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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为什么能够即位?原因没有那么简单!

 看看了健康 2020-01-14

刘恒(前202—前157),汉代第三位皇帝,汉高祖之子。汉文帝刘恒,以德政治天下,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治世”是治平之世,也就是太平盛世。汉文帝提倡“无为而治”是汉朝仅有的四位拥有庙号的皇帝之一。

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诸吕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

刘邦共有八个儿子,吕后仅生了一个,即惠帝刘盈。在惠帝去世后,吕后为了使自己长期掌握政权,对刘邦其他的儿子们大开杀戒,共害死了四个。关于晴天外链商城

在刘邦的众子中,刘恒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这和他的母亲有关。母亲薄姬原是魏王豹的宫女,刘邦打败魏国,将薄姬与许多宫女选进自己的后宫,后来与薄姬生了刘恒。然而,刘恒出生后,薄姬却遭到刘邦的冷落,地位一直是“姬”,没有升到“夫人”。所以,刘恒从小就做事小心,从不惹是生非,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刘恒八岁时,三十多位大臣共同保举他做了代王。这样的地位远没有其他王子那样显赫,这反倒帮助刘恒躲过了吕后的迫害,幸运地活了下来。

前180年,吕后死后,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然后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代替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他们觉得刘弘不是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最后,他们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赴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担心有假,甚至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最后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占卜结果是一个“大横”,意思是: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不久要即位,将汉朝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像启延续禹的那样。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放心,特地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感觉安全后才决定前往。途中,他还是不放心,在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又派属下宋昌再次进城探路,表现的十分的小心。

当他们行至长安城外渭桥时,只见大将周勃已在跪迎,刘恒立即下跪还礼。当时,周勃要与刘恒“退一步说话”,刘恒身旁的宋昌为防意外,立即上前加以阻拦,说:“不可以!如果是私话,今日无私;要是公事,则请当众。”这样,周勃被迫交出了玉玺。即便这样,刘恒还是坚持在未央宫外静观了九个月。

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平安地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文帝以俭约节欲自持,并好“黄老之学”,在位二十三年,对稳定汉初统治、恢复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文帝与其子景帝的两代统治,历来被视为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带兵平定了代地陈豨的叛乱,就立8岁的刘恒为代王,都于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 代王即位 公元前180年,高后吕雉病死,遵照吕雉的嘱咐,吕产、吕禄各自住在北军和南军不敢离开,他们聚兵长安,妄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刘姓宗室集团和功臣集团结成联盟,共同诛灭诸吕。

齐王刘襄发难于外,周勃夺取北军于内,杀尽诸吕的所有男女成员,史称“周勃安刘”。 诸吕被灭以后,有人提议立齐王刘襄为皇帝,他不仅是高祖刘邦的长孙,又有首先起兵反诸吕之功。但因为齐王的母舅家族势力比较强大,大臣们害怕再来一个吕氏专权,所以被否决了。淮南王刘长也因“家母恶”被否决。 周勃和陈平主张立代王刘恒,“代王方今高祖亲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固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这是众人能接受的惟一方案,得到了赞同,于是派人去请代王。

代王刘恒见到迎请的使者后,颇为犹豫,又请母亲薄太后给拿主意。薄氏不肯轻易让儿子去冒险。母子决定先让薄氏的兄弟薄昭到长安去见太尉周勃。周勃向薄昭讲明大臣们立刘恒为皇帝的真意后,刘恒这才启程进京。 刘恒至京,丞相陈平等拜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当奉宗庙。大王,高祖长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刘恒再三推让之后,于高后八年(前180年)九月三十日,遂即天子位,时年24岁。

朱虚候刘章的弟弟东牟侯刘兴居提出清除宫内的奸佞小人,于是和太仆夏侯婴进宫,用车将后少帝载出,然后拥护着法驾去迎接皇帝,当晚,刘恒进入未央宫。 汉文帝从上述史实可见,文帝登基既是偶然,也是必然。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主观方面看:汉文帝并不是高祖得宠之子,母亲薄姬也不是宫中得势之人,这却使文帝从小就无荒淫之举、骄矜之态,素有“仁孝宽厚”的美誉。更何况刘邦在世的儿子仅剩两名,他又年长于淮南王刘长。他的自身条件,使他成为最佳人选。

从客观方面看:文帝即位,实际是刘姓宗室集团与功臣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精心谋划的结果,是最高统治集团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是皇权体制的重新组合。在汉初,皇权的核心部分主要由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构成。三大集团既有共同利益,又各有特殊利益,而每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诛除诸吕就是这种冲突和斗争的结果。因为文帝母族“薄氏谨良”,即软弱谨慎,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构不成威胁,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

皇权这种结构关系,使文帝不可能推动积极有为的政策。刘恒之“势”天生不足,必须掩饰自己的权欲,必须实行妥协的政策,以免刺激宗室、功臣集团出现过敏反映,诱发不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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