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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40岁时自号醉翁，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官至参知政事是北宋名臣，又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其道德文章，俱为一代山斗，赢得后人无限景仰。欧阳修4岁丧父，生活贫困，其母郑氏以芦荻作笔，沙地当纸教子认字习书，进而学习古人诗文，练习写作，这就是“欧母画荻”的故事。 欧阳修雕像 24岁时，欧阳修中进士，当时的主考官是晏殊。经过殿试，永叔被任命为西京留守推官，后来又至京城任馆阁校勘。景祐三年（1036），著名直臣、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与当朝宰相吕夷简发生矛盾，吕夷简诬蔑范“越职言事，离间君臣”，范被贬至饶州做地方官。此事震动朝廷，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均支持范仲淹。但左司谏高若讷却附和吕夷简，公然说范当贬，为此，欧阳修写了一篇千古传诵的文章《与高司谏书》文中痛快淋漓地讽刺和揭露了高若讷的虚伪行径，说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怒，上其书，永叔被诬以“托附有私，诋欺罔罪，妄形书牍，移责谏臣。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朋奸之迹”，贬为夷陵令。 欧阳修石像 这一年，欧阳修正好30岁。数年之后，当范仲淹重新被起用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时，想招欧阳修为掌书记，欧却婉辞拒绝说：“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宋史欧阳修传》）足见其忠心为国、不谋个人私利的高风亮节欧阳修担任谏官期间，先后向仁宗献上六七十篇奏议，提出许多重要的政见，如加强边备，建议重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在权知开封府任上、任参知政事及地方官时，也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其生平可用范镇所评的“谅直骨鲠”（范镇《祭欧阳文忠公文》）4字概括。曾巩则称赞他：“公在庙堂，总持纪律。一用公直，两忘猜昵。不挟朋比，不虞讪嫉。独立不回，其刚仡仡。爱养人才，奖成诱掖。甄拔寒素，振兴滞屈。”（曾巩《祭欧阳少师文》） 欧阳修铜像 欧阳修的文学事业，同样能体现他刚毅、正直、端庄的个性。他对北宋初年的浮艳文风深恶痛绝，得到韩愈文集后，遂以学习、宣传韩文为己任，敢于与流俗抗争。仁宗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利用主考之便倡导文章改革，将那些形式朴素古雅、内容充实、有益于时政的作品选为上乘，而将那些奇涩、雕刻的时文“太学体”尽情黜去，叶梦得《石林燕语》记此事云：“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公力欲革其弊，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宋史欧阳修传》云：“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欧阳修扭转文章风气之功，由此可见。此次考试，苏轼被取为第二名，曾巩、苏辙皆在榜中，时称得人。欧阳修的诗歌也能独树一帜，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欧阳文忠公诗始矫体，专以气格为主。” 欧阳修铜像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三胡仔说：“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两江诗话》则赞成王安石将欧阳修的诗置于李白之上，并云：“文忠公天分既高，而于古人无所不熟；故能具体百氏，自成一家。……公诗字字珠玑，篇篇锦绣，如昔人所论杜诗，无可拣汰，亦无可称赞。荆公云：‘近代诗人，无出欧公右者。’”欧阳修与苏舜钦、梅尧臣一道，共同完成了北宋诗风的改革。欧公著《六一诗话》，对北宋初期流行的白体、西崑体、晚唐体均致不满，而倡导“意新语工”与“意在言外”的新诗体。其诗在艺术上取得很大成功，内容相当充实，对现实十分关注，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记载的一则故事颇能见其为人及为诗的特点： 欧阳修纪念馆 晏元献殊作枢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永叔与学士陆经。元献喜曰：“雪中诗人见过，不可不饮酒也。”因置酒共赏，即席赋诗。是时西师未解，永叔句有：“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透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元献快然不悦。后尝语人曰：“裴度也曾宴宾客，韩愈也会作文章，但言：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恁地作闹。”庆历三年三月，晏殊任平章事兼枢密使，代吕夷简掌握军政大权，欧阳修此时在朝以太常丞知谏院，此时宋朝与西夏连年征战，互有胜负，以诸人行实考之，此故事的真实性很大，不应以小说家言而忽视之。作为晏殊的门生与下属，按常理，在这种师生欢宴的场合，欧阳修应作歌颂之词，至少是流连光景之语，但他却出人意料而又语意切直地在诗中劝晏殊应关心西北数十万边兵之寒冷，不可只顾赏雪预祝丰收。结果惹得晏殊很不高兴，举韩愈赴裴度会所作“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的歌舞升平之语，批评欧阳修煞风景、“作闹”。 晏殊雕像 欧诗的特点于此亦可见一斑。在学术上，欧阳修也开疑经之先河，敢于怀疑《河图》《洛书》的正统性，认为《十翼》非孔子之言，论《周礼》以为非孔子所作；又撰《毛诗本义》，批评前人顶礼膜拜的毛、郑之说，他不愧为“宋学”的奠基人。他曾撰《新五代史》，与宋祁合修《新唐书》用“春秋笔法”著史，对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有积极的影响。欧阳修的为人，以儒家思想为指南，曾巩说他“学为儒宗，材不世出”（曾巩《祭欧阳少师文》），范镇说他“老释之辟，贲育之猛；拒塞邪说，尊崇元圣”（范镇《祭欧阳文忠公文》）。可以说欧公是一位光明磊落、公正无私、以天下为己任的真君子。在这种人格力量的指导下，其为文为学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文章、学术能宣扬道德，为政治服务，表现出一种刚正之气；二是其诗文学术均得时代风气之先，具有领袖地位。 欧阳修纪念馆 王安石结合其人品学问评其文章曰：“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苏轼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王士祯《古诗选·凡例》称赞其诗云：“宋承唐季衰陋之后，至欧阳文忠公，始拔流俗，七言长句高处直追昌黎，自王介甫辈，皆不及也。”