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互补融合

东西方文化的互补融合     

很多学者在思考中国近百年来因落后而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寻求根本原因时，除了政治、经济等较直接的原因外，最终总是会落在科学这一要素上，更进一步的思索自然会注意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直至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处于前列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能在近代导致科学的先进局面出现。文化是思维的结晶，文化的差异最终代表着思维上的差异。《易经》一直被推崇为中国文化的滥觞，上述问题的提出来，必然要引导人们思考在《易经》这一本土文化中体现出的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影响。

人类的文明发展犹如一场马拉松比赛，各不同民族就如赛跑运动员，在漫长的赛途中你追我赶，在不同的时间段会分别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十分正常的，毕竟自始至终都处于领跑的位置是不太可能的。近两三百年来中国与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是由诸多历史的与现实的综合因素所决定的，所谓先进与落后是相比较而言，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与中国的落后，正是这一时间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国力的综合因素我消彼长的路段。当然，这样整体地理解人类发展史并未妨碍进一步更深入地探寻，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崛起呢？最后也还是必然会落到自然科学这一主题上来。问题的回答促使我们将目光落到两千多年前，那时候由于农业与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之成就，人类处于第一个社会繁荣高峰期，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上的活跃，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古印度古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齐头并进，虽然有着种种差异，整体上而言应当说东西方文明处于相同的高度，因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东西方文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从那时开始，两种文化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线，正是这种不同的路线把东西方各国引领到后来不同的社会状态和发展局面。形象化而言，这有如青藏高原上的雪水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路线流淌，最终形成了长江与黄河这样两条各具特色的江河。虽然起点较接近，但可以说后来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两千多年前就已露出了端倪，它表现在思维方法的本质上。文化是人类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不管变化和差异有多大，而人的思维从特征上讲不过就是三种：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直觉思维。分析逻辑思维可得知，它的主要基础是因果关系，有两类在严谨程度上不同的逻辑思维，其一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在我们所谓常识和生存经验中体现出的判断能力.其二就是在此基础上深入发展，因而也更严密更精确的数理逻辑思维。可以说正是由于古希腊在数学几何学上的成就，尤其是逻辑思维的规律性被整理成一门专门的学问——《逻辑学》，开创并引导西方人的思维以及文化走上了一条崭新的路线。其在后来的文化上表现为数学思想的日益深化和系统性，并直接导致了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种种辉煌成果。由此而确立了自然科学体系并促进了人类科学技术的繁荣昌盛。在认识大自然的方法上，这一思维体系表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将一切事物进行分解。人类所面对的物质世界被分门别类地解剖为许多细小的部分，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提高，学科门类越来越多，越分越细，不同尺度上物质世界的秘密被逐一得以揭示，人类对大自然的种种细节有了日益精确的了解。因而正是这样的根本原因才最终导致了后来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局面。

两千多年前处于相同起点的古代中国文化选择了另一种发展路线.其在思维本质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正好就在于重点并不在将逻辑思维向更深的数理逻辑方面发展，而是在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能力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倾向性，在当时起点上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点差异，却导致了后来发展方向上的迥然不同。有些人在看完克莱因的名著《古今数学思想》后，难免不会流露出一种遗憾，在论述世界数学发展史时，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人，偏激的人可能认为这表现出了作者的偏见或疏漏，其实不然。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曾有几位天才的数学家，也有某些十分精彩的数学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星星点点地闪现出光芒，但客观地说，这些数学思想零星片断，缺少相互联系，并且从未构成一种学术整体上的连续性,可能正是这一点使作者在论述人类数学主体发展路线时忽略了中国人。当自然数作为数学思想的基础，在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中确立后，古中国的学者并未运用逻辑思维能力象西方人数代人相继那样在几何学、代数学方面去钻研，创造出函数、微积分学等连续而越来越深入的知识系统。那么，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这种单一而纯粹的发展倾向性。他们始终将另外两种思维能力与逻辑思维结合在一起，运用它们整体地构建对整个大自然的认识。这种认识更多注意的是事物的整体性及相互的关联，而不是局部的细节。因而在认识大自然时，其方法主要是整合的而非分解的。数学思想不是纯粹而自成体系地发展，而是更多地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甚至于依附于哲学。关于这一点从两个方面可以了解。第一，以从哪怕是现今的眼光来看也十分深奥复杂的数学技巧，把一切自然数都分成阴阳两类，编织成一个为预测目的而服务的卜筮成卦方法，即所谓的“大衍之数”的揲蓍求卦法。这种“四营十八变”中的同余结构经专家学者研究分析，与现代数论中关于数的可除性的同余式理论相吻合，这种数学技巧也曾在古代历法上元积年的计算中得到运用。第二，除了非常实际的预测目的之外，自然数更多地被运用到对宇宙的认识这种哲学理论中。当然,就是预测活动本身也由这些哲学思想所指导。对自然数的理解以一种哲学方式理论化，将它与天地人整个时空体系相联系，数抽象地包涵了天地万物，数能定万物之象。数理哲学在著名的河图洛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最基本的十进制之数在认识功能上几乎达于极致,与我们生存的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并且以代码的方式出现在这两种数阵格局当中。理在数中，一切不可抗拒的事物之必然规律性被称为“天数”或“天理”。古代被称之为“数术学”的种种关于数的思想渗透到音律、历法,气象、天文、气候、医学、地理各项学科之中，结构成了中国古代一个充满辩证统一思想的无所不包的哲学整体。这一哲学体系表现出的长处在于认识事物时,始终保持一种辩证统一的整体性，因而总是能体现出大体准确和完整。若借用物理学术语，可以说总是在以一种‘场’的观点来看待世间一切，而不是在用由质与能体现的‘粒子’和‘波’的概念来研究物质世界。有其长必有其短，最明显的不足是，正是由于总习惯于用整体的眼光看事物,而没能促进其运用种种分解的手段去量化剖析一切，因而对不同尺度上事物的结构、成分等具体细节无法形成清晰明确的认识，自然会表现出某种朦胧和不确定性而显得神秘。在认识理论上，这种长与短与自然科学思维体系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对应。在自然科学思维体系中，物理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基础地位，随着分科而学的趋势，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了解向纵深挺进，声学、光学、热力学、电磁学等学科日渐成熟而自成系统。对大自然的观察与认识依靠工具的改进，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先进。人类观察力在空间尺度上大大地扩展，并不断向更深的微观世界和更广的宏观世界延伸。分科而学的专业分工方式，使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种种细节有了具体而越来越精确的了解。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现代科学事业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辩证地看问题，科学如此地成功和具有说服力，它的短处在哪里呢？每当科学在某一领域取得较大的突出成就时，就会有人出来以这一成就为基础来解释整个世界。翻阅一下科技发展史，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知识和成就使他们相信整个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在旋转运动，这样一种主流的科学性的解释（注意！并非宗教意义上的解释）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哥白尼出来才被突破，我们今天早已知道，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虽是对前者的突破，也是不完备欠准确的，已被更新的观察事实所推翻。后来当热力学取得巨大成就时，同样，又有人出来运用这些成就解释宇宙，断言宇宙终有一天会‘热寂’或‘冷死’，很多科学家至今仍深信不疑。事实上热力学的权威性学者对宇宙中的热最原始的来源也未曾有过最本质的思索和了解，就在用他们获取的局部的学科新知识去试图解释整个宇宙。在自然科学体系内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上世纪三十年代，科学家认识到比氢原子更复杂的原子核是在大质量恒星的爆炸力作用下聚合生成的，这样一种局部性学科认识马上被运用到宇宙理论上，由此一个称为“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得以流行，很多科学家试图用它来解答人类自古以来最大的疑问——宇宙是怎样产生的？自然科学体系主要通过分解的方式在不同时空尺度上逐渐获得种种认识之后，在解释大自然而构建理论时，极易犯这样的错误，用对时空的局部认识去顶替时空的整体理论，以蠡测海或者说瞎子摸象这些成语中所指的以偏概全的毛病，在科学理论中比比皆是，可谓通病。人类科技史明白显示,不同时期科学理论的缺陷和错误总是须要后人来补充或修正甚至于完全推翻。那么科学怎么会进步的呢？回答是：依靠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呢？科学精神的实质主要就在于批判。科学从不树立什么神圣的权威，一切都可以批判，包括科学自身。科学正是依靠对体系内自身的种种不完备或错误进行批判和纠正，以获得持续不断的进步。

