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我因在台北开会，第一次拜访台北何创时书法基金会并观摩藏品，至今已经快七年了。明末清初的书法，是基金会收藏的一大特色。因为研究方向的关系，他们的许多藏品都是我非常关心的。基金会近年来的展览与藏品研究活动也备受瞩目，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大册的《明代名贤尺牍集》整理出版；二〇一四年四月，『万历大展』在上海成功举办，吸引了大陆各地的观众，展览的专题研究发表于《中国书法》杂志二〇一五年第二期；二〇一五年四月，基金会又在台北举办王铎、傅山专题展览。受基金会之托，本文选择展品中三件王铎书作，考其原委，并略作分析引申，俾观众对于这些作品的受书人、内容及形式上的特点有更深入的了解。 王铎 行书赠单大年家丈 文语云： 闻便之老兄竺学，翮健未飞，世之鶱翥赤霄，固羽如轮，然岂尽博贯培风者欤？便之行拥睾比，阐显圣奥，演浚淑人，俾众砻于学、竺于德，育养遐翮皆成物，大陶铸无有所抎也，矧曰子孙扶摇天风？单大年家丈未得晤，知其为高品，率尔数言以赠。丁亥八月，孟津王铎。 文语将赠言与赠书合二为一，是王铎书法作品中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本，目前所见约有四十件，大多写给那些初识或未识的友人，其中有不少作品都以『闻』字来展开，这件赠予单便之的作品也是如此。因为与受书人不相熟，一些文语作品还特地注明中介为何人。 在过去的论文中， 我曾推测『便之』为顺治三年进士高密人单若鲁，单若鲁因选为庶吉士，与王铎同馆，故交往颇多。自顺治四年（一六四七）至七年（一六五〇），王铎曾为作四轴一卷，分别是《杜甫赠陈补阙诗轴》《答问一首轴》《五律诗轴》《送周栎园还闽诗轴》，以及一件《花卉卷》。北京保利二〇一四年春拍尝见单若鲁诗扇一件，其书法亦规模王铎。但细读这件文语有『翮健未飞』云云，可知单便之在顺治四年仍未腾达，故不可能是单若鲁；又称其为『单大年家』，则很可能是单若鲁的家人或族人。查顺治三年（一六四六）高密单若鲁（字拙庵）、单父令（字香令）皆成进士，单父令之父单㟶自万历戊午（一六一六）领乡荐后，一直未售，后以子贵赠苏州府推官。方志中这样介绍他：『单㟶字次姚，端方严毅，笃志好学。弱冠登乡荐，益潜心于古今文律及宋五子之书，刻《南北二奇》《四书要说》以授生徒，问业者户外屦常满。有《紫邱文集》藏于家。』可知他在家乡一直教授生徒。文语称单便之虽然饶有学识，但困于场屋，以教授生徒为业，王铎虽未识其人，但听说了他的品行与学识，故为作赠言，以资鼓励，与方志所述身份完全一致。在文语的最后，王铎又说，便之的教授生涯将泽被所有生徒，更不必说自己的子孙仕途得志。这与单家一年出两进士的情形也合若符节。据单㟶弱冠成举人，知其生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与王铎年龄相仿，故王铎称『便之老兄』『单大年家』。方志未揭单㟶又字『便之』，待查。 王铎喜书绫，且偏爱紧致的板绫，质地过松常常是他所抱怨的，如赠裴希度《临古帖卷》跋文云：『又苦绫不健，甚徙倚，未尽欲书之兴，此亦命也欤！』赠戴明说小楷《诗册》跋文云：『绫稀疏，墨不相浃，惟操笔者自知之。』这件作品所用的绫质地松软，墨渖常有不规则的渗化，有些点画因此显得相当『疙瘩』；有些地方则绫不受墨，时露底色。但这恰恰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视觉趣味：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晚明书法因尺幅展大，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处理形式与空间的方法，这种偶然性与不确定性适逢其时。 