10任讲座教授。

陈教授重点介绍了三位汉学家。第一位是首任（任期为1876–1897）讲座教授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他将《四书》、《五经》等译成英文，是第一位系统性翻译、研究中国经典的汉学大家。第一代的汉学家往往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找寻学术问题。第二位是第5任（任期为1959–1971）讲座教授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他先于牛津大学学习西方古典学，后到北京大学读研，最后返回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为楚辞研究。1959年，他出版了楚辞的英文选译集，轰动了英国汉学界。1967年，他出版了杜甫诗的选译集，其中记录了教学过程中与学生共读杜甫诗歌的成果，至今仍影响甚大。1971年，他辞去职位，专心翻译《红楼梦》，于1973年至1980年出版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英文译本。海外至今尚未出现能超越这部译作的新译本。第三位是第7任（任期为1989–2005）讲座教授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38–2017），他是剑桥大学学士、牛津大学博士，研究小说、通俗文学、宗教、文学与历史文献。他主要是针对《西游记》的祖本进行研究。他曾提出“传奇”文本的定义过于模糊，难以与其他叙事文学区分。他从不同角度看待叙事文本，将其视为文学文本、宗教文本乃至历史文本。牛津汉学讲座教授的设立体现了牛津大学对中国学科的关注，汉学研究的关注点也逐渐从儒家经典扩大到通俗文学。

历史上，中国学者钱锺书、吴世昌都曾为牛津汉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37年，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讨论了“中国形象”的演变。上世纪中叶，吴世昌与霍克斯共事，从实用性的口语研究和汉字字典编写转向对文学性作品的翻译。

现在的牛津汉学属于牛津大学东方学院的一支，东方学院重在对东方各国语言、文化、考古等进行研究。2008年，牛津大学设立了中国中心，将各领域的中国研究专家聚集一堂，这体现了西方区域研究的主导思想。牛津汉学研究从属于牛津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研究中心旨在打破各科系的限制，实现跨文明、跨领域的研究，这代表了现代汉学的发展趋势。陈教授的新研究项目“明清宫廷戏剧文本世界的链接”就试图建立一个数据库，通过文本标记的方式链接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希望将汉学研究从已知领域拓展到未知领域，为今后的研究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陈教授回顾了牛津汉学的发展史，认为牛津汉学研究历经了从经典的翻译到具有文学性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如今朝着跨文化、跨学科的方向进行。陈教授强调，二十一世纪牛津汉学应立足传统，实现开拓，坚持翻译本位，重视原典、语文训练与文本阅读，在此基础上运用大数据、可视化、物质化等研究方法，实现自身领域的开拓、跨领域的对话和资源的共享。

本文章由京师文会出品，转载需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