 

在回忆近代哥白尼、加利略事件时，人们总是很容易以一种简单浅表的方式去理解，认为那是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这样说又对又不完全对。说对，因为那确实是当时科学与宗教（更严格地说是西方基督教）在认识宇宙上的一种对垒。但今天的我们应对这一事件在更深的层次上有所认识。首先，哥白尼与加利略推翻的“地球中心说”，本质上是自然科学体系内的一种天体学说，因而这是科学自身的批判性否定。科学与基督教在思维方式上的对立表现在教会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框架，即：上帝创造了人和一切。任何其他学说都只能为此大框架服务，基督教正是由于“地球中心说”对自己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有用，才从自然科学理论中欣然接受了它，拿来加以利用。而科学从来不为自己设立什么固定不变的理论大框架，一切从事实出发，哪怕是自己体系内曾经建立过的任何理论都得接受时间与实证的检验。这就是批判的精神。可以说，有不有批判的精神正是科学与宗教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虽然存在这样的区别，但须特别指出的是，科学与宗教（当然，另外还有艺术）同属于人类的主体文化，是不同思维能力的结晶与外在表现，在根本上是不应该处于矛盾对立面的，当时与科学严重对立的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文化上的专制，这种专制是由拥有权势的教会来体现的。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正是专制而非宗教才是科学的死敌。专制总是与权势形影不离地纠缠在一起，在不同的时间与地域，专制会由教会、政治集团或行会帮派等等拥有一定权势的实体组织来体现。而不管由谁来体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存在,并且总欲将其视为异端邪说的对方置于死地。没有过于集中并被滥用的权势，就不会有专制。试想当年基督教教会如果象东方佛教和道教那样不掌有世俗权势，也就不可能发生与科学的严重对抗。对于历史上的专制，人们有切肤之痛的记忆，古代帝王的专制且不说，单就二十世纪，规模极大，影响极恶劣的中外专制对科学及一切文化的损害，就值得特别一提。人们只要再回忆一下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和中国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类文化所遭到的蹂躏，就会对专制乃科学的死敌有深刻的认识。专制现象有时甚至于在科学这样的领域内也会发生，拥有一定权势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人和组织利用自身优势对不同的非主流的观点进行压制、打击或者摧残的事例人们并不感到陌生。至于给对方施加的名目，倒并不一定都是宗教裁判所的‘异端邪说’那样，可以用任何其他的大帽子黑帽子，现今在科学领域流行的则是将一切非主流的观点冠以‘伪科学’这样的名目，而不管称谓上的差异怎样，其专制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

自然科学历程的发展路线是一条辩证的发展路线，它包含了许多的‘否定之否定’。正是依靠对体系自身创立的种种有缺陷的理论不断进行某种不同程度上的‘否定’，或补充，或修正，或完全推翻，对自然的认识才得以持续不断的上升和更为精确。此情形若用一种形象比喻的方式来形容会让人印象更为深刻。当一个人登上以一级级呈螺旋形向上的楼梯时，他经历的就必然会是这样一条路线。如果他最初行进的方向是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不久以后他也许会发现，不经意间他竟然已经面对着的是太阳落下去的方向。随着一级级阶梯的上升，这种方向上的否定将不断出现，但当他再次面对东方时，方向上虽然相同，却不再是出发时空间位置的简单重叠，已经是站在比原来更高的层次上了。科学认识就是以这样螺旋上升的方式提高的。我们已经理解了科学批判精神所决定的自身发展路线,但随之必然要引发一个新的疑问：既然每一特定时期的科学认识都是不完备的，那么我们时下所流行而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论有些什么样的缺陷呢？我们应当怎样去认识或者以怎样的方式去补充使其更完备呢?