王铎书写的文语作品，在章法上也有一些特点。他一般采取三行布局，但因为一边打腹稿一边书写，文字要凑足幅面，不能过多或过少，这常常造成了篇章的『满』。王铎偶尔也有『失误』，比如他有时会因三行写不下而出现了没有预设的第四行，这一行常常只有一个字，显得既拥挤又突兀。这件文语作品也是一个极端，虽然他在计划的四行之内完成了正文，但因为太过逼边，左侧已无法安顿落款的部分，故王铎别出心裁，在右侧的空隙中洋洋洒洒写了一行十九个字的长款。密上加密，又因为字形大小的反差，反而冲淡了通篇过于拥塞的感受。这种新奇的落款方式，并非出于事先的设计，而是一种救失的权宜，但展现出王铎应付复杂局面的手段与能力。对于环境与局面的操控，正是一个艺术家高人一筹之所在，王铎论作文时曾说：『文要在极窄狭处布局布势，使有余地，如高崖临万仞之谷，崖穷路断，却墄石为基，插架悬木，展拓于山壁之外，为院为亭榭高台，使人登眺不穷，引瞩无限，此段景界尤为奇旷。』这段关于奇旷趣味的描述，完全可以作为王铎这件文语作品章法特点的注脚。 王铎 杂书《赠愚谷诗》 本卷书《卢岩》《拔剑》《谁解》《繇东峰天池入支硎》《洛南山》《云翼、禹峰过舟中话海屿》《泊楚王镇》《至豆公村》《柬彭禹峰》诸诗。题跋云： 丁亥正月上元，过访愚谷老词宗，饮我以醑，遂书俚言，俚言多不喜者，强书，或不笑此乎？二十余年老友，以意气相缔好，又不在诗之工拙论也。王铎具草。 前三诗收入《拟山园初集》五律卷十四、卷十八，余诗收入《拟山园选集》诗集五律卷一、卷十四，《洛南山》未见于集。诗皆作于明末，其中有些曾在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二月书为隶书册赠予友人『翼隆』。 王铎应付友人求索，常临帖数行，《京北玄真妙作》题跋云：『吾恒书古帖，不书诗，世见尠好诗者。』这件长卷书自作诗九首，不仅因为对方是自己的故友，也因为此人擅长诗文，与王铎有同好。 按《（康熙）益都县志》，王潆字带如，号愚谷。万历庚戌（一六一〇）进士，与钟惺、邹之麟、文翔凤等出同门，文名藉藉海内。由大理寺评事历计部郎，至山西副使参政，以忧归。复起督福建学政，擢太仆少卿，致仕。诗文天才逸发，如风生泉涌。又善草书，有晋人之风。 据『二十余年老友』，知王铎与王潆相识于天启丁卯（一六二七）之前，时王铎任翰林院检讨。《拟山园选集》文集收王铎致王潆书札一通，云： 足下千古作，率其强甲劲弩以逼处，未易争锋蕞尔。王子所刻稿以小国邻大齐，犹惴惴惧敝赋之索也，而乃谓仆作数百年寡二，狎主齐盟耶？为是嗫嚅，意中恐海内目论未必人人如青州王带如者。虽然，有足下一二君子共语，仆于争锋亦知自勉，仍有三十余年岁月，頟頟逐逐，岂必终为蕞尔，无强甲劲弩？ 这封信约写于天启末年，可知王铎此际已刻诗文稿，王潆对之评价极高，以为『百年寡二』，而王铎亦将王潆引为诗文知音。 王铎与王潆再次见面，已是顺治三年（一六四六）的八月。他们偶然在畿南巡按苏京（号临皋）斋中相遇，苏京乃王潆同乡，亦王铎挚友。王铎草书《自作诗卷》中《带如》一首，有『座逢不约在尘途，气概如君海内无』云云。当日，王铎还为苏京草书杜甫诗一卷，款识云：『丙戌八月，偶临皋老公祖斋，书子美作，时同带如。』在当时所写的《投带如、临皋》一诗中，王铎称即使是二十多年未见，王潆与自己仍颇多相合之处。而《赠带如》一诗则道尽自己入清后的心绪，诗云： 别君二十年，相见各老颜。世事今如此，低头泪不干。君奇峭，文蔚豹，抆泪仰天堪大笑。吾生昂藏骨干身，安能刺促向世人。鸿鹄一举凌青天，如其不遇，蛟鲸亦可纵之大海深渊间。其心否泰既非我，羲和失驭五岳崩而四渎尘。坐使憔悴于穷途，坎壈徽缠泣鬼神。穷途复穷途，亦非神所作。