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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1909），陈衍编选的《石遗室师友诗录》首刊于沈宗畸主编的《国学萃编》。其体例首姓名字号、籍贯、仕宦经历、著述，次为《石遗室诗话》，之后即所选诗作。故而最早的《石遗室诗话》并非刊载于《庸言》，而是出现在《师友诗录》中。民国间，《石遗室诗话》先后刊载于《庸言》《东方杂志》。民国十八年（1929），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衍致赵尊岳信中曾表达对商务此次刊行的不满，商务刊本中确有很多疏漏，如将注释的小字印成与正文同样的大字，或形近而误等等。然亦有因石遗年事已高，记忆不准而致误者。民国二十四（1935）年，商务印书馆再版，内容较前次略有删节。至今《石遗室诗话》已有四个点校整理本，部分疏漏虽已纠正，多数依然沿袭。 作为陈衍最重要的诗学著作，《石遗室诗话》是其诗学思想最集中的体现，历来备受关注。学界对《石遗室诗话》的讨论多是以商务印书馆的刊本为基础，对于之前刊载于《庸言》《东方杂志》的并未足够重视。然而从连载到商务的结集出版，排比两者的不同，就会发现仍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 一 《石遗室诗话》的连载 《石遗室诗话》先后刊载于《国学萃编》《庸言》《东方杂志》，后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后，一时风行海内，汪辟疆云： 所撰《石遗室诗话》，近二十万言，妙绪纷披；近人言诗者，奉为瑰宝，则沾溉正无穷也。日人铃木虎雄撰《支那文学》，列《石遗诗说》一章，认为近代诗派中坚，洵非无故。 由此可见《石遗室诗话》在当时的影响力。而谈起创作诗话的缘由，《石遗室诗话》卷一第一条云： 乙酉之春，郑苏堪孝胥归自金陵。尝借余锺嵘《诗品》，因谓余曰：“盍仿其例，作《唐诗品》？”后数年，旅食上海，闻蜀人宋芸子育仁撰有《唐诗品》，从叶损轩大庄处翻阅之，非吾意中之《唐诗品》也。又数年，戊戌客武昌张广雅督部所，子培、苏堪继至。夏秋多集两湖书院水亭、水陆街姚园、墩子湖安徽会馆，多言诗，子培欲余记所言为诗话。自是，易中实顺鼎、曾重伯广钧、陈伯严三立诸人，遇则急询诗话，而余实未之为也。 陈衍幼年跟从兄长陈书读书，陈书喜说诗，尤善说杜诗，这些都对陈衍产生很大的影响。光绪十一年（1885），郑孝胥从南京回福建，与陈衍常常一起论诗，观点虽有不合，但仍请陈衍圈点近作，以为不亚于王渔洋圈点吴雯《莲洋集》，并赋诗感谢。当时郑孝胥建议陈衍仿照锺嵘《诗品》作《唐诗品》。陈衍素不喜《诗品》，《石遗室诗话》多有批判，如《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 余所以雅不喜《诗品》者，以其不学无识，所知者批风抹月，与夫秋士能悲、春女能怨之作耳。力诋博物，导人以束书不观，不免贻误后生，至雌黄颠倒，犹其次也。夫作诗固不贵掉书袋，而博物则恶可已？ 不仅如此，陈衍撰有《诗品平议》上、中、下三卷，对《诗品》逐条批评。虽云三卷，其实下卷并没有什么内容，自言： 余观《诗品》至下卷，余欲无言矣。夫季札观乐，自桧原无可讥，而“仲尼岂贤”一言以为不智，此规过所以有烦刘炫，墨守所以必发何休也。夫鄙谚有云：“三世长者，才晓着衣吃饭；盲人无覩，一生问日”。 陈衍像 光绪十六年（1890），陈衍至上海，当时叶损轩司谳上海，二人来往非常多。大约这一时期，他在叶损轩处看到宋育仁的《三唐诗品》。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晚号道复，四川富顺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清亡不仕。有《问琴阁丛书》等。所撰《三唐诗品》： 仿锺嵘《诗品》的体例，三卷分品唐诗初、盛、晚三期，特取消中唐一期，“高者起列盛唐，其次统归晚代”，不合明以来渐成共识之四唐说，遂致削足适履，有不惬人意处。 对于《诗品》已经很不满的陈衍，对于“削足适履”仿照《诗品》的《三唐诗品》又怎么可能会觉得惬意。光绪二十四年（1898），陈衍至武昌，入张之洞幕府。与沈曾植、郑孝胥等人经常在一起论诗，沈曾植欲其记下论诗之语作为诗话。从此之后，易顺鼎、曾广钧、陈三立等人见到他就会询问诗话的情况，而实际上他并没有撰诗话。无论是郑孝胥、沈曾植建议他撰诗话，还是陈三立等人以为他已经写了诗话，足可见在当时诗友中陈衍应该是经常论诗，其言论也足可听。不久之后，郑孝胥刊刻《海藏楼诗》，陈衍为作《海藏楼诗叙》（1902）： 苏戡写定其诗，示顾子子朋所为叙，曰：子方草创诗话，必有微言深恉，可以叙吾诗者。盍为吾一长言之，略如姜白石所自为诗叙若《诗说》。 据此可知，当时陈衍已经在创作诗话，所以郑孝胥建议他用姜夔写叙的方式。这篇叙两千余言，中引证古人诗句甚多。从海藏建议作诗话，到《师友诗录》中《石遗室诗话》，期间隔了二十多年。而陈衍如此逡巡的原因，或可从《石遗室诗话》中找到答案，卷一二： 余生平论诗，稍存直道，然不过病痛所在，不敢以为勿药；宿瘤显然，不能谬加爱玩耳。至于是丹非素，知同体之善，忘异量之美，皆未尝出此也。孙师郑不厌其严，冒鹤亭则恶其刻，甚者丛怨成隟，十年之交，绝于一旦。故《诗话》之作，迟之又久，而不敢出也。 品评自古都很困难，前有《诗品》对于陶潜等人的评价后人争论不休。事实上，陈衍因为论诗的确“得罪”了很多人。孙雄《眉韵楼诗话》卷四“陈石遗诗集自序”条引石遗诗集自序，称“惟论诗少所许可，观其自选之严，可知矣。”