随着交通与通讯工具的日益先进，地球相对而言变得小很多了，永远旋转着的地球无时不在提醒我们，‘东方’与‘西方’原来不过是一种相对性的简单划分，地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所谓东方与西方文化，其实都是人类整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人的思维不应再被任何地域性或门派性所约束。有不少杰出的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东方哲学思维体系与西方自然科学思维体系并非不可调和的对立面，除了发现两类思维在逐渐接近外，还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性。东西方文化意识，思维方式以互补的形式融合已经是构建人类整体文化所急需。传统易学虽未能导致近代中国产生自然科学思维体系,但八卦这一符号体系中其实蕴藏着很多自然科学体系没有完全解决和极待解决的问题之钥匙,以及许多精彩的数学和物理学思想要素。几千年来中国本土人士为什么发现不了其中蕴藏的那么多数学和物理学思想要素，是因为缺乏自然科学文化底蕴。今天，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为我们已提供了物质世界不同尺度上的诸多细节，以及许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一个生活在新世纪的人，处于科学高度发达的文化大背景下，理应突破传统文化的种种束缚，不再以神秘的或朦胧的方式，而以科学的理性对八卦有更新的认识,也就是应“以科学治易学”。而“以易学治科学”的具体工作，我以为就是应运用东方哲学体系中一些精彩的思维方法，如老子的阴阳对立统一思想以及庄子的相对性思想去帮助自然科学突破其创立的种种相对性概念的束缚，以整合的方式而非分解的方式构建完整的关于物质世界的整体理论——宇宙统一场论。

在自然科学体系得以确立的的近代，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曾起过先导与奠定基础的作用，那就是加利略。当人类还没有对物质世界的种种细节有所认识时，自古希腊学者始，就不断有人以哲学的方式提出了很多问题并试图回答。在那种历史文化背景下，这些回答事实上必然显得苍白无力和力不从心，直到加利略的出现才开始有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他将无休止的无数“为什么”摆在一边，专心致志地研究物体是“怎么样”运动的。他甩开那种漫无边际的关于宇宙的宏大问题的讨论,而转向局部的、具体的、简单的以及有限的问题之研究，从而首开实验科学的先河，开辟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成功之路。这也是一条由分科而学不断获得物质世界种种奥秘的辩证发展之路。今天，当二十一世纪揭开崭新的一页之际，科学通过几百年来的持续努力已获取了无数局部真理，从极微小的量子到亿光年这样的天体尺度上的诸多细节虽不能说已穷尽，却有着比任何时期的前人更丰富更充足的了解。处于这样一个与古希腊人完全不同的文化层次上，新世纪的人类已不再是力不从心来回答前人曾提出的关于宇宙的宏大的问题了,通过对无数“怎么样”的了解，完全有能力将所有依靠分解方式获得的认识整合起来,回答前人感到吃力的“为什么”了。今天,站在无数次螺旋形上升的阶梯,，新世纪的人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统一的方法，将东西方人的智慧以互补的方式结合起来，构建一个更为完备的关于宇宙的整体理论——宇宙统一场论——自然已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长江黄河终归大海，东西方文化也必将融会为一个完备的人类文化整体。

东西文化融合是中国的优势

当今人类，面临诸多困难，光凭西方文化一家的思路，已渐捉襟见肘。唯有采取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互补，扬长避短，融汇创新，才能悟出新思路，出现新智慧，产生新办法。

然而，几百年来，由于傲慢与偏见，西方不屑于东方文化，以致近百年来,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精通西方文化的东方人越来越多。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早已成为中国学生课本的重要内容。其它如西方的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生活时尚、体育项目等，也早已成为中国人审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大学生,有几个不懂英文，不学习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但反过来，西方的大学生，又有多少懂得中文与东方哲学、东方历史的？真是凤毛麟角，难得有几个人，皆被尊称为“汉学家”。

可以说，西方人拥有的各种文化，我们东方人都能拥有，并能把掌握到的西方文化同自己的东方文化进行碰撞、融合、再创新，形成巨大的智慧与力量。日本首先因此而迅速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亚洲“四小龙”也获得成功。尤其是新加坡，国家那么小，却有很高的国际地位。东方人把西方的科技、市场经济、管理模式，同东方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集体主义、家庭伦理、纪律秩序、诚信守德、奉公克己、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等优秀文化相结合，结果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在东方出现了。

新加坡、东京、香港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了，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区。出现于西方、先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却在西方殒没后，又在中国扎根繁荣起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采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战略，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关于中国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预测，也出现了。

为何有如此巨变？其秘诀之一就是东方人虚心地吸纳西方文化，将它与东方文化融合而创新。可是西方人却仍放不下文化帝国的架子，不肯认真刻苦学习东方文化。整个西方世界近百年来，学习过多少东方文化？接纳过多少东方哲学思想？几乎没有。光吃老本，故其进步就很小。

十八大报告，到处体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到处充满东西方文化优势的结合点，熠熠生辉。再看看西方总统的竞选纲领，其中吸纳了哪些东方文化的精髓与智慧？美国总统竞选，还少不了指责中国。这是固步自封，光吃老本，对发展进步是障碍。

        西方文明的差异与互补

前 言

王鲁湘：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传统文明要素在现实心理需求以及与西方思想要素的互动刺激之下，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东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深度交融，甚至有观点认为,如今东西方文明已经来到了一个共同面临文明转型的时代，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梳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不同文明如何对话与共处？中国文明转型的方向又是什么？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孝远先生。

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先生早年曾务农、务工近八年,二十五岁那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分别在历史系、英语系和艺术系学习。毕业四年后赴美留学，获得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欧洲中古史硕士学位和俄勒冈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他因乡土情重,结束了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的教学生涯，回到北大教学、研究至今。

