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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耀办积案，一直被人指责枉杀无辜，特别是办潮州积案。后曾国荃查证其“无报复私仇、枉杀无辜”。应该说，方耀办积案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短时间内大规模办积案，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冤假错案，甚至个别案子未审办而人已被折磨死。 ▲方耀  晚清粤籍兵勇由军功累迁至高级将领的著名人物，莫过于方耀。方耀（1834-1891），本名方辉，字照轩，“貌清雅”，“甚文秀，不类武将”（郭嵩焘语），潮州普宁县人。方耀一生从戎四十二载，前期主要以“剿匪”为主而声名大噪，由六品顶戴升迁至总兵官；后期则以“清乡”著名而威震南粤，累迁至广东水师提督。 随着同治四年（1865）底太平天国剩余势力在粤闽赣三省被清廷肃清，广东的动荡局势稍为好转，对内加强社会秩序控制随即被提上议程，于是广东督抚当局开始着手清乡事宜。清乡，又称为查办匪乡、清理积案、清厘积匪，主要针对的是盗匪较为集中、匪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广东的清乡，首先在四邑地区和潮汕地区拉开了序幕，其中以方耀查办潮州积案卓有成效而备受广东督抚当局的瞩目。 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二日，清廷同意两广总督叶赫那拉·瑞麟的奏请，派总兵方耀、道员文星瑞带兵勇先赴惠州所属之陆丰，再赴潮州，相机办理抢掳械斗各案。方耀此时的职务是广东南韶连镇总兵，而潮州镇的实任总兵则是湖南人杨青山，瑞麟认为杨青山力不胜任而调派方耀代其办潮州积案，故方耀的实际职衔转为署理潮州镇总兵、南韶连镇总兵。 ▼叶赫那拉·瑞麟  光绪《潮阳县志》纪事部分同治九年（1870）条云：“兵备道吴赞诚、总兵方耀奉檄至潮阳清办积案，时抗吞、劫掳、惨屠、活埋者，案如山积，总督瑞麟、巡抚蒋益澧据实入奏，奉旨准以新例澈办。”这条记录常被写有关方耀办潮州积案的文章所引用，大意云同治九年吴赞诚、方耀奉瑞麟、蒋益澧的命令来潮州开办积案。  ▲光绪《潮阳县志》同治九年纪事部分 实际只要用心浏览史料，就会发现，方耀来潮办积案是始于同治八年而非同治九年，且随同办案的道员先是沈映钤，后才为吴赞诚，文星瑞不知何故而没参与，蒋益澧是同治五年（1866）至同治六年（1867）的广东巡抚，同治六年至同治九年的广东巡抚则是李福泰。李福泰曾任惠潮嘉道员，对潮州的民风地利有所熟悉，故此次清积案清廷也命其安筹机宜。 方耀虽然自同治八年到光绪三年（1877）代理潮州总兵一职，但真正办积案的时间只有四年零两个月，即同治八年六月到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方耀受委派后率领自己招募的以家乡人为主组建的勇营——方营三千余人直接入潮，而非瑞麟原定的先陆丰后潮州，陆丰斗案直至光绪三年才开始清办，所以《清史稿·方耀传》上的“先办陆丰斗案，明正其罪”是不确切的。 《清史稿》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记载了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 史载清积案前潮州社会是“风气强悍，械斗习以为常，甚至负嵎筑寨，拒兵抗粮，良民胁于凶焰，莫可如何。（方）耀以为不除积匪，其患不息，而发兵剿办，则元气伤而患更大，乃创为选举清乡法”，饬各县属设保安局，各乡选立约族正副，谕以主动举报和捆送本乡本族盗匪。关于方耀清办潮州积案的过程，可以分成四个时间段。  同治八年六月到十一月。方耀到潮州境内后，直接移营惠来清办。拿获了竖旗拜会、攻城戕官的著匪陈独目，此次共查获匪犯一百八十余人并起获炮位多件，整个潮州民众开始为之震慑，“始知有官法”。 同治八年十二月到同治十年八月。惠来清理完毕，方耀旋移营驻扎潮阳开办，且分派兵勇赴普宁、揭阳、澄海等处清办，此次查获的匪犯数目不详。 同治十年（1871）九月到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同治十年九月以方耀出力捕获潮州积匪要犯，清廷奖励其记名提督资格。虽然潮属各县经过方耀两年的清办，但由于地面辽阔，匪踪诡秘，尚有不少乡村私藏军火，匪党盘踞，方耀仍旧督率方营，联络士绅亲赴各处清办。在潮阳县属沙陇、田心、上店、金浦、华阳等乡捕获匪犯郑挑仔等二百八十八人；在揭阳县属棉湖等乡查获匪犯吴阿挑等二百三十四人；在惠来、普宁二县属搜获匪犯赖学泳等一百五十六人。此次缴获的大小炮位共有六百余件，内有洋炮百余件。 同治十一年六月到同治十二年八月。方耀带领方营回潮州府城，会同候补知府段锡林到海阳县属各乡，陆续捕获著匪陈谢矫等二百七十二人。 至此，方耀清办潮州积案告一段落。清廷以此次办积案方耀不避艰险，实心任事，劳苦功高，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异。 作者：周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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