多年以后，冒鹤亭之子冒效鲁仍写诗称陈衍“平生师友都轻负”，足可见积怨之深。 宣统元年（1909），陈衍编选的《石遗室师友诗录》刊载于《国学萃编》，分列第5、6、7、9—14、17—26、31—32、35期。后因陈衍与《国学萃编》主编沈宗畸交恶而停止刊载，仅刊载六卷。但石遗一直都未停止《师友诗录》的编选，《石遗室丛书提要》：“《石遗室师友诗录》三十卷，侯官陈衍编。戊申、己酉间某杂志排印未完，仅有六卷。”今虽无缘窥见三十卷之规模，但正是在此基础上增益成《近代诗钞》。现存六卷《石遗室师友诗录》共选九人诗作，卷一张之洞；卷二宝廷、陈书；卷三陈宝琛；卷四沈曾植、沈曾桐；卷五梁鼎芬；卷六陈三立、冯煦。《师友诗录》的体例首姓名字号、籍贯、仕宦经历、著述，次为《石遗室诗话》，之后即所选诗作。其中《石遗室诗话》虽仅论及以上九人，评论长短不一，也非系统的创作，但是基本展现了陈衍的论诗风格。《师友诗录》中的《石遗室诗话》后来部分见于《近代诗钞》，部分可见于单行本《石遗室诗话》，也有一些仅存于《师友诗录》中。 民国元年（1912）十月，梁启超创办《庸言》，邀请陈衍撰诗话，并以《游台湾诗稿》一册属删改。陈、梁二人相识甚早，《石遗室诗话》卷二： 余由暾谷（按：林旭）识梁任公，当时任公刚弱冠，见者方疑为贾长沙、陆宣公、苏长公复生。 对于《石遗室诗话》刊载于《庸言》，《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有以下数则： （1912）十月，梁启超开办《庸言》杂志，约公编诗话，计字酬金，千字酬八饼金，月约用万言。公旧有诗话百十则，未成书，兹先编二卷与之。 十一月大学年假，将回闽，复作诗话四卷与任公。 （1913）续编《石遗室诗话》四卷，充《庸言》杂志用。 （七八月间）续编《诗话》四卷寄京师。 可见当梁启超邀陈衍编诗话的时候，陈衍已经有诗话百十则了，只是没有成书，《石遗室诗话》前两卷的内容应该即是这部分。据《年谱》可知，陈衍一共寄了十四卷《诗话》给《庸言》杂志，但是不知何故，实际上《庸言》杂志刊载的只有十三卷。《庸言》第一卷为半月刊，民国三年（1914）改为月刊，同年六月停刊。《石遗室诗话》从第一期即开始连载，直到《庸言》停刊，检《庸言》可知，第一卷第11、14号未刊登《石遗室诗话》。同时，《庸言》上也刊载了陈衍的很多诗文作品，如第一卷第四号《让沈爱苍书》、第十五号《朱芷青哀辞并序》等等。 民国二年（1913），李拔可在高梦旦的介绍下进入商务印书馆，供职三十余年。民国四年（1915），李拔可至北京，为《东方杂志》邀请陈衍续作诗话。6月3日，《郑孝胥日记》：“至一家春，邀拔可来，共饭，拔可携叔伊诗话新稿观之。” 7月，《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刊载于《东方杂志》（第12卷第7号）。需要指出的是，刊载于《东方杂志》之时，为区分《庸言》所刊载，即已命名为《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前有陈衍序： 四十年来说诗，意有所得，辄拉杂笔之，未成书也。壬子秋客居都门，梁任公编《庸言》杂志，属任诗话一门，襞绩旧说，益以新所见闻，月成一卷，卷可万言。癸丑旋里，寄稿偶有间断。迨甲寅夏日，印行仅十三卷，诗之可话者尚多，而《庸言》则既停矣。乙卯六月，李君拔可至都，谋为《东方杂志》，增文苑一门，复以诗话见属，乃续为编纂，亦月成一卷。卷中各人姓名已见于前编者，不复详焉。石遗老人识。 这段文字鲜被提及，实际上商务印书馆刊行之时石遗自序文字与此几乎无异。伴随着《庸言》停刊，《石遗室诗话》的连载结束，然而“诗之可话者尚多。”也正因此，石遗答应了李拔可续编诗话的请求。《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至卷六刊载于《东方杂志》民国四年（1915）第12卷第7号至第12号，共六期。卷七至卷十二（续）刊载于《东方杂志》民国五年（1916）第13卷第1号至第12号，共十二期。卷十三至卷十七（续）刊载于《东方杂志》民国六年（1917）第14卷第1号至第11号，其中第7号未刊载，共十期。卷十八及卷十八（续）刊载于《东方杂志》民国七年（1918）第15卷第1、2号，共两期。共计三十期，十八卷。然而关于《石遗室诗话》的卷数，有不同的记载，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的《石遗室丛书》其《总目录》云：“《石遗室诗话》二十卷，刊未竣。”民国八年（1919），陈衍所主编的《文艺丛报》刊载《石遗室丛书提要》论及《石遗室诗话》云： 《石遗室诗话》，前编十三卷，《续编》十二卷，侯官陈衍著。论古人之诗者居十之二三，论近人之诗者居十之七八，共数十万言。指示门径，宏奖风流，真诗话之大观矣。 此时《石遗室诗话》在《东方杂志》已经刊载结束，《续编》部分是十八卷，非《提要》中所说十二卷，不知缘何有此说。民国十六年（1927），叶长青在其主办的《国学专刊》上亦载有《石遗室丛书提要》，论及《石遗室诗话》，与此前《文艺丛报》所载完全相同。  二 《石遗室诗话》的出版及内容的增删合并 当《石遗室诗话续编》开始刊载于《东方杂志》的时候，广益书局擅自翻印了《庸言》上的《石遗室诗话》十三卷为单行本，石印本，今上海图书馆有馆藏。这是一次未经授权的出版，并非全本，错误也很多，但确实是最早刊行的《石遗室诗话》。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五月，商务印书馆才刊行了《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本，共四册，每册八卷，12行30字。