王鲁湘：谈到文化，我们知道这一直是我们中国人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全民的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大讨论，那么怎么来界定像文化这么大的一个概念呢？

朱孝远：这个文化确实概念太大，有的时候概念太大，就很难界定，但是文化首先是和自然状态相对立的，相比较而言，因为从人的那个角度来说，基本上是生活在五种处境里面，第一种处境我们叫做人的生物处境，要有生命。第二种处境叫物质处境，要吃饭，要有衣服穿。第三种处境，我们把它叫做社会处境。第四种处境叫做情感处境。第五种处境我们叫做文化处境。

王鲁湘：哦，是最高层次的一个处境。

朱孝远：对，文化处境。文化首先是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和社会的关系，有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和文化的关系，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大的概念。

王鲁湘：所以这样的话，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讲课的一个主题，就是东西方文明，那么这个是我们过去使用的一个略小于文化和文明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它有一个地域，那么这个东西方是怎么区分的呢？它这根线划在什么地方？

朱孝远：东方基本上是亚洲，那么西方基本上是欧洲，但是文化又比它大，它是一种文化的概念，那么你比如说，欧美这种地方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西方文化也包括美国的文化，那么东方文化也不仅仅是指中国，还包括中国周边的那些地方，主要它不是以国家为划分的，而是以文化上的一些基本的特征，比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它的文化标志，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等。

王鲁湘：你比如说，我们一般常常把东方文化就是大概的定义在亚洲，但是我们看一下亚洲这个文化它彼此之间差异性是如此之大，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亚洲的话，我们可以把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都划到里头，可是耶路撒冷产生的几大宗教却基本上是影响了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明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包括两河流域的文明，我们发现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从这个地理上好像是划在亚洲地区，但事实上你看它大量的文明因子是在对地中海北岸的后来的欧洲文明在产生影响，所以在这里头，我们要使用东西方文明的时候或东西方文化的时候，怎么去摆脱这样一种复杂的纠缠。

朱孝远：这就使我想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的一个观点，黑格尔呢，实际上就觉得东方文化里面，主要就是中国文化，他觉得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可以作以比较。而波斯文化和罗马文化可以作以比较，但是他说中国文化没法比较，所以他说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里面东方的东方。

实际上研究文化只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们把它叫做国民性的层次或者民族性的层次，它基本上就是形而上的一些东西，文化表象、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伦理；

然后就是各个地方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

再最后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包括那些肤色、人种、语言、地理环境，那个是海上民族还是农业民族，是游牧民族，吃的饭是什么？人的寿命是怎样？男女比例是什么？所以这些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影响到人的一些社会的制度，而那个人的一些社会制度又会影响到国民性，这么一些情况。

   好，下面我们就请朱教授为我们演讲，朱教授演讲的主题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与互补》，大家欢迎。

英雄崇拜背后，西方强烈的悲剧意识从何而来？循序发展的同时,东方为何能拥有拯救世界的力量？对比剖析东西方文明特点、局限以及相处与互补。

朱孝远：很高兴来这里讲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互补的问题，我就讲四个方面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第一，我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二，我要讲讲西方文明存在的问题，第三我想讲一下东方文明的特点，最后，我想就东西方文化的互补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提出两个问题

首先就来谈第一个问题叫"问题的提出"，每当我们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总会为两个问题大惑不解,为什么非常强势的西方文明，在极力表现出它英雄主义文化以后，总会产生一种非常浓烈的悲剧意识，我要提的第二个问题的就是，为什么平稳的循序发展的东方文明平时不那么起眼，但是在危机面前却总能表现出非凡的克服危机、抗击危机的能力，成为化解危机的世界性的拯救之力？

那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从西方的古代历史说起，在西方的文化里，一直存在着一种东西，叫做  “审美喜悦中的悲剧意识”，在希腊人那里这种意识叫做Arete崇拜，Arete它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指战斗时候的勇敢、英勇，你英勇了干嘛呢，你英勇了就是要获得你的荣誉，但是后来希腊人又认为，你这样呢还有点自私，真正的英雄是利他的，所以呢，那个Arete崇拜就引申为品格上的完善、高尚。那么希腊人为了实现这样一种英雄崇拜，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结果就造成很多悲剧性的后果。

在荷马的《史诗》里，那些伟大的英雄是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那个阿伽门农，他把女儿祭了海神，打仗最英勇的那个人叫阿基里斯，他没有得到荣誉，反而命丧黄泉，还有一个人就是想出木马计的那个人叫奥德修斯，战争是胜利了,但是回家却回不了家。命运把他在海上漂泊了十年，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你为了追求那个Arete，或者你要去当那个英雄，你就得像神一样去过日子，但是人又不是神，神是不死的，我们知道希腊有很多神，有宙斯啊、雅典娜，海神波塞冬，他们不死好好的在奥林匹斯山上过日子，但是人要去像神一样过日子，就要必死无疑，但是希腊人为了那个极限的审美喜悦，还是要这么干。

于是它在哲学上，大概是亚里士多德概括的吧，就是说，“生命不在于它的长短，而是它的质量”，还有一句话，就是“时间不在于它的长短，而在于它的重量”。所以人去像神那样活着，虽死犹荣。为什么呢？这就是英雄主义能造成生命中的最强烈的那种审美喜悦，那么为了实现这种喜悦，就往往要用一种武功里面所说的化功大法，什么叫化功大法呢？就是说你平时功力没有那么大，但是为了打败敌人，你用一种化功大法使自己的功力突增十倍，结果你就胜利了，但是你胜利以后，你也就死了。虽然战斗胜利，但是必然死去，这就是西方审美喜悦中的悲剧意识。

有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雅斯贝尔斯，他就认为这个问题说到底,主要就是一个理想与能力的问题，他说理想总是超过能力的，那么你的受挫感就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办法就是要么你提高你的能力，要么你降低你的理想，但是因为你的理想永远不会降低,你的能力永远不能匹配你的理想，所以这种悲剧意识，就永远不会瓦解。

