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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在“整理国故”的思想风潮影响下，文言与白话，旧学与新知的斗争更为激烈，并从思想界蔓延到了教育领域。以上海澄衷中学国文会考事件为导火索，以《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与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的论争为起点，吸引了陈望道、邵力子、曹聚仁诸多人物的参与，从而爆发了持续将近月余的有关“国故毒”的大论战。双方就中学教育与国故的关系等问题往复辨难，只是由于意气之争超越了理性探讨，使得这场论战最终未能取得理论的突破，然而作为新旧文化论争的缩影仍不失其历史意义。  引言  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中枢人物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认识在社会上迅速风行。尽管胡适再三强调整理国故只是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其分类，以发掘其中有利于当前文化进步的一面，但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转向对旧文化的研究，即使与胡适站在同一阵营中的新派人物之间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声音。而在另一方面，整理国故运动的推行与素来主张保存国粹的旧派文人的思想不谋而合，尽管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均不相同，但在以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这一层面却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会通，因而藉着运动的风潮，对于国故的学习与研究也开始大行其道。随着风潮的曼衍，普通中学教育方面也有了注重国故的主张，而这自然引起了新派文人的强烈反弹。1924年，围绕着上海澄衷中学国文会考形式的问题展开的大论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近年来，学术界对民国时期旧学与新知的论争研究渐趋深入，然而对于轰动一时的“国故毒”论战却鲜有关注，本文即以这场论战为中心，综合分析双方的观点，史料务求其真，论断务求其平，以期对新旧文学之争的历史有所裨补。  一、“国故毒”论战之起因 该事件的起因是1923年冬末上海澄衷中学甲商部国文会考，故有必要先了解其会考情况。按该校称甲商部按年级高低分为甲乙丙三组，“命题阅卷，均敦请校外宿儒蒋观云、杜亚泉、章景丞三先生分组担任”，并预先指定《汉书·艺文志》、张香涛（注：即张之洞）《书目答问》为甲组参考书，《读史论略》为乙组参考书，《廿四史约编》为丙组参考书。 现举其甲组考题： （一）问国学载籍，分经史子集四部，所以提纲领而纳条流，便学者也。能言其分合之义欤？何谓群经？何谓诸子？史有编年、正史之别，集有总集、别集之分，各部之分类，以网群书，能言其条理欤？孔子为经，诸子为子，其故何在？诸子中亦有称为经者，能言其异同高下欤？中国学术，莫盛于周季，诸子皆其时作者，后亦有作者，可列于诸子者欤？各就所知，择一条以答，或并全题答之。 （二）问国学于诗文字三者皆以美术之道行之，此可夸尚于全地球者，创之者赖先人，继之者赖后人。以文字论，经之道高而文亦最工，道与艺若相符焉；诸子道各名家，文亦特异，诸子之文，能言其派别欤？由周秦降而西汉，其文之精，实远不逮焉。西汉之博大丰伟，后世文又不逮焉。时代之差，若此其甚。西汉文之著者，能言其流派欤？降而唐宋，文不逮古，其著者诸家能言其得失欤？亦择一或全体答之。 （三）问《汉书·艺文志》所载诸书，今之亡者多矣，能举今之所有者而数之欤？今虽有之，或同其名异其实，或出后世伪作者亦有之欤？《艺文志》谓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又以六体试之，此汉时教小学识字考试之法也。夫 读书必先识字，今之识字益寡，匪独不及九千，或不及九百焉。然则考试识字之古法，亦可行于今欤？五言始西汉，今如李陵、苏武、枚乘诸诗，不一采入何欤？外此如四皓紫芝未采入诸诗，能举之欤？高祖歌诗二首，能举其为何诗欤？阴阳形法医占数术，《艺文志》所载汉代之书多矣，殆皆不传，后世术以益卑，不知今犹有得汉人之传者欤？择其能言者答之。 作文题：读《后汉书·桥玄传》论劫质事。 此份试题刊出后，《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遂以《国故毒》为名进行评论，谓“稍有常识的教育者，决不会采用像上面那样的方法来考试中学生罢，……稍有常识的国文教师，决不致对于中学生举行这种国文会考，算是提倡了国学。”并指出“这种考试，乃是国文教育上的‘复辟’行为，凡不甘受束缚的教育的青年学生，应该对于这种行为，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 杨贤江 杨贤江颇具鼓动性的言论引起了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的不满，遂致书杨贤江责问，并列出四条辩驳意见：一、学习国故，不等于就是文化复辟；二、注重国文为禀承校主叶澄衷之遗意，为一贯主张，非自今日始；三、若以学习国故为复辟，则以教授小说为革命的行为同样无益青年身心；四、注重国文为有助于青年升入大学起见。 