有书聊为读，遇酒即为酌，楶栋合倾圯，英雄宜凋落。豪吟狂肆泪何为，不劳浮云惊龈腭。君不见林兽人言山留花药，奚必厌薄乎松泉，奚必健羡乎台阁。无烦忧，得早休，公侯荣瘁俱悠悠。 诗中，王铎指出国破家亡，身在穷途，此时随遇而安，只愿早日休官，而不再羡慕台阁功名，更不争取在新朝得到重用。 顺治四年（一六四七）上元日，王铎特地过访王潆，酒后为他写了这件自作诗卷。这是一件典型的杂书卷，所谓杂书卷（册），是指在一件手卷（或册页）作品中，杂合了多种书体，且字的大小不一，甚至行款高低也不一。白谦慎先生在讨论傅山的书法时，曾将这种作品形式上溯到晚明的王铎，并认为得自题跋风气与晚明书籍版式设计的影响。在我看来，王铎好临《阁帖》，《阁帖》的编排方式可能是更为直接的因素。王铎存世的临帖作品中，有大量的卷册因临摹古帖，而成为杂书卷册。《淳化阁帖》的编排体例以人物为序，一个人物有时收入多种书体，有时相邻的两个书家，书体、字的大小也大相径庭。王铎的卷册临摹作品大多顺序临写，且基本忠实于原帖，因此，这些临作常常汇集了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书体，这很可能启发了王铎在书写其他文本时，将杂书多体作为一种新的视觉资源与旨趣加以发挥。本卷杂合了大行书、小行书、小楷书、大楷书、草书诸体，观赏的过程时时被字体与大小的变化而打断，同时也激起观众对更多变化的期待。其中，《云翼、禹峰过舟中话海屿》一首最为特别，前半为小行书，而从『文章道不孤』的『道』字开始，直到全诗结束，却采用了硕大的颜体楷书，这表明王铎刻意营造诸体杂糅，以及正常的阅读被阻断的突兀趣味。而从观看方式而言，杂书卷册与晚明小品文段落性的阅读方式或许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王铎 与柱国六翁尺牍 札云： 台下更有以铸我耶？长安米价日沸，曲突烟清，幽书屋润，虽消遣岁月，人事驰骑，宵听噪筵，煤气杂来，良荒神况。非有台下之知，有不皮相铎为缩鳊之物，寻隙地习懒哉？铎鹿鹿，自知百无一长，其于政事劻勷，毫无所具，空随行队，混迹人径，无所利益于圣明之世。铎面目自憎，镜里须鬓，稍镊三白，须鬓有相怜之色。四十无闻，铎复何言？虽然，铎材虽瓦缶，有师襄之鼓，貌髅顽珉，有何氏之顾，人生知己有限，又堪自慰矣。台下问及俗字，夫俗字，纸砚间小伎俩也。涂鸦之形，台下忘其魗，嗣另遣上献。弋志耘情，半生不专竭于此，即以此受教诲，又奚不可？辛未八月廿八日申时，书奉柱国六翁老词宗台下，王铎顿首敬裁。余地眘识不敢有，又令弟老前辈夙受德相成，闻静摄相忆，一缄奉之，劳蘧使转呈也。将缄又赘。 在这封信中，王铎自述年齿日增，却无有建功立业的苦恼。不过幸运的是，自己被收信人兄弟视为知己，希望对方多加陶铸。在信的最后，他答应为对方作书。 按六翁即侯恂，字若谷，号六真，他是太常卿侯执蒲的长子，与弟侯恪同登万历丙辰（一六一六）进士，天启间除御史，在台正论侃侃，后出按贵州。珰祸起，父子兄弟乃相继黜逐，一时商丘侯氏东林党魁之名遂震天下。崇祯改元，复为御史，己巳、庚午（一六二九—一六三〇）间，边事益棘，侯恂因才望由冏少超拜兵部侍郎，视师昌平。昌平向为军事要地，也是明代帝王陵寝所在，王铎《贺左司马侯公擢大司农序》对于昌平的重要地位曾有描述：『（昌镇）西枕居庸、白登一带，士马倚毘而唇齿之，东北与毛怜骨打之种犬牙相控。陵寝安，则京畿安，京畿安，则天下安。』其赠侯恂诗亦云：『昌平喉舌幽燕地，雄略当今重汉官。曾见犬羊来古北，忽传烽火照长安。委蛇惟尔纡酬策，慨慷凭谁议筑坛。女直虎敦方外结，危疆何以报金銮。』所言乃崇祯二、三年之交，皇太极率兵薄城下，京师戒严一事。随后侯恂领命北镇昌平，东西控虏，以护卫京城。这封信称受书人『柱国六翁』，柱国在明代是十二阶武勋的第二阶，从一品，然检明代史乘，未见侯恂得授此勋，待考。 