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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又又又获奖了。 北京时间1月6日，韩国电影《寄生虫》拿下了，第77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大奖。 《寄生虫》获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导演奉俊昊上台领奖 在这之前，这部电影已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英国独立电影奖「最佳国际独立影片」、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等等。 被《时代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佳影片之一。 寄生虫 기생충 (2019) 拿奖拿到手软的《寄生虫》，可谓2019年必看的一部优秀作品。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直言“扎心”。 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什么？戳到了谁的神经？ 电影中，宋康昊饰演的父亲，和儿子女儿老婆住在半地下室。一次巧合的机会，儿子靠伪造学历来到朴社长家当家教，随后一家人通过非常手段，全部进入朴社长家中打工，成为富人家庭的“寄生虫”。 只是，一家人身上散发的“半地下室的味道”令社长难以忍受。“常在坐地铁的人群中闻到类似味道”，社长和妻子抱怨时，被穷人听到。 电影中，穷人与富人，地下室与豪宅，快乐与黑暗，产生鲜明对比， 阶层之间的界限和气味在电影中被不断强调。累积起来的屈辱印记，促使穷人使用暴力。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关于“身份的焦虑”，一直是一个隐晦而真实存在的话题。 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里，人们只要付出相应的金钱便可以获得与富人相同的商品和服务，而这些商品被现代传媒赋予极强的符号性。 衣食住行，一切都在体现着身份与地位，于是出现了“割肾买最新iPhone”这种上代人根本无法理解的现象。 不断被商品和概念所诱惑，却始终无法摆脱出身的束缚，年轻人们自嘲“隐形贫困人口”，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这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身份的焦虑也愈来愈强。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本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如何形成的？ 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写道：“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于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游，却又视之于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 人们为什么想在社会中谋求发展，追求显耀的身份？对此的回答几乎达成共识：祈财、求名和扩大影响。 然而有一个不为权势规则所关注的字眼，更能准确地表达心中的渴求，那就是“爱”。 “被人注意，被他人关怀，被他人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如是说。 在势利社会里，一个身份低贱的人遭受的，比起物质层面上的贫困，精神层面上被人忽视、遭人白眼要更让人痛苦。 想获得更多的爱，这才是焦虑的根源。 物质生活的进步、财富的快速积累，使得人们对于自身的期望越来越高，世俗成功第一次有了社会公认的标准。 19世纪初，成功学的最早雏形——那些白手起家的英雄自传，以及讲述迅速发家享尽荣华的励志书籍便充斥了书架。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可以说是成功学的鼻祖。 《自传》中，富兰克林讲述了他爱拼才会赢的传奇经历——父亲是波士顿制蜡匠，他有16个兄弟姐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富兰克林从一个一名不文的年轻人变成社会名流，成为赢得各界尊重的成功人士。 成功学鼻祖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早睡早起，让人健康、富有、聪明”，“没有付出，便无收获”等等鸡汤警句，都出自富兰克林之手，成为19世纪乃至今日读者的座右铭。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现代社会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会赢得期待的身份吗？ 吃到闭门羹的年轻人们用毒鸡汤作为回应：“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些人就住在罗马”、“世人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成功学鸡汤的短板显而易见：把所有成功都归因于个人努力、勤奋等某几个因素，让你误以为做到这点，人人都可以成为马云。 看完什么都没改变，你的身份焦虑只会更严重。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分析了五种制约生计和名誉无法预测的因素：受变幻无常的才能的制约、受运气的制约、受雇主的制约、受雇主盈利原则的制约、受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 每一项因素，其实都在制约着你的个人发展，比如运气这一点，远远比你想的重要。 为什么最焦虑的是中产？ 当下的中国，几乎每个阶层都有对自身身份的焦虑。早在2011年，人民日报就发文说，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期。 2013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做了一次6027个样本的调查，近九成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当下的社会病，超六成受访者自认焦虑程度较深。 但随着脱离贫困，底层或许不是最焦虑的，城市中产才是。奋斗多年仍无安全感，这确实也是“top5阶层精英人士”的身份焦虑。 中国的中产者有多少？ 按世界银行“每人每天收入或者消费10到100美元”的标准，超过5亿；按国家统计局“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万到45万元”标准，中产家庭占家庭总数的24.3%；按社会学家“收入中位线的3/4到2倍区间为中产者”的标准，占人口的38%，近5亿（以上均为2015年数字）。 大致来说，中国有3.5-5亿的中产者。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有成就的中产阶层，最害怕跌落所处的阶层。 这种焦虑集中体现在教育上，教育随之成为避免阶层跌落的手段。 前段时间，有两篇刷爆朋友圈的文章：《海淀家长不配有梦想》、《海淀家长对不起，顺义妈妈的生活才叫做“不配有梦想”》。 光看题目，你就能感到中产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严重焦虑，关于学区房、精英教育、国际学校、高尔夫球等等。 这点在《寄生虫》里也有体现。有文章指出，电影中代表上流阶层的朴社长住的房子在韩国算不上豪宅，他的IT公司也算不上财阀，现实中更接近创业新贵，不算富豪，只是中产以上的阶层。 他的家庭和穷人最初的联结点就是子女教育，朴社长的夫人表现出了对孩子教育的严重忧虑。 值得玩味的是，创业新贵的朴社长一家，依赖穷苦家庭做家教和家务，而穷苦一家也借此寄生富人一家。 到底是穷人寄生于富人？还是富人寄生于穷人？ 如何应对身份的焦虑？ 德波顿给出了五个应对方法，有哲学、艺术、政治、宗教、波西米亚等，实质就是创立一种新的身份等级，来对抗主流社会划分的身份等级。新的身份等级建立在为大众忽略的价值标准之上，显得更加珍贵。 以哲学和艺术为例： 用叔本华等哲学家提倡的“理性的遁世态度”去面对焦虑。“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事情上的观点充满了混乱和错误”，因此我们在渴求别人的赞赏之前，要搞清楚对方的观点是否真正值得关注。 追求真正的审美以应对主流物质的焦虑。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托马斯·琼斯所画的《那不勒斯的建筑》，这些艺术作品引起人们对于真正美的事物的追求，无一不包含着对价值判断方面占主流地位的物质标准的挑战。
名画《那不勒斯的建筑》 心理学家的书能给出更实用的方法。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洛梅在他的代表作《焦虑的意义》中，认为焦虑是人类的基本处境，适当的焦虑可以推动人前进。有焦虑便有活力，就像发烧一样，焦虑表示人格内正在激战。 他认为，人们知道的越多，会担心的事情也就越多。中产家庭正是因为想要跻身上流，才会焦虑。而这种焦虑会逼迫我们去面对威胁和挑战，让我们的心智变得更加成熟，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焦虑的飞行员会领先一飞冲天，因为比起等待危险上身的煎熬，危险本身便较不痛苦。” 罗·洛梅说，克服情绪的唯一方法，是用更强大情绪来应对，比如意识到焦虑的正面作用。 读的书稍微多点，你还能用更多学科的道理来回答这个困惑。 前几天看到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一段话，也很适合每个身处“身份的焦虑”的年轻人：
不如和“身份的焦虑”和谐共处吧，做好手头的事情，其它都交给运气。 听马家辉解读名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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