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谈霍光

臣光曰：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诈，固可以亲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而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虽然，向使孝宣专以禄秩赏赐富其子孙，使之食大县，奉朝请，亦足以报盛德矣；乃复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丛衅积，更加裁夺，遂至怨惧以生邪谋，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昔椒作乱于楚，庄王灭其族而赦箴尹克黄，以为子文无后，何以劝善。夫以显、禹、云、山之罪，虽应夷灭，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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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是为帝王书，须考虑到宋室对功臣（不限于武将）多赠以高官厚禄，以期“君臣两全”之道，武将先不提，韩琦参与英宗、神宗两次定储，但神宗甫一登基就被弹劾“自嘉祐（仁宗末期）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若在明朝恐已近于谦、徐阶，然韩琦只是回乡告老（复判相州时60岁，于宰执而言仍算壮年期，特别是考虑到韩琦35岁就任枢密副使），依然享极荣华，“富贵而至将相，仕宦而归故乡”，去世时被神宗亲笔题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家人门生受遗泽直至南宋。

所以，窃以为，司马温公的这番评论，实际是想表明皇帝对于功臣要实行“保全之道”。这个保全，既包括宠之以厚禄，也包括削其权柄，抹除尾大不掉的可能。故此，司马光并非是说宣帝在“且待其倒行逆施，观其自败”，而是认为宣帝未能做好保全之策，使功臣家族不得善终，也让自己在后世留下了“寡恩”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