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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努尔哈赤打不进明朝京畿重地的“功劳”，归属于魏忠贤，还真是个奇葩的观点！ 但也不能说全错。  参考皇太极时期，清军屡次攻入北京周边的情形，主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清军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这个后顾之忧就是李氏朝鲜、盘踞皮岛的毛文龙，以及与明朝有着“盟友关系”的漠南蒙古各部落。 起自于东北地区的部落政权，一般首先是着力控制辽东平原，接着兼并外围的蒙古草原，集合两地的资源，才具备进一步入主中原的实力。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鲜卑、北宋时期的女真，大体走的就是这样的战略路线。 努尔哈赤时期的八旗军，势力范围还仅限于辽东一带，相对封闭的战略空间，使得努尔哈赤只能朝着明军的山海关突防，并且最终在攻打袁崇焕建立的宁锦防线时，重伤而亡。
只不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魏忠贤当时作为明朝内部举足轻重的权力层核心人物，自然对辽东的战局发挥过影响。 魏忠贤存在的意义，就是在天启皇帝时代，客观上起到了维持权力平衡的作用。 明朝中后期帝国的权力分配格局，主要呈现“文官内阁——司礼监太监——皇帝”的三权制衡的状态。 正常的行政事务处理流程，是先由文官内阁出具处置对策，称为“票拟”；接着由皇帝或司礼监用朱砂笔，对内阁的“票拟”做出批复，称为“批红”。程序完备，最后才将政令颁布六部或地方施行。 司礼监的权力来源，在于皇帝下放的“批红权”。 而魏忠贤之所以能够膨胀成权倾朝野的九千岁，最重要的原因是天启皇帝酷爱木匠工艺，在处置朝政方面基本是根废柴，“批红权”基本全归了司礼监。于是，掌权的魏忠贤便与东林党围绕着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太监参与商业税的征收，早在万历皇帝时期就已经形成规模。 明朝中后期，随着土地兼并程度的加深，作为帝国土地税来源的自耕农越来越少。许多失地农民沦为朱姓皇族、大官僚大地主的佃农，而这些特权阶层又享有免税的权利，所以此时的农业税已经难以维持明政府的财政运转。 为此，万历皇帝的做法是将征税的对象，投向日益兴盛的工商业。通过将亲信太监以“矿监税使”的身份，派往全国各地的矿产、商业中心收取赋税的手段，从而开辟出了一条新财源。 权势熏天的魏忠贤，自然能够得心应手地征收商业税。虽然贪婪成性的阉党也层层克扣税款，但总也有部分能进入帝国的财政系统，支撑着明军与努尔哈赤在辽东的战争。后来的崇祯，打破了这套脆弱的权力平衡，在将魏忠贤夺权逼死的同时，却忽视了司礼监这个机构的作用，从而将自己推到了直接与整个文官集团接触的前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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