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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思想，是西方科学萌芽；史官文化，乃中国传统束缚。 一、思考宇宙 希腊哲学开始提出问题：宇宙由什么组成？回答是：地水风火，后提出“原子假设”。辩论发展到：宇宙运动还是静止？涉及到“运动的单位”，“运动的坐标”，涉及到最大最小等等。 探索宇宙，涉及到：数学神秘主义。锲而不舍，搞出一整套几何学。解析几何中“圆锥曲线”，早在亚历山大时代，就已发现，比笛卡儿早近2000年。希腊人好辩，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 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有思想，这就是语言的“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 但这并非说明，希腊人不关心政治。最早哲学家泰勒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为后来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土多德，都有政治、伦理专著。然而，思考宇宙，是他们首先着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 二、科学萌芽 希腊人思考宇宙，引发出科学萌芽。赫拉克利特等，着手之处，在于概括相似事物的“共相”，将世界万物，加以分类。如自然界中有机界、无机界，动植物等类别。最早的动物学、植物学，只是分类学，分类很仔细，要采集标本。例如植物学，要从它们的茎、叶、花、实的特征，分出门、科、属、种、亚种等。 超脱政治权威，考究宇宙问题的人，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精致、纤巧、井然有序，感到惊讶。所谓第一原因，柏拉图直率地归之于，某一个全能的神秘力量，这就是上帝。 人们觉得，具体事物生灭无常，“共相”倒是永存的。具体事物，都有缺憾，都不完善。而由事物共相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的世界。 理性主义者的贡献，主要在于，数学、逻辑学、天文学方面。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卡儿，是17世纪的人；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茨，是18世纪的人；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力量归结为上帝的威力。 三、史官文化 与希腊思想对比，中国传统则是史官文化。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问题，而从未考虑宇宙问题。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例如，河图、洛书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源出，但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从来没有独立过。 确实，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白马非马”等。但百家争鸣，为时太短。即使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还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 因此，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 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礼法”，一切学问的发展道路。 四、专制待发 需要说明的是，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居然是同源的。它们都源于中亚的旧大陆最古文明。西迁的一支是，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成了苏美尔一巴比伦文化，后来是希腊文明。东迁的一支是，中国文明。 由于希腊地处半岛，爱琴海诸岛屿，土壤贫瘠，而发展成为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主。而中国是大陆国家，由于长江、黄河等流域，需要统一治理，则发展成为，专制国家。 专制体制，史官文化，障碍了科学发展。帝王考虑的是，稳定局势，没有竞争意识。同一时代的中国康熙，俄国沙皇一世，本身都具备科学知识。但俄国沙皇一世，将科学用于国家发展，侵吞了大片领土。中国康熙，则是将自己熟悉的几何等自然科学知识，用于向臣子炫耀。一位大臣，发明28响连发枪，是世界最先进的。献给皇帝后，得到的是，全家迁往“盛京”（沈阳），挨冷受冻。康熙专制所为，种下了国家落后挨打的种子。 皇帝以下的大臣，要千方百计，揣摩上意，成为奴才。他们不会专心研究科学，造成中国科学落后。 两种文化对比，需要深刻思考，需要认真对待。 2019-1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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