论及此次出版，《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1926）云： 《石遗室诗话》初集十三卷，附《庸言》报分期发行，广益书局窃翻印为单行本，错误甚多。续集十八卷，附《东方杂志》分期发行，无单行本。海内寄书求合刻单行者甚众，因使商务印书馆刊行之。 民国十六年（1927），陈衍《石遗室诗话序》则说的更为详细： 数十年来说诗，意有所得，辄拉杂笔之，未成书也。壬子秋客居都门，梁任公编《庸言》杂志，属助臂指，则请任诗话，襞绩旧说，博依见闻，月成一卷，卷可万言。癸丑旋里，寄稿偶有间断。迨甲寅夏日，印行仅十三卷，诗之可话者尚多，而《庸言》则既停矣。乙卯六月，李拔可谋为《东方杂志》增文苑材料，复以诗话见委，亦月成一卷，卷万言，至十有八卷而复止。则鄙人有《福建通志》之役，事方殷也。久之，十三卷之本坊间私行翻印，既非完书，复多错误。十八卷之本，从未单行。阿好者欲购末由，时来问讯。乃取旧稿删改合并，益以近来所得，都三十二卷，属涵芬楼主人印之，以饷海内之言诗者，商邃密焉。岁在强圉单阏首夏，石遗老人书。 涵芬楼主人即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这篇序与之前的序写作时间相距十二年，内容几乎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在此陈衍对广益书局的私自翻印表达了不满，十八卷本也从未单行。正是因为广益书局的印本属于窃印，错误太多，而《东方杂志》部分内容并没有单行本，而当时求合刻《石遗室诗话》的人非常多，故而授权于商务印书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刊印了很多古籍，并且已经影印了《四部丛刊》。而陈衍与李拔可交情匪浅，何况《东方杂志》本就隶属于商务，《近代诗钞》（1923）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刊行。 此次交商务印书馆刊印的三十二卷本，即是《庸言》的十三卷以及《东方杂志》的十八卷，删除了部分内容，又增加了他近来所得。对于《石遗室诗话》从刊于杂志到合印本之间的关系，《民国诗话丛编》本《石遗室诗话·编校说明》有详细论述： 此三十二卷本之前二十二卷，即《庸言》杂志之十三卷全部及《东方杂志》之前九卷；至卷二十三以下，则与《东方杂志》原载有所不同，计删去《东方杂志》卷十中间部分，卷十一与卷十三全部，卷十四大部分及卷十六前半，新增卷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等五卷。检其所删者，卷十为朱彝尊批杜钞本之摘录与钱载评厉鹗诗手批本之摘录，卷十一为梁运昌《杜园说杜》之摘录，卷十三为翁方纲《渔洋精华录》评本之摘录并辩驳，卷十四仍为梁运昌《杜园说杜》之摘录（末五则为石遗本人录评他家诗，故复入定本之卷二十四），卷十六首六则为钱载评樊榭续集之摘录。 商务印书馆刊行的三十二卷本《石遗室诗话》，前十三卷即《庸言》所刊载的《石遗室诗话》十三卷，第十四卷即刊载于《东方杂志》的《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部分，以此类推，删除了部分内容，又新增了部分内容。相校可知，《编校说明》所说大体不差，只是细微处仍有不妥。如说新增的是五卷：卷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实际上新增只有四卷，卷二十五即《东方杂志》所载《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十五（第14卷第5、6号），并非新增。另提及卷十四的最后五条并入定本的卷二十四，检卷十四（第14卷第4号）可知，最后石遗评说部分共四条，即“张超然远无闷堂诗古体胜律体”“明末李元仲世熊寒支诗文集造语纤涩”“伊墨卿诗时作雄迈浑成语”“墨卿咏西湖句先得我意”。为方便起见，文中提及《诗话》条目名沿用《民国诗话丛编》所拟，特予以说明。卷二十四除此四则之外，其他内容全部来自《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十二（第13卷第11、12号）。 值得注意的是，从《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七开始，每卷题下均有“不许转载”字样，实际上也是从卷七开始，每一卷都分成两期刊行。卷七只有第13卷第1号一期，而卷八有第13卷第2、3、4号三期，而第13卷第2号卷八的内容应为卷七之续，陈衍在第13卷第3号卷八（续前号）题下有字云：“前号《诗话》系卷七之续，手民误作卷八，附正于此。”其内容从“黄秋岳诗雅健可诵”到“陈彦通赋梁溪曲而有名贵气”，共五则。然而陈衍的这条更正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三十二卷本《石遗室诗话》中仍沿手民之误，将其作为卷二十一的开篇，而非入卷二十，今点校本俱如是。而删除的这几卷也并未被弃置，《石遗室丛书提要》： 《杜园读杜摘要》四卷，侯官陈衍编。福建长乐梁震东编修雷，道光间人，毕生精力萃于杜诗，著有《读杜》十六册。体兼评注，其考证精碻，高出钱注之上，余无论矣。此作删繁就简，摘其尤精要者，厘为四卷，不过居原书数分之一。而精华具在，所余皆鳞爪之而矣。 《钱蘀石评樊榭诗、翁覃溪批渔洋诗平议》二卷，侯官陈衍著。钱、翁二评本，有未尽平允处，故略加商榷云。 