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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精神”的渊源
聂昌硕 每个人都有家，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历史，追溯到古代都是大家族的支脉，都有家族意识。中国的国字后添个家，称国家，还有人爱说家国，家即国，国即家，家国一体。黑格尔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家庭精神”，精准度令国人汗颜。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都有中式宗族观念，只是这种遗存有多有少。如今应该追问“家庭精神”是什么，好知道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深。农耕文明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灿烂辉煌，遗产丰厚，遗累也沉重，它的社会基础是父权宗族制。原始氏族部落最初为母系制，之后转为父系制。不论是母系还是父系为了繁衍都实行群婚制。男性去周边部落过夜，子女散落在外；本族女性接待周边部落性伴侣，生的子女健康，没有近亲后遗症，不知其父，却由全部落共同扶养。这种群婚制的实质仍是母系族群，成员都是本部落女性的后代。原始人茹毛饮血采摘食果，生活与动物相似。采猎生存方式无法存储食物，存果会烂，存肉会腐。没有食物存储就没有财产，没有财产也就没有权力，无财、无权使族内详和。这种氏族公社是炎黄之前的社会形态，也是老子推崇的无为“社会”。原始人从黄河流域发现“草籽”可食，培育出黄米和小米，开创了农耕生存方式，由此学会垦荒，按照天气、水土耕作，这是一个经验积累的漫长过程，期间充满偶得与失败。不可能是神农一人的“发明”，炎黄、蚩尤等都是农业开创者。农耕生存方式带来一系列问题：耕地有所有权问题，粮食与种子的有储藏问题；分配产生权力，各自存粮产生私产；私产与继承需要人名，（部落只有图腾徽号，徽号即族群名称，也是每个成员的姓徽号后加个符号成为人名；族人去世产生继承归属问题，需要确认继承人是自己的血亲。血亲继承对于氏族公社而言麻烦最大，群婚制终止，婚配制产生，部落中出现众多小家庭，经过漫长演变逐步形成许许多多有血缘关系的大家族，我们的祖先都生活在这些大家族中。中国的姓氏几万个，有单姓6931个，双字姓9012个，还有不少三字姓、四字姓直至十字姓。每个姓氏背后都是个大家族。当时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我们的姓主要是母系徽号。氏族部落开创了宗法制大家族，姓，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符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凝聚力最强、感召力最大的人文情结。
原始部族徽号 氏族在父权制统领下由子子孙孙搭建成的大家族，在秦王朝前这些大家族仍称为部落。这种部落横向联合产生宗族族群，封建割据由这类宗族族群的“邦联”演变而成的。周朝实质是部落联盟，只是国家的雏型。部落之间为了权、利冲突不断，发展成历史上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最终被赢政征服，统一，形成君主专制的秦皇朝。讲这段历史，说明王朝本身是从血缘大家族演变而来的，君主制是父权制的扩展升级版：社会底层是无数个大家庭，中层是族群邦联，顶层为君主专制王朝。王朝从各级邦联手中将权力收编归官府，内结构不变，由下至上层层叠叠呈金字塔状建构，这种社会结构相对封闭，极其稳定。父权制大家族是社会结构演变过程中核心环节，向上承袭氏族公社，向下结集演变成帝制皇权。