归德侯氏与王铎有通家之好。侯恂、侯恪兄弟，及子辈方域、方夏、方镇等与王铎皆有交往。侯恪字若水，一字若朴，阉党专权时被劾罢官。崇祯初起为庶子，与辅臣韩爌、姚希孟更削《三朝要典》，颁定逆案。后迁南祭酒。侯方域以为王铎选庶吉士乃其叔侯恪之力，所撰《司成公家传》云： 公为诗推杜甫，而洛阳人王铎者后公举进士，能为诗。既第，家贫甚，公更推荐之，铎以此得入馆，后卒以诗名当世。自唐杜甫没，大雅不作，至明乃复振，虽李梦阳、何景明倡之，得铎益显，公之力也。 崇祯七年（一六三四），侯恪卒，年四十三，王铎有《哀侯木庵前辈》三首，并作《哀喆赋》，自称『素受磨切，深缔鸣嘤』，知己之恩十有三年，逆推其受知于侯恪正是天启二年（一六二二）王铎举进士之时。而这封信中，王铎也提到『令弟老前辈夙受德相成』，可证侯方域之说不诬。嗣后，王铎经侯恪墓地，亦有诗相吊。 而王铎与侯恂的友谊，则一直绵延到明末，且王一直寻求侯的庇护。大约在崇祯六年（一六三三），王铎以资俸当升，求南司成闲职，尝有书与侯恂，乞其向首辅周延儒荐举：南地僻，人不肯南，铎以侍讲管司业，又兼职外转局也，人升谕德不为此也。铎为，得以肆力读书，坊间便于剞劂，二十年批评撰著，皆可藉以灾梨，甚为便耳。且迎家父家母垂白双亲，时愉奉于膝下，老亲台锡类多矣。万惟鼎言深切谆求，则得以居于闲地。提出这一请求的同时，王铎赠周钟一、瓶一，为侯恂书室清玩。两年后，王铎得南京翰林院掌院一职，或许其中亦有侯恂出力。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十一月十五日，王铎携家南行避乱至汲县，有书与侯恂，时侯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札云： 昨到新乡辉县，会郭世兄，乃苏门先生之令郎也，铎厚扰，相爱之深，因此相洽，求老亲翁便中一字与辉县余县公，求青目郭宅门户，即铎借手老亲翁以报郭世兄也。郭生员官生名士标，郭生员名士栋。与有同感，敢忘鸿庇乎？ 此前王铎借居辉县郭士标、士栋兄弟家，此札请求侯恂作书给辉县县令余某，请他对郭氏兄弟多加关照，所谓借手以报也。而王铎的谢礼，则是许诺在抵达江南之后，为侯作一卷书画。王铎赠予侯恂的作品，今天只有一件《六根无尘图轴》流传下来，作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冬日。而《王文安山水册》九幅，亦为归德侯氏所藏。入清之后，王铎也曾为侯方域作书。与晋唐法书多为书家日常的稿草、书札不同，宋代以来，抄写他人诗文渐渐成为风气，黄庭坚写过的各种古代文本就达数十种。这种非实用的书写，或可称其为较正式的『作品』。明代以来，书家的『作品』越来越多，在风格上与他们的日常书写有一定的差距。董其昌的信札常常比正式作品马虎，而文徵明与王宠虽然写给他人的信与一件作品无异，但家书的书写态度与速度也有明显的不同。但王铎似乎将每封书信都当作自己的作品来对待，即使是家书也毫不例外。这封写给侯恂的信，与本年九月写给寇从化的一封信，都可以视为他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来对待。王铎是历史感很强的书家，对于书札的重视也可以从他一些书信中的措辞窥得一斑。如他因为『字未楷』『冻墨受渍』希望对方宥罪，因为用了『极不堪』的笔，而害怕对方见笑。对于王铎而言，他的『日常书写』也许只有在诗文手稿中才能见到，传世的近三十种王铎诗文稿，与他的『作品』有不小的差距，这是因为他从未预料到这样的墨迹在刻稿之后，还能够流传到后世。 ——薛龙春 乙未正月初三于南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