可见这部分内容虽未能进入定本《石遗室诗话》，但是作为《石遗室丛书》的一部分。至于刊落的原因，“数处系他人说诗，与全书体例不尽合，”或即以此而刊落。《石语》中称：“余刻清人五种诗评皆秘本，按：竹垞批少陵、覃谿批渔洋、蘀石批樊榭、杜园说杜、仲则诗话。有裨学人不浅。”足可见看重。今《陈衍诗论合集》收《诗评汇编》，大部分即此内容，石遗《叙》云： 诗评共五卷，为朱竹垞先生所批杜诗一卷，黄仲则先生所评唐诗附焉，钱蘀石先生所批《樊榭山房诗》一卷，翁覃溪先生所批《渔洋精华录》一卷，梁曼云先生《杜园说杜》二卷，均附有平议。此数种皆海内珍藏钞本，未经刊版者。汇编行世，言诗者可以览观焉。 他人说诗，与全书体例不合，恐是一方面原因，而更为重要的是陈衍在定本刊行时又想要增加新的内容。商务印书馆刊行三十二卷本《石遗室诗话》的时候，距离《石遗室诗话续编》最后一卷在《东方杂志》刊载已经过去整整十年，《近代诗钞》也已经出版了五年多时间。而自从民国五年（1916）他受聘纂修《福建通志》，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迁居苏州，近十五年的时间里，除了两次避兵乱去上海，因长子声暨去世赴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福州的家中或任教厦门大学。这成了他成年之后，旅食四方以来，居家最久的一段时间。民国九年（1920），“说诗社”成立，主要成员有林翰、林宗泽、林葆炘、沈觐冕等十三人，每月集会两次，后参与者甚多。说诗社同人从1920年到1936年，成《说诗社诗录》三十八卷，陈衍为作序，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六月由福州中西印务局出版，共四册，今上海图书馆有藏。所以新增的这四卷中绝大多数篇幅都是在讨论说诗社中诸人的诗作。另外一些新认识的人也在新增的这部分，比如龙榆生，卷三十： 门人龙榆生（沐勋）诗，叔宝神清，而仲宣体弱，年少专攻选体，为所束缚也。近多看陈简斋集，近体渐有变态。 这是龙榆生第一次出现在《石遗室诗话》中。民国十三年（1924），龙榆生任教厦门集美中学，他教过的学生邱立考入厦门大学，时陈衍为厦门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因而龙榆生通过邱立的介绍得以拜谒石遗，后拜为师。民国十四年（1925），陈衍七十大寿之后，长子声暨从北京往返福建为祝寿。旅途奔波，肺病复发，于七月卒于北京，年四十九岁。陈衍为此悲痛不已，以为“人生至逆之境”。《石遗室诗话》卷三十中录了陈散原、夏敬观、龙榆生等人挽声暨的诗作。在记录人生的重大变故之外，新增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近代诗钞》的补充。此时《近代诗钞》已经刊行，石遗虽有续补之举，但何时刊行毕竟不可知。某些诗作当时未能选入《近代诗钞》的遗憾，在刊行《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本的时候，得以弥补，如卷二十九： 前数年有《近代诗钞》之役，故人之作，多未入选，其时方避兵沪上，未遑征集也。 卷三十一： 近于书堆检得尧生旧作一首《戏和瘿公赠酒》，未收入《近代诗钞》者。急录之。 可见删改合并之间不仅仅是因为原来的内容与全书体例不合，更重要的是新增的内容是他当时非常看重的部分，而他当时还不能预见自己以后还会续编诗话。 三 商务印书馆的疏忽错漏 然而对于商务印书馆此次的排印，陈衍似乎不是很满意，他在写给赵尊岳的信中称： 久不相闻，得书乃略知近状，何太不懽耶？诗话本非甚注意之作，伪投时好，则听之而已。能改正自佳，然该馆专以射利为目的，即以开卷一小序，三十卷变为三十二卷，尚不肯改造一版，只旁注二字，他可推矣。所谓合夏春秋冬云云。好在小序中说明某卷至某卷系某年至某年所编，尚不至全忘。 这封信具体所写时间不详。信中说《石遗室诗话》本是自己不经意之作，没有想到这么受欢迎，当然是石遗老人的自谦。想来也许是赵尊岳在信中提及了商务印书馆所印的《石遗室诗话》有错漏之处，所以陈衍才有此回应。“能改正自佳”，多少是有些无奈的。又说商务印书馆以射利为目的，开卷《序》中“三十二卷”误成“三十卷”，尚且不肯重新造一版来更正，只是在旁边加注“二”字，其他也就可想而知。此次商务印书馆所印为铅印本，成本也不算很大，“每部定价大洋三元五角，外埠加运费汇费。”今上海图书馆藏《石遗室诗话》，确如陈衍所言在序中“三十”旁以红笔加“二”字。  《石遗室诗话》书影 除此之外，商务此次的印本是否如同石遗信中所说的如此令人不惬意。将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石遗室诗话》与刊载在《庸言》《东方杂志》的《石遗室诗话》相校，就会发现确如陈衍信中所言，错漏之处非常多。最常见的就是将文中之注释小字印成与正文同样的大字，也就是陈衍信中所说的“所谓合夏春秋冬云云”。因手民之误，字形相近而印错的非常多，如《石遗室诗话》卷七第二则评曹元忠的诗作属词比事专学李商隐“陶侃军宜次石头”，将“陶侃”误印成“陶佩”，《民国诗话丛编》本作“侃”，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据上下文意，将“佩”改为“侃”。卷十一录袁爽秋《清晨偶书》：“既尠度世姿，惭无理人术。”将“惭”误印为“渐”。《民国诗话丛编》本作“渐”。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据上下文意，将“渐”改为“慙”。又卷十四：“一日掞东招饮，余后至，见剑丞与昀谷方齗齗争论。”