那么还有一个哲学家叫做海德格尔，他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主要是一个不平衡的问题，什么东西不平衡呢？就是你的张狂和你的遮掩之间不平衡，他说了一句话，叫做“世界每分每秒在张狂,大地每分每秒在遮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人生啊运作得很快，就像那个钻井的钻头，钻得飞快，但是你旁边的保护系统也很好，你的冷却系统也很好，那么这样呢，你也不会损害。

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那个雅斯贝尔斯，他们开出了两副药方，都没有办法从本质上来解决那个西方人的悲剧问题。

但是很有趣，他们自己解决不了，就把目光对准中国，西方人一天到晚要问自己，中国有很多叫他们困惑的地方，他们要问问题,第一个问题，一谈起中国就是说，中国的人口为什么这么多，还要问中国的历史为什么这么长？还要问这几年中国发展为什么这么快？还要问中国人为什么生活的那么悠然自得？没有我们那样的紧张感，这些大惑不解的问题，常常困惑着西方尤其当代的西方人。

 

二、西方文明存在的问题

崇拜英雄，虽死犹荣，充满悲剧意识的西方，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理念到实践，西方文明的局限性体现在哪？

西方那个文明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上述的英雄主义崇拜所造成的透支和泡沫。这要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人的实践行为两个方面来加以解释。

（一）从文化角度解读西方文明的问题

西方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征服性的高科技文化。你说从本体论出发，他把本体分成两个，一个叫自然、一个叫人，然后，自然是无机的，人是万物之灵，所以有机的人对无机的自然，就是一种征服关系，所以西方那个景区挺漂亮的，上面造个城堡，我们中国人用木头造房子，他们是用什么？石头造房子，石头造的城堡马上就破坏人文景观，变成一种征服感。

从认识上来说，西方文化有一种两元对立，什么叫两元对立呢？就是容易把差异变成对立，什么都要对立起来，对峙起来才能分高下，比如说灵与肉，比如说精神与物质，人间与天国,人与非人,本我与他我，从而就建立起来一种对应的关系，但这两种关系是平衡的吗？这两种关系不是平衡的，是有一种高低之分的，比如说本我，我这个词在西方是要大写的，你就不必了，你是他我就应该小写了，是不是，比如说，那个天国与人间，神肯定要征服人的了，那么神要比人大，是吧，神要大写，GOD，人应该小写，是不是，所以呢这样一种对应的关系，什么都对应起来，两分法，结果，就搞得非常紧张，产生一种征服的状态。

第三个情况就是他们很容易把事情看作物质化，他们把自然认为是物质的，把人也认为是物质的，《人是机器》，这种书也是他们写出来的，中国人从来不写一本书叫《人是机器》，工具理性,主人对非人，就是这么一种征服关系。他们的美学啊，西方的美学上来看，也是突出一种英雄主义，一种征服关系。

米开朗琪罗那个大卫，简直就是作了一个男人的榜样，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像画的那么妩媚，那么这样一种东西都是放大了个人，目的是激起一般的人去当英雄。

它的神学也是一神教，强调神的意志，神定论、天堂论、原罪、地狱体现了一种神对人的征服，是不是，西方的天主教，本来它的教义里面是有一种这样的关系的，叫做合作论，就是你如果要灵魂得救要进天国，一部分是靠上帝的恩惠，还有一部分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你做好事然后你就可以在上帝的帮助下，双方合作可以完成你的得救。

但是后来出现一个人叫马丁·路德，他觉得你自救，你做点好事就能得救，不是自救嘛，不行，你应该把那个得救完完全全的变成上帝来救你。

后来更复杂了，叫做“前定论”，说你得救不得救，完全是神的意思，他想使你得救你就得救，一切都定好的，那么神的意愿你是不能猜测的，因为你是低级存在不能搞清楚神的意愿，也不要去猜了，一切都是前定的。

后来加尔文说得更加的有趣，加尔文这么说，他说假如你得救，你应该感谢上帝，你要感谢上帝的恩惠，假如你不得救，你也要感谢上帝，你要感谢上帝的公正。所以这样一来你就不要管了，这就是神对人的彻底征服。从这些例子来说，我们看出什么，我们看出西方文化的价值核心是什么？就是一种过于重视物质占有和社会成就，过于看重了征服,它过于把世界理解成是物质性的、对立性的，而没有看到人的存在的问题，没有看到以人为本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悲剧，这是从西方的文化来看的。

（二）从实践角度解读西方文明的问题

我们再从西方的实践来看，在强大的英雄主义的背后，西方那个社会是大量产生泡沫的社会，你比如说军事上来看，打了太多的仗，确实是削弱了西方的实力，我们不要去说一战二战。也不要说殖民地，也不要说他们要争夺世界霸权，我们看到这样一系列的战争打下去，就感到在一个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需要去搞世界上的军事霸权，实际上这种情况就已经出现了军事上的泡沫。虽然就是像我们说的希腊人的这个东西就复活了，虽然你要什么，你要去征服世界，但你用的不是真正的实力，你用的是什么？是化功大法，是不是啊，结果就透支了。

第二个情况，西方的经济过分的依赖了外向型的经济，自己国内搞得不好，甚至国内的市场还被外国占领了，你比方说美国的汽车市场，现在都被日本在美国开的公司占领了，最近申请破产的那个通用汽车公司，它的问题就是国内搞不好，它有国内国际两块，国外的员工一共有两万人，却成就了它生产总值的70%，国内的人口有26万人，却只占了它收益的30%。然后每生产一辆美国的汽车，它要付里面的员工的医疗保险费就要1600元，这样怎么搞得下去了，所以这种过分依赖于国际资源的外向型经济，产生了很多的经济泡沫。

