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刻字玉鱼析论

Kath2633 202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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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小屯M331墓出土玉鱼之上的刻字，董作宾先生释作“大示它”，学者多引用之，但对其含义却没有更多的解释。今看来似乎还有再释读的余地，笔者在此就相关的一些问题略陈孔见，以求正于方家。

一

M331位于安阳殷墟小屯丙区墓葬的北部中段，为长方形竖穴墓，内有棺椁室和木棺，墓主骨架朽毁，葬式不明，棺椁间有殉人和殉犬，墓内出土有青铜器、骨牙器、陶器以及石玉器等随葬品，数量可观。刻字玉鱼系一组十七件玉鱼中的一件，这组玉鱼出土时位于墓主的头部位置，成堆摆放的还有绿松石珠一百八十一颗以及立鸟笄形器一件。据原报告推测，这三种玉器可以组合成一套头冠。玉鱼总体上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大都在眼部开小圆孔，为穿系所用，鱼身大都细长，个别宽短，上下两端皆刻有斜纹鱼鳍。位于西南端的一条较为突出，尾部亦有小孔，并自尾部向头部阴刻有一列文字（图一）。

图一小屯 M331 玉鱼刻文

原报告中援引董作宾先生的观点释作“大示它”①，含义并未说明。后来学者研究时多直接引用，如陈志达先生，他说：

“大示”、“小示”在甲骨卜辞中屡见。据陈梦家先生研究，“立于宗庙的先王的神主，称之为示”，“大示”是直系先王，“小示”包括旁系先王，又说，凡大示所集合之处名“大宗”，小示集合之处名“小宗”。据此玉鱼上所称之“大示”，当指殷王室的直系先王。“它”有“祸患”、“为祟”义。玉鱼刻文可以理解为殷直系先王将为祟于或祸患于某人（可能指墓主）。墓主佩戴此饰物，似有自我儆戒之意。②

这一观点用甲骨卜辞解读玉鱼，不失为一种办法，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地方。

其一，第二字与甲骨文示字差别较大，不应读为示。甲骨文“示”一般有“”（《合集》7668）、“”（《合集》2905）、“”（《合集》27306）、“”（《合集》32392）、“”（《合集》28268）几种写法。黄盛璋先生认为“”象祭祀祖先之时所设的祭案③，有一定道理。我们知道，文字在演变的过程中，常会添加多余的笔画用以美化和装饰，“”、“”二形就是在“”之上添饰笔而来。而“”、“”则很可能是示字的原始形态，在文字简化的过程中逐渐被另外几种字形所替代。

玉鱼刻字“”不见于卜辞，与“示”字“”的写法相近，却不是同一个字。卜辞“示”字竖笔的下端乃直笔，玉鱼刻字却有明显的向左弯曲，这一弯曲笔势自然，笔划旁边细微的刻痕，应是经过多次刻划有意为之，非用力不当所造成。另外，卜辞示字中两横的长短有别，上方小短横乃饰笔，书写时较为短小，而玉鱼刻字上下横笔却基本等长。据此，此字不应为“示”。从字形看来，“”字下部的“”为“丂”形，整个字颇像隶书“亏”字。据《说文》，“亏”亦即“于”字，但“亏”字出现较晚，且卜辞“于”字竖笔与上横相接，与玉鱼“”亦不同。此字不识，为行文方便起见，暂隶为“亏”字。

其二，卜辞是为占卜所用，而玉鱼为装饰物，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卜辞的辞例对玉器来说并不一定适用。卜辞中虽有“大示”的记载，如：

贞，不惟大示王。（《合集》14833正）

但其目的是在贞问某位先人是否会降祸患于王。而玉鱼文字则显然不是为占卜而刻，理解成大示降祸患与玉鱼的功用显得格格不入。

其三，旧释与玉石文字的文例不合。商代玉石器文字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较长的叙事文字。这类玉石文字与金文以及一些记事刻辞类似，是为纪念某次有意义的活动，书刻的载体也与青铜器铭文类似，多是石簋、玉戈、玉柄形器等礼器类。如安阳侯家庄1003号墓出土的小臣系石簋④，其刻文曰：

辛丑，小臣系入（纳）（擒）宜，才（在），以簋。

记载了辛丑日小臣系向商王进献擒宜和簋的事情，此石簋有可能即是刻文中进献给商王的簋。又如天津博物馆藏小臣玉⑤：

乙亥，王赐小臣，在大室。

记载的是商王在大室赏赐小臣的事，小臣为表纪念，特意将此事刻书在玉器之上。还有小屯村北M18出土玉戈⑥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玉戈⑦的刻字，皆是与某次活动相关的叙事刻字。

第二类较短，以族名、人名为主。此类又可分两种情况，一种仅刻有地族名、人名，如妇好墓出土的“司辛”石牛⑧，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1001号墓出土的“侯”、“弜”玉斧⑨，甘肃庆阳县出土“作册吾”玉戈⑩，以及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小臣”玉戈⑪，此种玉石文字仅书刻人名、族名，或在人名前后加以“小臣”、“作册”、“侯”之类的官职或爵称，用以标志此件器物的所有者，这种情况亦与一些青铜器铭文相类似。另一种则略带有叙事功能，表示玉器来源，如妇好墓出土的“卢方剐入戈五”玉戈和“妊竹入石”石磬⑫，就刻写其各自的来源乃是“卢方剐”和“妊竹”的进献。