将“招饮”误印成“招余”，《民国诗话丛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俱作“招余”。这种一字之差，谬以千里，不必繁举。更有将两则诗话印成一则，《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十（《东方杂志》第13卷第7号）： 昌黎《寄崔立之》云：“生当耕吾疆，死也埋吾陂。文章自传道，不仗史笔垂。”是丈夫语，足见此老倔强处。夫一部廿四史中人，不知凡几，其虽有名而不称者众矣。人至专靠史传中传名，恐多不在知名之列。否虽史传无名，而可传者自在也。 昌黎《病中赠张十八诗》后半言籍终败而降服，己如黄河，籍如岭头泷，己导之识归处，未免过于扬己卑人。” 原本相邻的两则诗话，在《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中变成了一则诗话，凡此类甚多。更将“岭头泷”误印为“岑头陇”。与此相反的是漏掉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比如《石遗室诗话》卷九（原载于《庸言》第1卷第21号）最后一则诗话论“六桥歌行似樊山”末云： “十分热血乌拉草，一片冰心哈密瓜”，皆极似樊山处。又《立春》云：“吏闲日以书医俗，人远天将梦慰情。”《旧历除夕》云：“诗从贾岛干支祭，集自陶潜甲子编。”“干支”二字似未切。 在商务印书的印本中，“皆极似樊山处”之后的这段文字就被漏掉。更有甚者整则诗话都被遗漏，如《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七第一则是“今春有人持张都护诗存一册见贻”，张都护即张锡銮，字今颇，浙江钱塘人。官奉天都护。有《张都护诗存》。第二则云： 今颇有《悼姬人痴吾》句云：“丈夫羞下泪，为汝一悲歌。”又云：“遗像如花笑，临风意自闲。”又云：“好色成吾累，斯人岂偶然。关山风雪里，随我去筹边。”又云：“为汝卜佳兆，城东土一邱。远山横黛色，隔岸绕清流。”视厉樊榭、商宝意悼亡之作，迥然不同。 之后才是第三则“三六桥有朔漠访碑图”，而在《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中，这则关于悼亡的诗话已经不见。诗话中所举张今颇的悼亡诗，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亦记载，称“则蕴藉矣。”当然这则诗话也可能是陈衍自己删去，但是考虑到其他卷所删的内容，此为陈衍删去的可能性不大，况《近代诗钞》第六册收张今颇诗六题七首，即包括“好色成吾累”、“为汝卜佳兆”两首，故而商务印书馆漏印的可能性比较大。定本中没有的内容究竟是商务漏印还是石遗决定删除，的确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在具体的语境中更为审慎的判断。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商务印书馆又再版了《石遗室诗话》，石印本。版式同前，仅更正《序》中的“三十”卷之误。与前版相比，第一卷变动较大，删除了很多与郑孝胥有关的内容，然而并未后出转精，故而上文提到的很多疏漏依然存在。无可否认，正是由于商务印书馆的两次刊行，《石遗室诗话》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至今《石遗室诗话》已经有四个点校整理本，包括无锡国专刊行的《续编》六卷，三十二卷均以商务所出为底本。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界万有文库”本；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陈衍诗论合集》本；2002年，上海书店《民国诗话丛编》本；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整理批评专著选辑”本，2010年重版。其中，辽宁教育出版社所选底本为商务1935年版，且不包括《石遗室诗话续编》六卷部分，其他底本均为商务1929年版，都沿袭了商务印书馆排印中的这些错误。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每卷的卷末都有校记，对诗话内容略有更正，但绝大多数都是根据上下文意改或据《近代诗钞》改，或者认为原文错了而径改，改错者占大多数。 四 陈衍的疏漏与误记 因卷帙浩繁，《石遗室诗话》中的疏忽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虽然部分已得到纠正。如《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第1号）上刊载的《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十八末附“更正”云：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本张祜句。遗山“金水河头”二句实从张诗套出。余因渔洋曾论此事，又久宦扬州，误记为渔洋句。于《续编》诗话十七卷著之。承杨子勤太守寄书，为订其误，而亦误记张祜为杜牧。然非子勤殷殷告我，则习焉不察耳。关系虽小，不可不更正。 查《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十七（《东方杂志》第14卷第10号）： 渔洋于古人好句，巧偷豪夺，必须掠为己有而后已。