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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云飞扬！”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巩固强盛的大一统封建王朝（秦朝统一后迅即土崩瓦解）。辽阔的神州大地上，伟大的中华民族凝聚了巨大精神、物质力量，进行艰巨的建设创造，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培栽出丰硕灿烂的果实，其汁液滋润祖国土壤千秋万代。西汉文学思想是这辉煌时代所结的硕果之一，汪君耀明试图加以总结、批判、阐扬，是需要相当功力的，希望其辛勤努力成果能有益于我国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 西汉政权创建者“以马上得天下”却并不以马上治之。首先约法三章，除秦苛政，刘邦倾听陆贾《新语》，萧何制定划一的法律，曹参师承黄老学派的盖公，实行“慎”、“勿扰”、“狱市”（《史记·曹相国世家》）方针，也即是坚持法制的稳定与保护商业经济。《史记·平准书》载“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短短一行，易为读者忽略，却是标志西汉王朝经济开放的画龙点睛之笔。《史记·货殖列传》曾以如椽采笔描绘了在这安定的大环境中，各地区中的丰富的劳动成果通过商品流通而满足全国需求的情景，并云:“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各种积极因素，自然充分调动起来，经历七十余年，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与民间财富积累空前殷实:“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之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凭藉如此雄厚人力物力，汉王朝得以攘匈奴、通西域，开发西南与东南，大兴土木与水利，留存到今天的瓦片，也还显示出一种雄伟气派，引起人们追想当年壮概。 两汉初期在开放经济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开放。它废除秦朝挟书之禁，广开献书之路，当时学术活跃，文学创作的大环境也是宽松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中一些主要学派，经秦火中断之后，拭去身上灰烬，得到恢复与发展；而统一的山河，更为各学派的交流、融合、创造提供合适场地。南方惊采绝艳的楚辞进入中原与纵横雄辩的散文相结合，酝酿成亦韵亦散、宏壮而博丽的辞赋。枚乘气势磅礴、波澜迭涌的《七发》为汉大赋的先导，其卒章云:“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则又表现出当时对儒、道、杨、墨诸家学说兼收并蓄、综合利用的宽博胸怀。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举阴阳、儒、墨、名、法诸家之短长而都以肯定为主，最后推道家为能集其成而不拘一格:“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此道家自非先秦道家，乃西汉盛行的黄老思想，力图融会众长而加发展，这是相当通达的态度。煌煌巨著《史记》更是只能在西汉这块伟大沃壤上的产物。司马迁凭藉汉兴近百年安定发展的社会条件下的文化积累、家学渊源、深厚的学养与激发的志气，亲身考察祖国各地，进行广泛访问、调查研究，博览国家搜集的大量藏书和档案资料而独立思考、排比考订；所以能够“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亡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的皇冠，其成就不仅空前，也非其后诸史所能企及，并非偶然。东汉班固就曾因私撰《汉书》被告发下狱审治，后才奉诏修史。唐代韩愈文才或许可追司马迁，然而他所谓“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答刘秀才论史书》），反映史学领域所受政治社会压力的严重，纵有才情也不容骤驰其笔。官修之史，其作者的感情、个性，“实录”精神，必然大打折扣，甚至扼煞。我曾怀疑司马迁之死可能系遭受迫害，然而他至少在生前独立完成了这百卅篇“名山事业”而未受干扰，死后也未闻明令禁毁，虽有“谤书”之称，除十篇佚失或有被削者外，绝大部分均得传诵千古，则其时文网当还比较宽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专制主义和思想统制确实加强了，但诚如汪君本书中所说:“一些具体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西汉盛世的统治阶级比较“还能够兼容并包”，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中“包括战国以来阳阴五行和黄老刑名等各家观点”。《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记皆充秘府”。成帝时使求遗书于天下，招刘向等“校经传诸子诗赋”及“兵书”、“数术’’，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哀帝复使向子刘歆总群书而成《七略》。班固《汉书》中《艺文志》即依《七略》而作，其《诸子略》云: 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虽殊，辟（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对各种学派还是保持宽容辩证的态度，这是西汉文化、学术、文学盛极一时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试看汉昭帝六年举行的盐铁会议，召集了各地贤良、文学许多人士，与政府官员桑弘羊进行关于国家盐铁政策进行的辩论，双方唇枪舌剑，各持己见，攻击对方，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事后其说两存，未闻对论争某一方戴什么帽子，定什么性。桓宽整理会议资料为《盐铁论》，借鉴汉赋主客问答形式，对尖锐激烈的相互诘难绘声绘色，生动而翔实，不仅是非常珍贵的思想史、经济史文献，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足证这次的讨论是充分自由的，此书的叙录也是相当自由的。 汉初萧何营造未央宫，即以“壮丽”为其建筑的主导思想（见《史记·高祖本纪》），这也反映西汉文豪们的审美观念。西汉文学不愧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崇伟巨丽的宫殿，受到唐代古文大家的极力推崇与向往。唐柳宗元《西汉文类序》说:“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文心雕龙·体性》说:“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这里所谓“文”，包括散文与辞斌，包括政治文献、学术论著与文艺创作。这观念并非削弱文学创作的艺术性而是揭示西汉一些政治文献、学术论著的巨大艺术魅力。正如鲁迅称贾谊、晁错政论“皆为西汉鸿文”，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郭沫若认为“不把《盐铁论》看成文学作品，这是很值得诧异的。”他又说:“《盐铁论》是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的历史小说。它要求我们的文学史家应该予以适当的地位。”（《盐铁论读本》）这类杰作雄文是不应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的！ 治文学批评史者，常谓魏曹丕《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为标志“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然而西汉《史记》评司马相如赋的特色为“靡丽多夸”，扬雄《法言》更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则以“丽”为赋，殆己属前汉作者的共识，为曹丕之论的先声。而“丽”上突出一个“壮”字，则为汉唐大一统时代精神的体现，非割据英雄的看家之子所能具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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