以此表示澄衷国文会考的合理性。同时，曹氏又给《学生杂志》的主办单位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与王云五致函，言其“鉴于外来投考学子国文程度逐渐退化，爰仿运动演讲竞赛惯例，举办国文会考。”对于杨贤江的批判则不仅指为有辱名誉人格，甚且为“好以鼓动风潮为能事。” 直指杨贤江意在掀起学潮。 对于曹慕管的责难，商务印书馆的官方意见较为缓和，如其负责人张元济与王云五回复曹慕管函称杨贤江对于澄衷学校国文会考的评论，“纯系个人意见，”以示“至深抱歉。” 而《学生杂志》也于次期刊登“主任道歉”，承认澄衷学校国文会考“亦自有其主旨，非一味复古、漫无目的者。” 对于商务印书馆及《学生杂志》而言，显系不愿开罪曹慕管及澄衷学校，故而采取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调停，用客套式的道歉将矛盾化解，与人满意，于己无损，似乎即可将冲突消弭。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如其所料，杨贤江给曹慕管的复信中对曹氏来函逐条批驳，并指出“中学所欲造就的，是健全国民，决不是‘专门人才’。一个健全国民，不会用本国语文发表思想，不能懂得本国国情及世界大势，这是不应该的。但一个健全国民，不读张香涛《书目答问》，不读《汉书艺文志》，这是可以的。” 并就澄衷学校国文会考提出了核心的问题，即中学生是否有研究国故知识的能力和需要？由于二人系以公开信的方式各抒己见，其影响所及，吸引了众多人加入战团，一时间形成了讨论“国故毒”问题的热潮，如周作人、陈望道、邵力子、刘大白、曹聚仁、沈雁冰、项远村、鲁继曾、袁敦甫等人皆参与了讨论，而所涉及的问题也由澄衷中学国文会考上升到新旧文学与中学教育的关系的层面，其探讨也就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 二、论战的背景及实质 澄衷学校国文会考事件之所以能在短时间之内形成讨论的热潮，究其缘由，实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即正当“整理国故”运动展开之时。在此之前的1919年，曾经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之一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其宗旨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具体言之，就是用历史的概念、疑古的态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对国故进行整理， 究其实质在于对传统文化作批判性的研究，而最终的指向仍为“再造文明”，即为创造新的文明形态服务，而这个新的文明很显然是参照外来学理建设的，故而胡适认为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乃是并行不悖的。胡适的观点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如顾颉刚认为“整理国故固是新文学运动中应有的事”， 郑振铎“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 俱为此类。然而在新旧文学的斗争处于白热化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对于国故的价值认可无疑会削弱新文学运动的势头，从而对旧文学的拥护者形成某种鼓励，于是包括陈独秀、吴稚晖、钱玄同、周作人在内均对此种思想进行了批评，如陈独秀直谓“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可是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 周作人更是表示了这种思想对于旧文学反扑形成助力的担忧，“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 新派文人素以言辞激烈著称，然而排除其表述中情绪化的成分，仍可反映出一种事实，即这一时期研究国学的力量确实有所回潮。1920年，作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创设了“国学门”，又于1923年改《北京大学月刊》为《国学季刊》，以倡导国学研究。此类举动固然不出胡适以新律旧的整理思路，但风潮蔓延之下，形势的发展超出了胡适等人的预设，在社会上迅速朝着维护国粹，发扬旧学的方向转去。1922年，《学衡》杂志创刊，主张“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的研究态度与声称以“科学方法”研究国故的胡适等人并无大的差异，但其目的为“以见吾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 则与胡适等人欲借新学理之输入以再造文明者大相径庭。