如“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套遗山“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昔人讥之，然造语之俊，则后来居上矣。以“禅智山光”四字佳于“金水河头”也。 陈衍因为王渔洋曾谈论此事，又久宦扬州，误记为渔洋诗句，虽然其目的是为说渔洋对古人诗句的巧偷豪夺。此为张祜《纵游淮南》，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杨子勤即杨钟羲（1865-1940），字子勤，号雪桥，祖籍辽阳。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藏书甚富。著有《雪桥诗话》等。杨子勤看到《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十七之后，即写信给陈衍指出诗话有误，然而他也并没有记得真正的作者，而是将此句误记于杜牧名下。其《雪桥诗话》三集卷七云：“（吴敬梓）甲戌客死邗上，前一夕屡诵樊川‘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竟如所言。”或许也因为杜牧久宦扬州，写过许多和扬州有关的诗作。有意思的是，石遗老人大概忘记了他在一年以前的《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十（《东方杂志》第13卷第7号）中提到这一节： 张祜诗云：“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元遗山套用其调云：“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金水”句自不如“禅智山光”之佳。然张诗泛说，元诗有本事也。 其实更早在《元诗纪事》中他论及元好问的这首诗，也提到张祜这首诗。卷三十： 罗绮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东臯杂钞》：金国南迁后，国浸弱云云，见《山房随笔》。王阮亭但谓其拟张祜“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盖哀金宫人之被俘虏者耳，岂未见此耶？ 可见是渔洋提及元好问此句拟张祜诗句，石遗老人才这两首诗和渔洋联系在一起。奈何前正后误，殆石遗年老，记忆之不可靠。石遗对这首诗的欣赏是显而易见的，早年他在《扬州杂诗七首》其六中直接化用遗山此句，云：“人生如此扬州死，禅智山光黯暮云。”商务印书馆刊行时，此条既与前文复见，兼有误，即被删去。《石遗室诗话》中的一条复见非此一处，卷八： 友人诗句，有零星一二语足供采录者。施仲鲁蝰别十余年矣，前月忽遇诸涂，则方由津至都，忽忽立谈数语，约彼此相访。不数日寄来一笺，言抱病回津，赋诗留赠，锻炼未成，只得两句，云：“尽纳宫商归变征，谁将哀怨付诗人？”殆谓所纂《诗话》，少取欢娱之作也。 卷十二： 友人诗句，有零星一二语足供采录者。施仲鲁蝰别十余年矣，忽遇诸涂，则方由津至都，忽忽立谈数语，约彼此相访。不数日寄来一笺，言抱病回津，赋诗留赠，锻炼未成，只得两句，云：“尽纳宫商归变征，谁将哀怨付诗人？”殆谓所纂《诗话》，少取欢娱之作也。 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然有此类更正的非石遗一家，《词学季刊》民国二十四年（1936）第三卷第三号“词坛消息”之“《忍古楼词话》之更正”云： 本刊第三卷第一号及第二号所载夏吷庵先生著《忍古楼词话》，内有陈师曾先生遗词及陈寅恪先生词。顷据陈先生介弟彦通先生来函，称师曾、寅恪两先生素不填词，所录皆出渠手。夏先生偶尔误收，特为更正。 陈彦通看到了《忍古楼诗话》的误收，致信主编龙榆生，这封信今见于《近代词人手札墨迹》，略云： 又《词学季刊》第三期第一号《忍古楼词话》所载陈师曾遗词及第三期第二号所载陈寅恪诸词，皆弟所作。此事本无足轻重，因家兄寅恪性情直拗，必以为弟故架其名，反为不美。务请于后期郑重更正为敬。至感至感。 2015年，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词学季刊》，其中《忍古楼词话》中关于词作的归属已作修正，而“词坛消息”中的这则更正声名还在。然而刊载之后即能发现失误而及时更正者毕竟只是少数，如前文所说将作者误记，并非张祜诗句一处，《石遗室诗话》卷十四列举宋人写景诗句脍炙人口者，若晏元献、林和靖等人，又及荆公： 荆公之“坐看青苔色，欲上人衣来”、“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坐看青苔色，欲上人衣来”并非荆公诗作，而是王维的《书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青苔色，欲上人衣来。”石遗于此诗误会甚早，二十四卷本《元诗纪事》卷七引《怀麓堂诗话》： 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如杜子美“钩帘宿鹭起”云云，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云云，王摩诘“返景入深林”云云，皆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王介甫得之曰：“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 查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确有此段记载，将此诗句误记于荆公名下，可见石遗之误当源自李东阳。