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版书在明代就十分珍稀，为当时的藏书家及文人学者所看重，至今有很多关于宋本的佳话流传。比如有一部宋版的《汉书》就曾让数位大家梦寐以求、视若珍宝。这部《汉书》，为元代赵子昂（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楷书四大家”之一）家故物，字大如钱，作欧阳询体，罗纹纸印，卷首有赵子昂自画戴笠像。明嘉靖间，此书流传至陆深（弘治十八年进士，松江府人，是文学家、书法家，累官四川左布政使，嘉靖中，官至詹事府詹事）处。明代独领文坛二十年、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对此书梦寐以求，后来鬻去太仓的一座庄园方得之，亦绘小像于次帙。京山李本石维注：若得此书，当每日焚香礼拜，死则殉葬。后钱谦益从徽人手中以千二百金赎出，失二册，终悬金二十求得之，先质于毛子晋，后竟于崇祯十六年（1643），以千金卖于四明谢三宾（象三），钱氏自谓，书去之日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生平第一煞风景事。顺治十五年（1658），此书归张新阳，钱氏尚及见而跋之。不数年，新阳之书亦流落在外。乾隆时，诏求遗书，娄县周忠倚以之呈进，遂藏天禄琳琅，高宗绘御容其上并有御题，但是，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天禄琳琅藏书都付诸祝融，此部宋版也为六丁收去。
与王世贞同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南雍司业（相当于南京国子监副长官）的朱大韶则曾以美貌的婢女去换取一部宋椠《后汉纪》（袁宏撰）。这段“美婢换书”的故事，最早见于《逊志堂杂钞》，后被无数人传述。其后，有一位名叫陈崇本的收藏家，曾见友人吴县张埙家藏董其昌书卷真迹，对之心醉不已，亦仿效明人朱大韶以美婢换宋刻《后汉纪》之事，欲以家中美婢伴云易之，然为张氏所婉拒，未能如愿。此可为“美人换书”之后续故事，当为收藏界的另一谈资。
宋本书之所以受到藏书家的青睐，还因为宋本的内容更接近古本，且纸墨考究，刊印精美。朱大韶藏宋刻本《六臣注文选》一部，有王世贞跋，云：“此本缮刻极精。纸用澄心堂，墨用奚氏。”澄心堂纸，是指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李煜所制成的纸。因其卓越的质量被评为中国史上最好的纸（比黄金还贵），曾得到宫廷和名家的喜爱，成为岁贡中不可少的艺术珍品。明末书法家董其昌得澄心堂纸时，感慨说：“此纸不敢书。”宋代著名画家李公麟的传世之作《五马图》，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起草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以及拓印的《淳化阁帖》等，均取澄心堂纸作。北宋著名书法家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一的蔡襄曾经题写《澄心堂帖》，赞扬澄心堂纸品之精美。而奚氏之墨说的就是奚超和儿子奚廷珪为避唐末战乱，卜居安徽歙州时，首创皮胶入墨，烧制而成的墨锭。其“坚如玉，纹如犀”，得南唐后主李煜大加赞赏，命奚廷珪为“墨务官”，赐以国姓，改名李廷珪。一部宋本竟用澄心堂纸、奚氏之墨去印，价值不言而喻。
我有时在想，每一部古籍善本的背后，或许都有它更感性的意义，因为每一部书的流传都要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比如，作为苏东坡文集中最著名的版本——《注东坡先生诗》全帙四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为翁方纲所得，首有东坡小像，又有翁方纲四十岁小像，再有乾隆、嘉庆以来名家题跋，印记累累，更为可宝。每逢十二月十九日坡公生日，翁方纲必焚香设宴，招待友朋同好等人鉴赏。这种拜苏的行为，当可视为一种对古人的敬畏之心。然此本在二百年内七易其手，到清光绪年间，为袁伯夔（思亮）花三千金得之，珍爱之至，并存于夫人室内，然不慎失火，当时袁氏悲恸之下，欲以身共焚，后为人拦下，并入火中抢得劫馀数册，每册边栏四围，尽为烬毁。此本题跋皆名人，如闵贞、华秋岳、朱畦云、顾莼、英和、桂馥、陈崇本、张埙、何绍基、伊秉绶、阮元等，或绘画，或题词，观款至邵位西、曾国藩而止。
《唐女郎鱼玄机诗集》，宋代陈宅书籍铺刻印，是唐代著名浪漫主义女诗人鱼玄机的诗文集。鱼是陕西西安人，出身贫寒，但姿色出众，喜读书，擅吟咏，关于她的生平事迹史志无载。鱼玄机诗传世仅50首，此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集》收诗49首，仅十二叶，是现存收录鱼玄机诗最全、刊刻最早的本子。此书在流传过程中，曾有多位名人题跋（题诗者15人、题词7人、题跋6人、题有6人，共28人），十分珍贵，更妙的是，在这部书中还有钤印128方，余集（秋室）绘鱼玄机肖像一幅。余集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官至侍讲学士，擅画山水、花卉、禽鸟、兰竹，尤工仕女，无不精妙，工书及诗画，时称三绝，余集还绘有柳如是小像，极妙。这些都蕴含了学者们对鱼诗的感受，诸家题跋则留下藏书佳话。陈宅书籍铺所刻唐宋人诗文集传世极为罕见，此集为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最近刚刚出版的张波《唐女郎鱼玄机诗史话》，就是对这一位唐代女诗人及驰的著作的版本作了最全面最细致的诠释。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作为政治家，王安石一直备受争议，但是作为文学家，王安石则享有较高的声誉，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文集在他死后才得到整理刻印，流传到现在，有很多的版本，宋代即有两种，一为宋绍兴龙舒郡斋刻本，一为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两浙西路转运司王珏刻元明递修本。而明代则有八种，包括明嘉靖三十九年何迁刻本、明隆庆五年邵廉刻本、明万历四十五年王凤翔光启堂刻本等。
但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南宋绍兴龙舒郡斋刻公文纸印《王文公文集》，原为一百卷，现残缺，仅存七十五卷，九百四十余页。此书之珍贵，在于印刷时，利用了当时政府部门用过的旧公文纸来刷印，约有七百八十余页，这些旧公文纸上字迹清晰，易于识读。书内有文书53件，62人的信札，共310通，其中洪适、黄祖舜、叶义问、张运等见于《宋史》，见于其他记载者有二十余人，中有达官、贵爵、逸士、名家，书简中有友谊存问、官场交际之内容。书简纸幅颇广，行距宽大，为后来所罕见。文书则为隆兴年间舒州地区绍兴的公牍，这些公牍主要是官方文书和舒州酒务酒帐，颇多珍贵史料，也是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最为原始、直观的材料。宋代公文纸坚韧莹洁，可以长期保存，而使用逾期公文纸印书，亦敬惜字纸之一举。宋代所存公文纸印本，仅有十余种，而此书之公文及函札已使《王文公文集》成为稀世之宝。
龙舒本原藏清内阁大库，光绪末年流入宝应刘启瑞食旧德斋，后入南通吴氏、吴兴芮氏，二十年代后，不知所踪，直至四十年代初始现，被武进王氏携去香港。1985年，王氏出于爱国热忱，捐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书大小套色影印三百部。同年，上海博物馆将《王文公文集》书页背面的文字全部影印出版，取名《宋人佚简》，一共五册，书由李一氓题签，顾廷龙撰序。
综上，正因为珍贵、稀罕，难得，所以宋本本身产生了一种魅力，让明、清乃至近现代的收藏家们视之若奇珍异宝、和璧隋珠般，为之不遗余力，趋之若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