且对于胡适等人津津乐道的“科学方法”也提出了质疑，梅光迪在《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一文中指出“彼等又好推翻成案，主持异义，以期出奇制胜。且谓不通西学者，不足与言‘整理旧学’，又谓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其意盖欲吓倒多数不谙西洋文、未入西洋大学之旧学家，而彼等乃独怀为学秘术，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风头，即有疏漏，亦无人敢与之争。” 有鉴于此，1923年顾实起草《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即提出“以国故理董国故”的主张，其意谓“以国故理董国故者，明澈过去之中国人为古装华服，或血统纯粹之中国人者也；而以科学理董国故者，造成现在及未来之中国人为变服西装，或华洋合婚之中国人也。” 也就是以传统学术方法整理研究国故，发明其价值，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意义，与以西学为标准来阐释、剖析国故的路数迥异。正由于此，东南大学隐然成为维护传统文化的大本营。于是在曹慕管对杨贤江的答辩函中即以东南大学招生倾向为藉口： 东大号称东南学府，……君亦知其历年招生所考何事耶？……奖励升学，当务之急，今以这种考试，考试中学生，尚复自愧难以使全体之毕业生得以升学于东大，而君奈何加以复辟之罪名耶？ 澄衷学校旧址 东南大学在民国时期与北京大学南北鼎峙，又因该校素重传统文学，这对于以进入该校为主要升学途径的澄衷中学不可能不造成影响。为验证曹慕管之言，今考察东南大学当年即民国十三年（1924）的国文入学试题，其题型分为四类，一为国文常识，二为改错，三为句读并阐释大意，四为作文。以第一题为例，内分填空二十题，举其中数则： 1.汉（）常除挟书之律，（）帝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 2.刘歆校理秘书，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 6.七言诗起于汉武帝与群臣倡和之（）。 7.今世所存韵书以（）为最古。 11.《管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属（）家，《尹文子》属（）家。 15.（）为训诂专书之祖，其后扬雄有（），刘熙有（），张楫有（）。 16.《说文》倒子为（），倒予为（）。 20.姚鼐《古文辞类纂》分文体为（）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分（）类。 可以说举凡文学、史学、目录学、音韵训诂之学皆纳入考察范围，以如此考题招录学生，应试者自不免于此多作准备，无怪刘大白在署名“汉胄”的《该死的东南大学国文试题》一文中称“如果讲预备的话，那更非泛览或熟读这类旧书至少一二百部不可。……所以要预备到能中他底式，简直非做一个‘于书无所不窥’的博学鸿儒不可。” 这也反证了曹慕管所言不虚。以此考题对照澄衷学校国文会考试题，则两者之联系自不难发见。事实上又何止于东南大学及以其为直升对象的澄衷学校 ，在整理国故的风潮感召下，对国故抱有好感的青年亦不乏其人，就连胡适也感慨“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 对国故感兴趣的青年愈多，新文化运动之群众基础也就会随之削弱，而而这正是新派文人所最不愿看到的，故而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对于青年研究国故的现象极力抨击，如鲁迅所称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 “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 之语，亦可谓有感而发了。 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至少在舆论的层面，发扬国粹与汲取新知逐渐走向了对立面，势若不能共存。而澄衷中学的国文会考适逢其会，成为矛盾突破口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进一步考察事件的肇事者杨贤江与曹慕管，遂皆受过西式的教育并有留洋经历，但一为激进文人的先锋，一为素重国学的代表，皆为其阵营坚定的支持者，若杨贤江倡导学生在文化运动中应担起责任，而这种文化运动之一就是普及文化的传播，有助于白话文的普及。 而曹慕管则视其举行的国文会考为“鼓励学生用功之极好方法” 。且对杨贤江这样的新式文人不无微辞，即在学校演讲时数次称其为“蛊惑青年的朋友”。 因此当杨贤江看到澄衷学校国文会考的内容而发起批评，曹慕管自然会愤而反击，双方之冲突实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趋向。这次笔战只是新文化运动展开过程中与保守势力的众多交锋之一，但考虑到其关注的问题反映了时代的思想风潮，而在具体事件上亦为中学教育与国故运动关系的探讨，因而仍不失其典型意义。而众多人物的参与论战也从侧面说明，对学界热点问题的辩诤是及时而且必要的。 