又《石遗室诗话》卷三十一摘录沈其光诗作： 《初夏游曲水园》云：“草合浑无径，荷香不在花。”视金冬心“荷叶绕门香胜花”尤不费力。” 而沈其光《瓶斋诗话初编》卷九提到此节： 《许彦周诗话》：“世间花卉无踰莲花者，盖诸花皆藉暄风暖日，独莲花得意于水月。其香清凉，虽荷叶亦自香也。”余有“荷香不在花”之句，石遗老人以为比金冬心“荷叶绕门香胜花”尤不费力。老人所论衹在语言之工拙，至于意则人人共有。按《随园诗话》论佳句无心相同者，历引张宝臣“荷叶露香偏胜花”、厉樊榭“荷叶绕门香胜花”、其出句云：“竹阴入寺绿无暑。”梁守存“未到花时叶早香”等句，则此非冬心句，老人误记耳。 “荷叶绕门香胜花”的确出自石遗非常推崇之樊榭的《五月十三日同丁敬身游智果寺》（《樊榭山房集》卷六），并非金农的诗作。沈其光的诗作是通过李详寄赠给石遗的，他对石遗在诗话中评价自己的诗作十分在意，《瓶粟斋诗存》最末即附《石遗室诗话》两则（《石遗室诗话》卷三十一、《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四），故而注意到石遗之误。樊榭此诗，不仅《随园诗话》有提及，《梧门诗话》《射鹰楼诗话》等均有记载，不知石遗缘何误记。《石遗室诗话》甚将一联中两句诗前后顺序记错者，卷十八： 诗贵淡荡，然能浓至，则又浓胜矣。诗喜疏野，然能精微，又精善矣；“鸣鸠乳燕青春深，落花游丝白日静”、“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可谓浓至；“穿花蛱蝶”一联，可谓精微。 “鸣鸠乳燕青春深，落花游丝白日静”，出自杜甫《题省中院壁》，其颔联为：“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除此类将诗句作者误记之外者，更有将姓名字号误记之处，《石遗室诗话》卷十三： 前清同治间，恭忠亲王长军机，沈文定兆霖由山西巡抚入为枢臣，眷任甚隆。光绪初，左文襄宗棠厕焉，不能久于其位，出督两江。仁和吴子儁观礼久客文襄幕，辛未始成进士，得馆选，著有《圭盦诗》，多关系时事。其最传者为《冢妇篇》《小姑叹》《天孙机》《邻家女》诸首。 并全诗录入《小姑叹》，认为： 此首指沈文定言也。沈虽籍宛平，本吴江人，故曰“育南土”；为山西巡抚，故曰“于归太原”；为人厚貌深情，“深潭”、“柔蕤”，月旦甚确。 沈文定并非沈兆霖，而是沈桂芬（1818-1880），字经笙，顺天宛平人，本籍江苏吴江。道光二十七年（1874）进士。同治二年（1862），任山西巡抚。謚文定。沈兆霖（1801-1862），字尺生，号雨亭，钱塘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同治元年（1862），出署陕西总督。謚号文忠。《诗话》中凡此类误记，也非石遗一家，《渔洋诗话》卷上： 元孝尤清迥绝俗，其诗如“离忧在湘水，古色满衡阳”，“帆随南岳转，雁背碧湘飞”，“映花谿路闭，漱水石根虚”，“桄榔过雨空垂地，瑇瑁乘潮上古城”“家山小别吟兼梦，水驿多情浪与风”，皆得唐人三昧。  沈兆霖像 史梦溪即指出“‘帆随’一联是翁山句，想公一时误记也。” “帆随南岳转，雁背碧湘飞”出自屈翁山《人日衡阳道中》。此段文字又见于《带经堂诗话》卷十二。然《带经堂诗话》卷十：“翁山诗予曾为选百篇，以为唐宋以来诗僧无及者。五律如‘帆随南岳转，雁背碧湘飞’，‘久病悲欢尽，新寒衣衲重。’”同一部书，前正后误若此。又《渔洋诗话》卷下： 新安汪征远字扶晨，工于诗，古选尤闲澹，有王、韦之风。若《黄山》诗“不见庵中僧，微雨潭上来”，不愧古人。 此段文字亦见于《带经堂诗话》卷三十一。史梦溪称“不见庵中僧，微雨潭上来”为岑参诗句，想当时渔洋失记。然此处渔洋并未误记，汪征远《坐狎浪阁》：“高阁临溪水，薄暮轩窗开。不见庵中僧，微雨潭上来。”见收于王渔洋《感旧集》卷十二、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十五。岑参《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作贻友人》前四句云：“昨夜云际宿，旦从西峰回。不见林中僧，微雨潭上来。”况渔洋《唐贤三昧集》收录岑参此诗，绝不至于误记。岑诗与汪诗相校，“林中僧”、“庵中僧”，一写秦岭，一摹黄山，仅仅一字之差。由此可见古时对于诗句的归属，只能凭记忆或翻阅，并无今日检索之种种便利。以至于撰述者或疏于考证，才有后人之评点指摘，然后人未必不误。想来《石遗室诗话》毕竟三十万言，而石遗老人年事已高，有此类疏忽错漏不足为怪，似亦在情理之中。 五 《石遗室诗话续编》六卷的刊行 《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的刊行之后，陈衍在近代诗坛的地位几已奠定。后生晚辈对于他十分推崇，时常请教。民国二十年（1931），陈衍应唐文治之请，任教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卜居苏州。民国二十二年（1933）底，《石遗室诗话续编》开始载于《青鹤》杂志，分列第2卷第1、3、5、7、9、11、13、15、17、19、21、23期，共12期。此前商务印书馆已经刊行了定本三十二卷《石遗室诗话》，故《青鹤》上所刊载的诗话仍名为《续编》。《青鹤》创刊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11月，为半月刊，历时五年。