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宜振:关于现在孩子没有童年的说法,我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我想,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沉重的课业负担剥夺了孩子的童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的孩子没完没了地写作业,以及上课外的补习班,几乎没有玩耍的时间。其二,是大众传媒剥夺了孩子的童年,比如过去到孩子成年才知道的事,现在很小就知道了,过早地接触一些信息并非一件好事,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孩子几乎失去了童年。 王宜振:好的作品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语文素养,而且可以提升孩子的精神品质,将有助于孩子深层次地自我反思和改善,从而在精神上取悦自己,有助于一个民族对自我认同的守护,强化内部的凝聚力;将有助于克服文化惰性,激发文化更新的活力。这就要求孩子去读好书,读经典的书。关于读经典的问题,我要谈一个问题,我发现现在给孩子编的许多书都不适合孩子,比如给孩子的诗都是成人诗,孩子不仅看不懂,而且更无法理解。我主张,孩子读适合他们读的经典。为什么?这是由孩子的年龄特征决定的,孩子年龄小,知识和理解水平有限,读他们适合读的作品,才会有很好的收效。 王宜振:关于好作品的标准,我个人还不好列出几条来。但我认为有一点必须要有的,那就是传达正能量,引导孩子积极向上,有一颗向善、向真、向美的心。当然好的作品还要具备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经得起读者和时间考验,是让人常读常新的作品。 文化艺术报:相比于成人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的创作是更难还是更容易?能否谈一谈儿童文学创作困难的地方,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王宜振:儿童文学的创作比起成人文学来,我认为不是容易,而是更难。正像做饼干,给孩子吃的饼干放进的佐料会更多一些,营养会更丰富一些。儿童文学创作,我认为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对孩子的生活要极端熟悉,要有丰厚的儿童生活的底蕴。柳青告诉我们“写形不难,写心惟难”。怎样突破“写心难”的障碍,那就是要对孩子的生活极为熟悉。柳青的创业史是为20世纪50年代的农民铸造了一部心史,我们要为21世纪的少年儿童铸造一部心史,这就要了解儿童,熟悉儿童。给孩子的作品,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给孩子编故事上,而是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二是要写出中国孩子的中国故事,还要具有中国文化的传统血脉,一个时代的文学要创新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浇灌和滋养。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他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为创造性的源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蕴藏,创造性地转化为今天孩子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王宜振:陕西是一个文学重镇,先后涌现出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等一批优秀的作家。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发布的70年70部优秀长篇小说中,陕西就有36部,足见陕西文学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陕西儿童文学曾一度相当薄弱,一是儿童文学作家少,二是有影响的作品少。近五年来,陕西在原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的领导下,连续5年举办儿童文学培训班,举办儿童文学作家研讨会,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人。周公度、吴梦川,黄丽等人就是我省涌现出的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有的已经在全国产生了影响,比如周公度、吴梦川曾入选2018年度中宣部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黄丽《外婆家的马》获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和小凉帽国际绘本奖。陕西儿童文学走过了由萧条到繁荣的时期,每年陕西儿童文学出书100余种,在陕西儿童文学市场上,原创图书的比例远远高于引进图书的比例。 王宜振:柳青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标杆。他不仅是文艺创作者的榜样,也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继承和弘扬柳青精神,关键是践行。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像柳青那样,把为人民写作当作生命的需要和文学的需要。我个人认为,可以继续实行作家、艺术家到基层挂职,要形成一种制度,一种常态化,提倡作家、艺术家俯下身子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将生活真实醇化为艺术真实,以人生境界照亮艺术境界,写出从高原走向高峰的经典之作。 文化艺术报:您近期手头上有哪些关于儿童文学的创作,能否和读者分享一下?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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