另外，对其学术文章与史传之文，后人评价也很高。非常有趣的是，欧阳修小词的面目却与诗文大不相同，它体现了欧阳修人格与生活的另一面，其成就与地位也远远不能与其诗文相比。欧公今存词200余首（《全宋词》录239首）在宋初词坛上，这个数目并不算少，但他的词，却未能跳出南唐的范围。 欧阳修纪念馆 如前所述，其词主要受到冯延的影响，是唐五代词向宋词高峰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其词多温柔旖旎，风花雪月，以写女性、爱情见长，与其为人之庄重刚毅，诗文之正大严肃，大相径庭。于是，后世文人出于对欧阳修的“爱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封建礼教的维护），编造出各种故事，说这些词不是欧阳修所作，而是“仇人无名子所为”，嫁祸欧阳修，意在为欧公脸上抹黑的。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说：“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欧阳修为官正直，得罪了权贵，权贵们诬陷欧与其外甥女张氏关系暧昧，图谋张家财产，欧曾被下到开封府审讯，数月后，因无证据而结案，欧因此被贬至滁州。欧阳修有一首《望江南双调》云：“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钺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此词可能是咏柳兼咏少女，故被后人说成淫词。 柳树 清人徐《词苑丛谈》卷十《辨证》曰：“欧公词（按：指上面这首词）出《钱氏私志》，盖钱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毁越，故诋之，此词不足信也。”另一个流传相当广的说法是：欧公知贡举时，力斥险怪的“太学体”，落第举子刘辉等人不平，故意作了污秽的小词，托名欧公。《钱氏私志》云：“欧知贡举时，落第举人作《醉蓬莱》以讥，词极丑诋。”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欧阳公知贡举，为下第举子刘辉等所忌，作《醉蓬莱》、《望江南》诬之。”《望江南》即前引“江南柳”一词，《醉蓬莱》是一首写男女幽会的词。加上欧词常与冯延巳、晏殊词相混，因此，欧词的真伪问题成为一大悬案，持“欧词多伪作”观点的大有人在。然而，我们若结合词的发展史、欧之生平、欧词创作实践来看将欧阳修的艳词（或曰爱情词）都指为伪作是不符合事实的。欧词风格与唐五代词一脉相承，词本为应歌而作，女性、爱情主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是无庸讳言的，也是宋词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若二百余首欧词没有或极少女性词，那倒是咄咄怪事了。 欧词的爱情主题 欧阳修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臣，其年轻时却也不乏风流倜傥之举，如他24岁中进士后，被任命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在洛阳度过了3年诗酒风流的生活，他与上司西京留守钱惟演，朋友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谢绛等多有唱和，其时欧阳修少年风流，据《钱氏私志》载：“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按：即钱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属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著，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坐客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觞瓯，而令公库偿钗。” 荷花 （据《宋词纪事》）此则故事相当生动地反映了欧阳修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说明他的词在当时已颇有名气，在同辈中是出类拔萃的，再则也表现了当时文人以词作为娱宾遣兴工具的作法。欧阳修的另一韵事发生在其居颍州时，宋人赵令畤《侯鲭录》载：“欧公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颖，文忠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矣。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种黄杨树子，有诗留题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后三十年东坡作守，见诗笑曰：‘杜牧之绿树成阴之句耶？’”《侯鲭录》记载此事的时间顺序不确，欧阳修平生三至颍州，第一次是仁宗皇祐元年43岁时知颍州，并移家于此。第二次是皇祐四年46岁时欧母郑夫人去世，欧归颍州守制，次年送母柩归葬吉州后，复回颍州。 柳絮 第三次是熙宁四年65岁致仕后归定居，直至次年去世。并未先在颍闲居，后官太守，但所记情事并不见得是虚构，故东坡以杜牧在湖州的风流韵事作比。除此二事之外，《宋人轶事汇编》录《隐居诗话》记某大臣以邑娼自随并赠以金钗事，丁传靖认为是指欧阳修，因无旁证，姑存疑。从欧阳修现存词作看，写女性、咏爱情的占半数以上，若均以伪作视之，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关于这个问题，孙望、常国武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分三点进行辨析，所论言之有理， 爱情花 兹转引如下：“其一，认为欧公系‘一代儒宗’，不应写侧艳之词，因而断言集中所有艳词均属伪作。其实北宋文人写艳调并不犯禁，范仲淹、司马光也都有此类词作，欧阳修何以不能为之。其二，欧词中有些艳词写得较为发露，并不足怪。当时士大夫于官署娱宾宴客有官妓侑觞，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欧阳修在那种环境下写几首艳词，透露一点私生活中的真情性真面目，只要不有意渲染色情，那是无可厚非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封建礼教禁锢人们正常情欲的违离。其三，全集本系统的欧词（《六一词》，《全宋词》用吉州本），源流较清楚。《醉翁琴趣外编》收词200余首，除与《近体乐府》相同者120余首外，另有通俗艳词70余首。这两部分词中都混有五代初词人的作品，说明欧词编纂较杂。尤其后一部分词作，风格及词语多有不类于《近体乐府》者。因此，不能排除欧公词集中羼入伪作，更不能把其中所有轻浮的艳词都断为欧词。”依笔者愚见，欧公艳词多数为自作，伪作当是极少数。基于以上认识来分析欧词，方可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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