第三种情况是过分强调荣誉和成就感,这使得人的生命透支,那么社会给了他很大的荣誉和成就感，却使人的生命透支，这样一种社会权利的瓜分，过分的竞争，虽然你获得了社会承认，但是你生命透支了。

还有过分强烈的消费欲望，叫做消费透支、财政透支，过分强调享受了超前享受，这就导致了信誉危机。

还有，就是过分强调使用与主流文化相匹配的人，这就使得第一流人才边缘化，你去看西方历史上有一些大伟人，第一个是苏格拉底被人杀死，第二个人是但丁，但丁大家都知道，写《神曲》的那位，但是他被他的祖国佛罗伦萨赶出去，一生都回不来，第三个人叫托马斯·莫尔，第一流的思想家，被杀死。还有一些现代的一些西方的一些人，像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那些人，一天到晚被认为是一些和主流文化不那么靠近的，也就是要强调人诗意地安居，不要完全去成功，顾你的存在的那些人，在西方文化里面，是占非主流文化，这就使得他们这个文明里面，使得很多第一流的人才没法被使用。

那么从西方文化的那种过分的“惟我独尊”，或者说西方文化论,西方中心论，又使得西方文化缺乏一种开放性，以自我为中心，常常把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进行比较，只要你的文化和我不一样，我就怎么样？我就不承认你，我就说你失去了文化的认同感，这样，我们看西方文化是非常很开放的，其实不是，其实西方的文化它已经走向封闭，以自我为中心，忽略别人的存在。西方的知识界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专门看东方好的批判西方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主流文化，还是觉得西方明明出现了很多问题，还不承认这些问题。

 

三、东方文明的特点

求索东方文明真谛，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美学、宗教再到思维模式，东西方文明如何相处与互补？接下来我们就来谈第三个问题，我们就来看看和西方不一样的东方文化的一些特点。

与西方不一样，东方那个文化应该说是一种高情感的文化，怎么说高情感呢？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有机的，什么东西都是有情的，“天人相合，天地有情”天地怎么有情呢？天和地在一起，那就怎么样？那就要生万物，就会生出阴阳两气，就会生出五行,所以中国的那种本体论，它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以人为本，自然有情，人与自然是要取得一种和谐的，然后还要取得人与人的和谐，人与文化的和谐，在天地人那里突出的还是个人字，天地生万物，人于是要孝敬天地，孝敬父母，这是中国的本体论，没有把人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

第二就是认识论，中国那个认识论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要求二元中合，二元和谐。天与地要合一，人与事也要合一，物质与精神也要合一，灵与肉也要合一，那个灵与肉怎么合一呢？我们说孔子大思想家吧，但是孔子确实是提出“食不厌精”的人。我们说倒霉的诗人苏东坡吧，确实是大文豪，但是东坡肉就是苏东坡弄出来的，所以呐，这个就是灵与肉完全是合在一起的。

中国那个文化，它是求真的、强调现实的，认识论上就是求真的,真就是返璞归真，还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中国人的所谓的实践理性。

在美学上那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的美学是特别强调情境合一的，要产生一种情境，用美来陶冶性情，产生善，中国善怎么来的？是用美来陶冶出来的。西方的美也有一种作用，用美来激励你当英雄的，中国人的意念，它是把一切世俗的劳动，一切与改善有关的劳动，都没有看作是个人的行为，至少是不能通过描写个人来歌颂的,因为那是大家的工作，是整体的劳动，不归于个人。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利他主义。

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的宗教也是蛮有趣的,中国这个神学，首先它有多元神，中国人现在人死了以后，不是去玉皇大帝那里，玉皇大帝那里都是你在活着的时候成仙了，然后你才能够登天，你要先变仙，所以中国人从佛家那里借了一块净地，他就劳动神，劳动的实在太厉害，没小孩了拜观音了，没钱了拜财神了，把神弄得特别地累，所以中国太利用神了，结果中国人离天非常近，中国和天就是999和1000的区别，不是两元对立。

这样，东方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核心论，它过分地重视了人的存在和生存问题，对个人的成就比较忽略，重集体轻个人,中国人的英雄也有，无非就是心灵高尚、成熟理性，无私为他敢负责任。这样一种文化当然就可以培育东方人的行为，这种东方人的行为来看，首先要和平不要战争，六十年来中国本土没有战争，这是中国崛起的前提。中国人民老是把钱存在银行里，不肯取出来，利息没有他还存在银行里。中国也是搞稳定的，经济上有两个五个亿，每年生产五亿吨粮食，每年生产五亿吨钢铁,那就保稳定。中国第二产业什么造汽车呀，造电视机呀，造空调啊，保速度。

中国还有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就是服务业。一天到晚吸纳人才，这叫保就业，结果呢，使得中国问题不大。还有中国有个“任人惟贤”这个标准，这是孔子说的，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一天到晚提拔人才，结果呢，东方文化就保全了实力，在出现危机的时候就成了拯救之力，资本主义爆发危机了，而伏尔泰那些人就到东方来说中国这个制度真好，向中国学习，还有西方要发展资本主义了，从理性的资本主义向任性的资本主义转变了，然后就出现了殖民主义，也是靠东方，结果，现在西方人活不下去了，觉得人生有危机了，那个时候就想到中国的道家、儒家，超脱入世。所以我们看到了,它们那个文化和东方的文化，还是差异很大的。

 

四、东西方文化互补的思考

这两种文化确实是可以互补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底座很大，西方文化搞技术搞了几千年了，高精尖这是可以有互补的，中国是强调集体，他们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这个是可以互补的，中国强调和谐，他们搞征服，这看来征服我们不搞了,但是和谐一定是世界的前景，中国文化积累性，西方文化里面积累得不那么成功，就要搞扩张，那么你积累不成功，怎么搞扩张呢，它要创新，所以它里面创新性是有点意思的。中国人是内心修养，西方人喜欢外在发展，中国人重现实，西方人重未来。这样，就看到一种多元化的文化了，最后一定会在东西方文化的互补中产生。