第三类为数字刻画符和一些不能确定具体含义的刻文。如安阳苗圃北地M80出土的刻数磨石，磨石三面刻有六组数字符号，发掘者认为是卦象⑬。侯家庄M1001墓出土的刻字石虎，原报告认为是“浮柱饰”⑭，乃镶嵌于木柱之上的装饰品，其上的刻字“右”可能用以表示方位。另外M1001还出土一些刻有文字或符号的大理石嵌片，本应是镶嵌在木器之上的装饰物，上有“三”、“五”、“甲”、“南”、“止”等文字或符号，共十四种。因木器已经完全朽毁，嵌片散落较为凌乱，已经无法得知其确切含义。原报告认为这些文字多为工匠记号，用于工匠们补助记忆，应是正确的。此外还有后冈91M3出土的六个玉柄形器⑮，分别用朱书写先祖、先父之日名，则应是用于祭祀。

可以看出，就内容而言，玉石刻文的种类并不单一，但以祖先降害为警句者并无先例。另外，我们知道，牛骨和龟甲能用于占卜的一个重要特性，便是容易在高温灼烧下产生裂纹，古人根据裂纹的走向判断吉凶，甲骨文绝大多数只是用以记载占卜内容和结果的文字。而玉鱼的功能不同，不能轻易将之与卜辞之中的“大示”相联系。

综上，我们认为“大示它”的释法是缺乏证据的，并不合理。那么，M331玉鱼文字究竟该如何释读呢？笔者认为还需从第三字说起。

二

，多见于卜辞之中，用法同“祟”、“”等字类似，旧释“它”或“”，裘锡圭先生隶定作“”，并认为“应该是伤害之‘害’的本字”⑯，裘先生的释论精当，应是正确的。然据上文我们知道，此处解释作某人为害与饰鱼作为饰物的特点并不相符，“”字是否还有别的含义，似乎成了释读玉鱼刻文的关键。

无独有偶，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一件玉瑗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此玉瑗出土于M2009内，为青白色玉质，规整光洁，外周刻四字“小臣系”（图二）。“小臣系”亦见于卜辞和金文，“小臣”乃官职，“系”乃私名。关于字，众多学者都曾有过考释。

图二小臣系玉瑗刻文

李学勤先生曾说：

“”是一个从“”声的字。裘锡圭先生好几年前已经说明，“”字当读为“辖”。大家知道，“辖”的古音是月部溪母，而从“献”声的字多为月部疑母，音近可通。因此，瑗铭这个字应该读作“献”。“小臣系献”，意思是说这件瑗为名叫系的臣下进献给商王的。⑰

李先生的这一解释与“妊竹入石”等“某入”的玉石刻文照应，表示这件玉瑗的来源是小臣系的晋献。姜涛、贾连敏二位先生认为玉瑗中的“”字与卜辞中的“”同义，应解释为小臣系为害，但又据卜辞中为害者多为祖、妣、父、兄以及一些神祇，而称这种可能性不大，并据卜辞提出玉瑗刻辞应为小臣系被伤害的推测。连劭名先生认为曷、害古音同，“”字当读“谒”，他还指出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小臣妥、小臣系、小臣古玉，是礼书上所说的“贽”，乃朝见天子之时，臣下所执之玉⑱。谢明文先生读“”为“匄”，并提出两点理由：

首先从语音来看，害声字与匄声字关系极其密切。如“害、、辖、搳”与“曷、褐、鹖”同为匣母月部；“豁”与“歇、喝”同为晓母月部；“割”与“匄、揭、葛”同为见母月部。又“害”声字与“匄”声字通假之例不论是古文字材料中，还是在古书中都极其常见……

其次，从文义来看。“乞”有“求”、“予”二义，“匄”的情形与它相似，除了为大家所熟悉的“乞求”之义外，“匄”还有“给予”之义。古文字中与古书中亦多有用例。⑲

以上众家的说法中，李学勤先生首先提出破读，将之与卜辞中的作为祟、祸患讲的字区别，用音近可通之法将之读为“献”，这与“小臣妥见”玉琮中的“见”字含义相近，是非常独到的见解。姜涛、贾连敏二位先生提出的观点虽然在文义上也讲得通，但总体上还是与董作宾先生关于玉鱼刻文的释法类似，这与我们上文总结的玉石文字内容不合，并不十分合理。连劭名先生将玉瑗刻文直接释作“小臣系害”，虽然“害”、“曷”互通古文中确实常见，但基本是作“何”义讲，“谒”是一个从“曷”得声的字，与“害”字相通的例子并不多见，此释法略显迂曲。另外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玉琮、玉瑗和玉戈的功用，与礼书上记载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圭、璧是有明显区别的，并非谒见天子所用。谢明文先生的读法亦可通，金文和传世文献中“害”与“匄”相通之例较为常见，从音韵的角度将“”读作“匄”是可行的。从甲骨文辞例以及同墓出土的“小臣妥见”玉琮来看，商人惯用“见”字表示进献，因而读作“匄”似乎比读“献”更为合理。