三、论战的内容及理论意义 以曹慕管与杨贤江为中心的“国故毒”大论战可被看做20世纪20年代国故运动论争的组成部分，但由于论争围绕着具体事件展开，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更具实践意义。结合双方论战过程，可将其讨论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即国故在今日有无整理之价值、如何整理国故、中学生应否研究国故。前两个问题可以说是第三个问题的基础，在国故有无整理之价值以及如何整理等问题上，附曹诸人自然没有什么异议，即使是新派文人也大多承认国故自有其价值，未可遽然否定。如署名H 的《策问式的国故》认为“国故的整理，自有他本身的时代性”。 对于研究的方法，如曹聚仁《为国故呼冤》所谓“若是真要研究国故，那便非改换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不可，……新文化最大的成功，是在供给青年们以研究学问的新态度和方法，国故底新运命，也全在新态度和新方法上。”其所谓的新方法，即“首先要经过整理的手续，……以类分家，各部分自成系统地连缀起来，……再用精明的眼光来观察来讨论，各自发展各自的途径。” 其所主张的仍为“科学”的方法。然而事实上澄衷学校对于国故的注重，也未始不讲究科学的方法，如其邀请胡朴安专门就《研究国学之方法》进行演讲，也是首提“分类”，然后逐类开辟门径 ，可以说与胡适、曹聚仁等人的科学方法在具体内容上或有差异，但在操作层面并无二致。故而双方争论之焦点实在第三个问题，即中学生与国故的关系应当怎样？ 新出版章太炎《国故论衡》 杨贤江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决绝的反对，即“已根本否认这种国文会考的试题是二十纪的二十年代的中国中学生所需要的”，其理由是“中学所欲造就的，是健全国民，决不是‘专门人材’，一个健全国民，不会用本国语文发表思想，不能懂得本国国情及世界大势，这是不应该的；但一个健全国民，不读张香涛《书目答问》，不读《汉书艺文志》，这是可以的。” 在其对中学教育内容的认识上，国故是没有容身之地的。与其同一阵营之人的表述仅在情感强烈程度上有所区分，但观点均属一致，如孙祖基在《国文与国故》分析了国文与国故的区别，“提倡国故与注重国文完全是两事，国故非人人有天才及兴趣去昌明他的，国文却人人须学习。”因而“研究国故决不是中学教育的目的。” 自然也就“不是责人人以必然的事业。” 邵力子也同样认为“在中等学校里面提倡国故，却有可商的余地。” 即都认为中学生的教育目的是在生活技能的养成，国故之学并非所急。 然而在赞同者的眼中，为中学生打下研究国故的基础，或使其有国学入门的知识与求取科学新知乃是并行不悖的，澄衷学校国文会考，“其所命题，确为研究故籍之门径，非高深艰奥不可解者，更非陈俗迂腐不可治者。” 项远村认为“中学教育为养成专门人材之始基，……专门人材不仅指文科，……但既为中国人，则其最浅限度，亦应略知国学之流别，……专治文科固宜具此初基，即谋社会生活者，亦不可无此常识。”并指出“会考之名目虽旧，而其用意为新的；试题之字句虽旧，而其组织为新的，……现在中学生正须此项精神，安得谓为不适用？” 即使新派文人所谓中学为养成健全国民的说法，钱振声也认为“国故在中等教育上，当然有相当注重的必要。” 较之双方的观点，以杨贤江为代表的新派文人以奠定中学生未来生活之技能起见，故须注重科学与白话文，以曹慕管为首的保守文人以完善中学生国民素养出发，须学习国故入门知识及文言文，因出发点的不同故而论点各异。然而细究起来，这种分歧却又并非截然对立，因为完善国民素养与锻炼生活技能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实是可以兼备的。只是在当时新旧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双方各执一端以立论，即难免有失偏颇。尤其是新派文人，目学习国故为“思想复辟” ，将提倡国故与发扬科学完全对立起来，见到保守派“我国国学，一挫于科学教育之盛行，再挫于欧化新潮之输入”之语，便无视文中“并未承认科学教育和欧化思潮是国学的冤家，而国学之所以衰挫，实在是因为一般人盲从骛新，忘却了‘国学之可贵’的缘故了” 的解释，随之愤然地论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还讨论应该提倡国学抑或提倡科学，真有点像在通都大邑讨论女人们应该缠足或天足的样子。” 言下之意中学里提倡国故即为彻底否定科学，二者非黑即白，这种强烈的情绪表达是不能不说有些过激而显得“太趋于极端” 。 与中学生应否学习国故的问题相联系，双方之论争也牵涉到了文言与白话，古典小说与中学教育的问题。针对陈望道《“老马”与“复辟”》一文对曹慕管回复杨贤江的信所采用的文言句式在修辞方面的指摘，陈晓钟连作《评评新文学家的作品》《与陈望道先生书》二文，指出这是“目中太看轻了文言，同时又太看重白话底原故”认为其“迷信白话万能，因之便无论什么文学，都要拿什么科学方法的语体文化的修词学去藩篱它了” 。这样的批评也未始没有道理。曹慕管个人也承认澄衷学校教学偏重文言文，考虑到1920年教育部通令改国文为国语系专指小学而言，则中学教授究竟选择文言还是白话实有充分的自由。但曹慕管在辨论中因为坚持文言的正统性，却连带鄙弃白话小说，针对杨贤江指责其国文会考为“复辟”的言论反驳称： 君以此种考试为国文教育上的复辟行为，当然以庸妄人之教授性欲小说《金瓶梅》《红楼梦》（大观园只有一对石狮子是清白的，故云）、盗贼小说《水浒》、科举小说《儒林外史》为革命行为，而为贵报之所主张者，但僕对于此种革命行为，是否有益青年之身心，不能无疑。 