我在这里下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我认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伟大的强势文明，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但是，这是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的，东方尤其中国那是一种高情感的实践理性的文化，西方它是一种征服性的高科技的文化。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两种文明之间，是可以互补的，可以交流的。

那么第三，有人以为全球化一来，就会由一种文化变成世界文化,那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全球化它一定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全球化，所以，今后的世界格局应该说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一种繁荣的局面。按照我的理解，那就是说假如你把每一寸土地都弄得非常美丽，把每一颗人心都弄得非常高尚，按照我的说法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了。好谢谢大家。

 

五、访谈

王鲁湘：在刚才朱先生演讲中间，我脑中就不断在出现一个好莱坞大片叫做《终结者2018》。这已经是第四部终结者了，前面已经有三部了，那么这四部终结者，都有一句共同的经典的台词，当英雄要出去征服，或者要出去拯救的时候，然后他会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我会回来的，几乎所有好莱坞大片一定要有的一个要素，就是凯旋。那么这种东西在中国的文化意向中间啊，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它有什么？有大团圆，西方的凯旋和我们中国的最后的这一个大团圆之间，到底它的这个本质差异在什么地方？ .

朱孝远：你说的那个电影我恰恰没有看过，但是我看了两个电视剧，一个叫《奋斗》一个叫《我的青春谁做主》。这两个电视剧一看呢，觉得中国人现在喜欢在电视剧里面突出一个“我”字了,所以也可能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有影响啊，但是从那个里面呢,无论是那个谈中国年轻人奋斗的青春片啊，在里面讲到最后胜利的那个斗争，都不是技术性的，不是阴谋诡计，不是高科技，最后还原的是一个情，叫做人性回归，所以这个是成了现在的一个大团圆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东西。

西方的那个历史上其实也有回归，但是一直不是主流文化，有一个叫《青鸟的故事》，记得吗？说有一个人跟着一青鸟去找幸福,走遍天涯海角，永远找不到那个幸福，后来那个青鸟就把他带回自己的家，觉得我的家，我的亲人就是我的幸福，那么这就是西方人的一种迷途了。

中国那个孔子儒家里面，它是分等级的，它是先自己然后再家人,再你的邻居，再整个社会，这叫做修身养性对吧，治国平天下，它是这么由近及远的，但西方的一个浪漫主义，最后由远及近，身边的东西不那么看重。这是和他们的那个千年封建时代有关系,千年时代就发展出一种叫骑士文化，那么骑士文化一来以后呢，骑士是国际性的一天到晚冒险，所以他们中世纪的文化无非就是骑士文学还有就是传奇文学，结果这种东西一直被歌颂，一直被放大。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像堂·吉诃德那样去行侠仗义，所以，这样一种东西，觉得你的成就感最后到人间，不能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去找到你的成就。

王鲁湘：这实际上我们在描述一个在文学和生活中间的一个现象,但是这个东西反映他们的思维和他们行为的是一个模式,是吧，西方的思维是线性的，直线性的，不断超越性的，然后他的行为也是，是不断征服的，冒险性的，所以他是往前走，不回返，不回头的。而中国是环形的。

朱孝远：有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中国宗教也是这样，所以佛教传到中国，能够在中国立住脚跟，也是有原因的。它就强调一个因果论，你想你做了很多好事，结了善因，结果呢你就六道巡回,最后你还能做人，说不定还能成佛，对吧，所以这样一种循环论和中国文化时空观念的循环论，它是完全吻合的。

王鲁湘：您刚才在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分析的时候，您定义东方文化是一种高情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高科技的文化，这种状态的话确实对我们这种以建立在客观知识基础上的这样一种科技思维的发展，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朱孝远：它也有影响，中国现在实际上高科技那方面，中国是在向西方学习，然后中国在做人方面也就是，关于存在的方面,中国实际上是对中国的那个独特的贡献。在那个知识论上，我是把知识分成三个世界。

第一个世界，叫做感觉与经验的世界；第二个世界，叫做直觉与艺术的世界；第三个世界叫做知觉与科学的世界。中国人的第一世界很强，就是他用经验来概括，来概括出新的知识能力很强,它的第二世界很强，就是直觉与艺术的世界很强很强，那中国稍微不足一点的就是那个演绎法，那个就是根据几个概念，根据几个定律来得出一种科学的观察，先假设后观察，这叫知觉和科学的世界，这点它是不如人的。

王鲁湘：那么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所谓全球化我们不可否认，它是西方的而且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这样一种文化，然后它的整个在全世界的一种强势的推进，即使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也存在过这个文化归属认同感的危机，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朱孝远：那个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那个亚历山大,他就打仗，一路把波斯扫平，一路进攻到埃及什么的都给他攻下了，但是一直攻到印度,再弄过来要攻到中国了，他就攻不下去了，然后他就死了。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碰到那个比较大的国家，尤其比较强盛的也是强势文明，他就攻不下去了，虽然扩张就像水可以往低处流，但是你水碰到一个阻力它也流不过去了，那个情况是这样。

但是另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个西方的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是刺激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一个也就在那个全球化进程的情况，融入了很多其他的文化，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文化的扩张,随着文化的扩张，但是你碰到文化以后，它马上就融入了到其他的文化，就融入进去了，这种情况就像一个水在开始源头的时候,它可能很清澈，流啊流啊它就流得什么东西都有了，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所以现在实际上我们所享用的那种文化已经不是一种纯文化了，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那么在这种处境下你怎么解决文化认同感的问题呢，我觉得文化认同感它不完全是一种心理危机或者民族文化的危机，最主要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如何在世界上担负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怎么来提升中国的一种软实力。

 

六、提问

教育理念不同，理想人格该如何培育？东方与西方，文化如何超越国界？文化比较中，该如何理解国民性研究？

提问：你好朱老师，请问你是怎么看待理解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朱孝远：实际上那个最难理解的就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因为孔子是不那么信天的，孔子说那个天是不说话的，但是四时就行走，万物就出生，然后又说“五十知天命”。孟子对天的看法就更加有趣了，孟子说过一句话，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荀子更进步了，说“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 。