总体来讲，小臣系玉瑗刻文“”字表示给予或进献的含义基本可以确定，而卜辞之中“”“”不乏互通之例，从字形来看，二者或为繁简字关系。M331玉鱼刻文中的“”极有可能有相同的含义。参照玉瑗刻文，以及玉石刻文多以方国名、族名或者人名的习惯，我们有理由认为玉鱼刻文是由人名、地名、方国名加动词“”而组成的短语。“大亏”二字合起来乃是指人，“大亏”表示这件玉鱼是来自“大亏”的赠予。

卜辞中有“大”地，如：

乙酉卜，行贞，王步自遘于大亡灾。在十二月。（《合集》24238）

自瀼至于大亡灾。吉。（《合集》28188）

商周时期，地名、族名常保持一致，卜辞中的“大”地，即是“大”族居住的地方，或即是“大方”。卜辞多载大方与商的军事冲突，如：

辛酉卜，七月大方不其来征。（《合集》20476）

……来告大方出，伐我师，马小臣……（《合集》27882）

大方伐。（《屯南》1209）

亦有商王向大方征取贡物的记载：

令取大氏。

乎取大。（《合集》11018）

卜辞中的“大”地，据郑杰祥先生考证即是春秋时代的大城，亦称作大乡城，其地望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附近⑳。“大亏”即是来自“大”族而以“亏”为私名者。卜辞中在私名前冠以其所属的族名或国名者并不少见，最常见者如“沚”，即是以“”为私名的沚国首领。因而将“大亏”释作人名，是符合晚商称名习惯的。

M331埋葬的位置在小屯宫殿区丙区基址北部，墓内有五个殉人，墓葬形制虽比不上有四墓道和双墓道的大墓，但也算是中型墓葬中规格较高的。墓内北端出土有一件字骨，原报告据此认为M331墓主乃是一名贞人㉑，这都表明墓主应是等级很高的贵族，具备接受方国赠物的身份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此玉乃是商王接受贡纳之后转赐墓主的，从M331埋葬的位置来看，其与商王室应有密切的联系，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综上来看，将“大亏”释作人名是讲得通的，较旧释也更为合理。

三

关于玉石文字的铭刻者，笔者认为除一些表明器物归属的如“王伯”“侯”等外，大都应为受器者。较为明显的是小臣系石簋刻文，其内容是追述小臣系向王进献猎获的肉食和簋的事迹，不大可能在进献之前就已刻好。此器出于侯家庄1003大墓，墓主乃是一代商王，用此石簋陪葬，足见其生前对此器的偏爱，而将进献之事刻于簋上亦是这种喜爱的表现。另外一些“某入”“某见”“某”者也应当是接受进献、赠予者所刻。卜辞中有一种“人名+入+数字”的记事刻辞，如：

雀入二百五十。（《合集》1531反）

臣大入一。（《合集》914反）

此类刻辞多刻于甲桥，与常见的占卜刻辞有明显区别。据胡厚宣先生研究，这些刻辞乃是向商王贡纳龟甲之事㉒，其刻写者当是代表商王的卜官或贞人。玉石文字中的“某入”“某见”等应当和这些甲桥记事刻辞一样，用以表示其来源，刻字者应是被进献或被赠予的人。

玉是殷商贵族崇拜和追求的财富。卜辞中多有“征玉”、“取玉”，体现出商王对玉的需求。金文之中也多载献玉和赐玉之事，所献或所赐之玉一般是较为精美的玉器。晚商玉器在材质、工艺和艺术内涵等方面都已具备较高的水准，1975年小屯西北宫殿区范围内发现的玉器作坊，更表明殷商王都地区从原料获取再到玉器加工，已经基本形成一条完整的生产线。玉的用途广泛，殷墟出土玉器的类型有礼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可见一斑。玉还可以像牛、羊等牺牲一样用来祭祀，据学者研究，用玉行祭的规格是比较高的，所祭先王皆是商王中的重要者㉓。由此可见，玉文化已经融入到殷商贵族生活的各层面之中，在晚商时期已经日臻成熟。

综上所述，玉鱼头饰应当是殷商王朝东方的“大”族首领的赠物，其刻文“大亏”则应是受器者亦即M331墓主为示纪念所刻。玉石是商王与贵族、方国间交往流通的重要物资之一，从玉石文字中，我们可以管窥商王和贵族之间的日常活动，这对我们研究晚商礼制和玉石文化是很有帮助的。

注释：

①石璋如：《小屯第一本·丙区墓葬上》，第105页，(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

②陈志达：《商代的玉石文字》，《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③黄盛璋：《宗（庙）、示、主、袥、宔、祖（且）的来源与中国文明形成的关系略说》，《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④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3号大墓》，图版贰柒，（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

⑤陈邦怀：《记商小臣玉》，《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⑦李学勤：《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00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⑨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图版壹零柒，(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⑩许俊臣：《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2期。

⑪姜涛、贾连敏：《虢国墓地出土商代小臣玉器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文物》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