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曹慕管对当时以小说为中学国文教材这一现象素有不满，遂借反击杨贤江言论而说出，此种无端发论尽管有游离于辨论主旨之外的嫌疑，但却引起了相当的反应，沈雁冰随即撰文驳斥，并指出“凡读一本小说，是欣赏这本小说的艺术，并不是把他当作伦理教科书读，所以即使《红楼梦》等书是性欲的，盗贼的，科举的，但若只把他们当作文艺读，不当作伦理教科书读，就丝毫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曹氏亦撰文辩解，然仍论断“《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等绝对不适用为中学国文教材，” 双方往复辨难，相持不下。 围绕这些问题，如果双方均能“排除成见，作澈底之研究；捐弃意气，为学问之磋商”， 则理论研究之深入自不待言。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并未朝着理性探讨的道路上去，而是逐步超出了探讨问题的范围，陷入了“题外底发挥”，如对曹慕管文章文言句式的调侃， “老马”譬喻的揶揄 ，皆被视为“大施攻击” 的言辞。即或不如项远村所谓“务肆辱骂，好寻枝节，而于‘国故毒’三字，澄衷会考当否无一语之道及” 那么严重，也是“始而辨难，继而意气”， 当陷入意气之争后，理性的言论便不多见。毋庸讳言，新派文人在言辞激烈方面起到的负面作用更多。尽管也有数篇折衷论调的文章意在采择两端而调和纷争，但远不如直截交战的文章影响大。以致多次刊发相关论战文章的《时事新报》“学灯”栏也不胜其烦，不得已宣告“除了笑骂的话能花样翻新以外，说理的论点依然是人云亦云，……希望诸公不要再以此类文字见赐。” 余论 有关这一场所谓“国故毒”的笔战，无疑提供了国故运动影响下新旧文学斗争的一个缩影，而其辨难的内容除了核心的中学生与国故的关系的问题之外，还涉及到了文言与白话的争论、小说在教育方面的影响等问题， 都是当时文化界影响巨大的论题，是思想界的交锋在教育领域的显现。然而由于双方论战中夹杂了过多情绪化的表达，因为未能将中学教育与国故的关系这样一个极有探讨价值的论题引导至理性深入的路上，最终在交哄之中落下帷幕，除了曹慕管以及澄衷学校的国文会考时不时被当做思想复辟派对新文学的反扑来“示众”外 ，没有能够产生更多的积极的作用，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 然而如果将其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进程中来看，这场发扬国粹与汲取新知的论战又具有典型性的意义。文化的进程不能故步自封，但转型也并非一蹴而就，当时参与论战的双方虽然各执一词，其思想实质都是承认并拥护文化的进步的，只是所采取的方式有迟速之异。如将双方区分为急进派与缓进派，则站在今日回看当时，则迟速均有其道理，未可以执一端而遽然否决其他。即便是在当日，如能执两用中，秉持公心，和平探讨，截长补短，也未始不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使双方互益，并将此次论争引向健康而有益的道路，其取得的思想价值也就更为丰硕。在新旧文化更迭的时代，如何在新的教育模式中容纳传统文学，是不可避免，且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国故毒”的论战吸引了众多知名人士的参与，本身就是一次智慧的合力，其在中学教育、国故价值等方面的讨论，可以说，是就国故的价值与中学教育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的良好契机。然而一旦打上守旧或激进的标签，即立成敌对，互施攻击，是此非彼，党同伐异，意气之争代替了理性探讨，则论争便流于逞口舌之快与发忿激之词了。而良性的互动既然中断，则论争所取得的成果便大打折扣，不仅在理论方面不能做到深入有益，即其在中国思想史上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随之降格。 青年陈望道 事实上，在文化转型的历程中，类似的交锋是屡见不鲜的，而澄衷学堂的论战之所以引人注意，与其双方的身份与论辩的背景与内容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事涉中学教育，关乎民族的未来；论辩的背景是“国故运动”全面推进之际，关乎到传统文化在今后的生存状况；论辩的内容包罗广泛，可谓新旧文化冲突中各种矛盾的全面对垒。因此，该事件在当时即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在当今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展开的文化转型的时代，回溯历史上的这场论战，综评双方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分析其得失，能够对当前及今后如何做到兼容并蓄、融合古今提供很好的历史鉴戒以及思想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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