但是到了西汉那个时候，却出现天人感应的学说，董仲舒“天人感应” 。

所以天人相应，司马迁对此大概是怀疑的，但是他认为天人关系还是要追究的，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有个传统，就是太史令同时也是那个观天的官员，也是要管星象的，所以他要研究。

所以通古今之变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而且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一个很大的抱负,当时一家之言不是一家之说，却是说当时有道家、儒家、法家,要自成体系,凡是自成体系的东西就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要把史学变成一家体系成体系的，结果他就开了史学研究的一家之言，所以他这种东西还是和中国文化是结合得非常好的。

提问：朱老师你好，您在美国和中国都教过书，那么您对于东西方高等教育的不同，您是怎么去看的？

朱孝远：丘吉尔说过一句话,他说大学呢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大学更应当是传授智慧,大学不应当仅仅传授技术，大学应该锻造人格。那么人格怎么训练呢？人格就要训练你全面发展。

我们现在从西方的教育来看，它是比较注重能力的，我们是比较注重知识传授的。所以西方现在老师不讲课，我在西方教书很开心，老师就要引导学习就行了，自己不要讲，当教练是不用跳高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就把西方的那个学生就在一起开一种叫做讨论课，讨论课里面，他们乱说，说的都是错的那你去纠正他们，结果学生能力是提高了，我们的知识也变成相对的了，对吧。

中国不是，中国到这里你挺累的，你一天到晚讲课是不是，因为中国的理念叫做什么，叫做授业、传道、解惑，所以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处境里面，不同话语里面的那种高等教育，但是他们的理念就是一样的。

那么西方还有个东西，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西方的国家那个大学，宣称自己是培养领导人的，那么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它和平的多，我们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的，但是没有提到要培养哪样一种精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感到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文化传统的不同。

提问：我想问的是，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下的文化基础？

朱孝远：全球化的文化基础是文化的实力，过去搞艺术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是不是？你说这句话对吗？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确实是不全面的，那个世界的文化的交流它从本质上来，是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它本身的优秀性，同意吗？还有一个它的互补性。优秀性的东西，比如说梅兰芳的京剧，齐白石的《虾》，是吧，即使贝多芬写的小曲子叫《致艾丽斯》 。

这种东西你一旦做极端的好了，它就有三个超越，第一个超越就是时间的超越，古代的人喜欢，现代人也喜欢；第二个就是空间的超越，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喜欢；第三个就是小题材和大题材的超越，你比如说那个《虾》，那个京剧，那什么是大题材呢？但是你一个东西做到了极端的精美，它就无所谓小题材和大题材,就成为文化的共享的全球的东西，对吧？所以我觉得东西要进行交流首先就是它的优秀性。

其次是它的互补性，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而你有，那我怎么办，我只好管你借，向你学是吧，如果你要开放向人家学习。你比如说芭蕾舞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弄出来的，是吧，它先在意大利，后来跑到法国跑到俄罗斯现在又怎么了，但中国把它引入了，还办了一个北京舞蹈学院，来专门跳芭蕾舞，搞了个芭蕾舞系对吧,然后中国就弄出中国式的芭蕾舞，什么《红色娘子军》啊，《白毛女》啊。所以我觉得，到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不会出现一元化的局面，反而是在多元化的情况下，出现多元的文化格局，刺激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共享文化的共存。

提问：朱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然后对文化史有比较深的了解，那么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朱孝远：我觉得就是要注重对国民性的研究，国民性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民族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共同认同的文化标准，这个东西过去我们不注重，但是非常之重要，比方说中国驻德国大使，给德国人去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看不懂，他就问那个大使，你们那个男的送女的，女的送男的，送了两个小时，到底干什么。为什么一句“我爱你”说不出来，这个问题从浅处说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问题。实际上从深处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中国或者世界上的那个，人文学研究或者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两大类，一类我们叫做基础研究，还有一类我们叫决策研究,那么那个国民性研究就是决策研究，决策研究，它一定要建立在对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它才有力量。

你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投降了，美国就不知道怎么对付日本了，就请那个社会学家，去写一本书，研究怎么对付日本人，那个人后来写了一本书叫《菊与刀》。然后美国人就把他的研究送到一个国家掌握的再研究机构去研究，研究出来发现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认为那个天皇制度是不能由美国人废除的，这个结论不是那个作者得出的。

还有那个英国搞了大英帝国以后，最难对付的就是那些殖民地，部落皇宫的反叛，它觉得弄不好，因为文化不同，就派了一大队人类学家去研究部落，人类学家拿了英国政府的钱不好好为政府服务，就写了很多人类学著作，回到了英国，英国政府很高兴，说你们文章写得多好多好，多么重要，结果把那些人类学著作，送去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再研究机构研究。研究出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所有的部落首长、部落酋长都是世袭的，建议英国政府把那些部落首长的儿子弄到伦敦来，学BBC英语，看芭蕾舞，把他培养成英国的上流绅士再送去当部落酋长，这样一来解决了问题。所以你不仅是这样，更重要的你要研究世界文化，我就觉得要把文化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地位实际上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你真的把国民性研究透了，一个地方发生什么大事，你就可以预知，那个国家会有什么反应，世界上各个国家会有什么反应它们都是从它的潜意识，国民性里面，马上就能猜出他们的国际性的反应，所以从这么重要来说，我觉得我们研究世界文化，不仅是一个交流的问题，也是一个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怎么使得文化走向现代的一个应用性的问题。

王鲁湘：非常感谢朱孝远先生精彩的演讲,朱先生的演讲从历史、现实，和艺术等多个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文明和文化的多重角度，如今历史的推动和现实的需求使得我们对东西方文明的理解不能再停留在表面,也许只有互相尊重、平等对话，才能真正理解对方，文明也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间，更多的问题将留给大家去做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