农耕时代男丁即生产力，一个劳力垦荒耕作能够养活5至8口人，死一个男丁会荒芜一块土地，产生对应的饥荒，劳力与生存指数成正比。女人持家，生存需要依附于男人，男尊女卑由此产生。女人能生子，能够生产生产力，所以女人在家族的地位在于儿子，儿子的地位即自己的地位。从群婚制中走出来的女人很不适应，男子必须严管妻妾才能确保子女为血亲，甚至用裹足来约束女人的行动能力；妻子出轨，威胁家族血脉纯真，家法可以处以极刑。血亲族群固守一块土地，异性整天厮混在一起，为了避免乱伦有了男女大防，授受不亲之说，以及种种忌讳与规定。儿女婚姻由媒婆牵线，父母指配。父权制族群，长幼等级自然排列，支脉有时十分庞杂，但都有血缘关系。中国人为了族群脉络清晰创造了大量词汇：正室、偏房；嫡出，庶出；妻、妾、通房丫鬟；长子、长孙；叔姑堂系、舅姨表系、每个层级又分大小，一二三四……如此详尽的称呼惊世骇闻，独无仅有，可见血统等级观念在国人心中的深刻程度。人从出生开始就规定其族内陆位，这种地位是生殖时序决定的，不可能改。在社会中人本应凭能力与贡献确定社会地位，皇权社会袭用血源等级制，规定官、爵与仕、农、工、商各种社会等级，除非皇上册封，各层地位不可改。商贾处社会底层，其弟子读书再多，不准参加科举考试，社会地位永世不得翻生。等级制严重扼杀了社会创造力与探索精神。粮食产量限制人口数量。人口增减与天灾人祸有关，但食物多少是基础指标。人口数量常常是食物供应能够维持的极限值。国人为了家族兴旺，活着就拼命生孩子，人口增长直到批量饿死才会停止。整体而言中国人始终处于半饥饿状态。食物紧缺不可能均分，族内会按照等级供给，地位高的有特供，地位低的不饿死即可。血统论，等级制是供应不足的必然。嫡出长子、长孙地位特殊，是父权继承人，待遇最优，在族内成为“众矢之的”。父亲去世，长子继位，次子、三子、四子……就会与长兄加深间隙，长兄也会视他们为可能篡权的敌人，族群内部矛盾复杂化。族群越大，权利越大，争权夺利的血腥味越浓。久而久之，宿怨累积，庞大家族中父子、兄弟、叔伯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谗言、告密，拉关系、走后门、使诡计的互害模式产生了，它象传染病一样在社会上漫延，“宫闱祸乱”只是互害模式进宫“发扬光大”了。为了维护家长制，族群确定百善孝为先，提倡孝子贤孙。孝道本质是无条件服从，肯定父亲权威。生是父母所赐，存是父权惠及，子女尽孝只是点滴回报，不孝才大逆不道。这一套伦理被道统演绎为：民生，皇恩浩荡！民权，效忠顺从，百姓无丝毫权力。为了有效管理族群，家族可以不守国法，自定族规，违者严惩，不少酷刑令人膛目。若视孝道为思想统治，家法就是刑罚处治。人治始于此。农耕意识最大特点是：眼界狭窄，思维闭塞；知识由大量刻骨铭心以死伤为代价换取的经验，先辈代表这些经验，由此形成敬古拟古的中式传统。这种传统随“成功”生存而固化，经千年雕琢而精致，它刻录成遗传密码，充斥于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代代传承。族长爱自己的子孙很自然，再严厉的父权对血亲后代也会怀仁慈之心，这是物种本能。儒学将它移植到道统中，冠为仁政。仁是儒学核心，要求皇上施仁政。仁政成立，其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还能和顺。皇上若不施仁政，怎么办？没辙！将整套理论建筑在一个子虚乌有之上，主子不仁、不义、不德，凭什么要求其下顺从呢？父权制建筑在血源亲情之上，皇权制是统治与被统治，两者有本质差别。皇上比孔子聪明，不论是军阀、土匪、地痞、只要打下江山就自称为天子，奉天命掌管天下，由如家族中的父权一般天意不可违。迷信也好，蛮不讲理也罢，天子概念成立，其下推理都顺，仁不仁政随心所欲。没了天子之说，就缺了父权般的天赋人权，统治中出了差错，问题就棘手。家族等级制还升级成庞大官吏等级制：朝廷官员分正、从，九品十八级，官衔多达四、五百个；州、县、乡、里，各地方层层设置府衙，加上办事人员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官僚体制。皇亲国戚是用封爵制确立又一政府供养系统。他们总共有多少人，找不到统计资料。明末，百姓借清军灭明之机，仇杀各地分封的朱姓皇族就有120万之众，可见皇族之多。父权制家族已经崩溃，农耕意识仍存在，其遗毒在社会各角落发酵。找出根茎，许多事不言而喻，不须我多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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