同年的《国学商兑》第1期刊载了《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题下有“未完”字样。其内容几与《青鹤》第1、3期《石遗室诗话续编》相同。《国学商兑》民国二十二年(1933)六月一日创刊，陈衍主编，国学会出版部出版发行。章太炎认为方东树《汉学商兑》本为排摈汉学而作，故自第2期起，《国学商兑》改名为《国学论衡》，《国学论衡》的第2期（1933）和第3期（1934）都刊载了《石遗室诗话》，但是内容并不多，此刊停刊时间不详。刊载于《青鹤》的《石遗室诗话续编》每一期都寥寥数则，远非当年刊载于《庸言》《东方杂志》时所可比拟。唐文治《石遗室丛书总序》：“又有诗话续编若干卷，辛未岁先生莅吾校教授诸生，随讲随编，尚未刊行。”民国二十四年（1935），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出版《石遗室诗话续编》，共六卷。对比可见，其卷一部分就涵盖了《青鹤》12期所载《石遗室诗话续编》的全部内容，且有增益。《石遗室诗话续编叙》云： 仆前后两编《诗话》，嗣复合成一编，无虑三十万言。咸同以来诗家，殆亦十得八九矣。近十年息影故乡，以逮卜居吴下，往昔知交，零落略尽，尊酒谈艺，几于绝响。然海内诗人辈起，不鄙衰朽，谬许为老马识途，往往先施下问。益以吴地位江海之交，四方之所辐辏，不必有平生之雅，而劳枉顾，辱尺书，投篇什者，麕至而鳞萃。线装洋装之本，积案头如小阜，旬月已高可隐人。仆伏处菰芦，非有记室、校书为之掌录而裁答也，则阙然不报，徒呼负负而已。于是多劝以续编《诗话》，取桂林一枝，昆山片玉之意，表夙昔乐道人善之本心。从之，黾勉经岁，成此数卷。若夫咸同以前之名集，美不胜收，则尚请全清诗者之责矣。甲戌重阳，七十九叟陈衍书于聿来堂。 在这篇《叙》中，石遗老人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再续编诗话。《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本，于咸同以来诗家，几乎全部囊括。而他因为编纂《福建通志》久居故乡，后又迁徙苏州。此时他早已过古稀之年，昔年旧交几乎已零落殆尽。沧趣、散原、海藏等人虽在世，或困于路途遥远，或少善老暌，“尊酒谈艺，几于绝响”。多年以前，陈衍即有此类感慨：“人生自五十以往，少日朋好，有密迩相过从者，不易得也；况于文酒会合，又在他乡数千里之外乎？”而苏州地处江海之交，交通便利，四方得以往来，而“劳枉顾，辱尺书，投篇什者，麕至而鳞萃。”寄来的诗作更是堆栈如山，旬月便高可隐人。然而他没有人帮着回信，所以“阙然不报，徒呼负负而已。”于是有人劝他续作诗话，以为回应。“若夫咸同以前之名集，美不胜收，则尚请全清诗者之责矣。”可见石遗老人之自信，咸同以来迄于今之诗家尽数在他的诗话中。似乎他是为了“回报”寄诗写信给他的人，才续辑诗话，《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二： 余寓居吴下，谬承海内文人过苏往往枉顾，非外出未有不延接者。陈啸湖宣威赠余诗云：“骚雅齐盟有霸功，不因小极拒阿蒙。”其确证矣。良以衰朽穷忙，困于文字之役，客来多不能答拜，函积多不作报书，(未有平生之雅，以图卷丐题、诗文寄正者，案头如积薪，黾勉从事，实日不暇给。）藉此稍减吾罪也。 然而听闻他要续辑诗话，投诗乞题的人又更多了，钱仲联《梦苕盦诗话》云： 所著《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自有诗话以来所未有也。近于三十二卷之外，复有续辑。海内诗流，闻石丈续辑诗话，争欲得其一言以为荣，于是投诗乞品题者无虚日，至有千余种之多。以杖朝之年，而办此苦差，名之累人如此。 此时石遗老人已俨然诗坛盟主，然而盛名之苦，也非常人可想。石遗晚年为他人诗集序跋者仍不少，《石遗室文集》刊刻时间较早，这些文章多刊载于当时的期刊，《陈石遗集》整理者并未收录此部分。将这些文章与《石遗室诗话续编》参照，就可知此为诗选来源非常重要的一端。民国二十年（1931），石遗在上海，冒鹤亭出示胡展堂《不匮室诗钞》，并称其《读韩》《读王》诸作，散原至推挹。随后石遗为作《不匮室诗钞序》，见于《不匮室诗钞》卷首，又刊载于《国学商兑》1933年第1卷第1期，钱仲联《陈衍诗论合集》已收录。《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二第一则即录胡展堂《读王荆公文集六十绝句》中有自注的近三十首，所占篇幅甚多。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遗为臧易秋的《一柳草堂诗稿》作序，因其孤及石遗门，岁暮抱遗稿，走百里请为叙。《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四收录臧诗作数首。然而即使不断有人寄诗，即使得益于苏州的往来便利，选诗仍有困难，《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六： 十余年来，余屏居里门，与海内诗人罕相接。卜居吴会，或见其诗，未识其人；或识其人，未见其诗。未识其人，诗可采也；未见其诗，艰于采访矣。今《诗话》将告蒇，只得就纕蘅所辑《采风录》与《登高》《修禊》各集，补采一二，寓以人存诗之意，知我者其勿罪我乎。 没有见到诗人，见到诗作尚可选取；而没有见到诗作，则难以选择了。《采风录》为曹纕蘅所辑，刊载于《国闻周报》的副刊，在当时影响巨大。后由天津国闻周报社在1934年出版。民国十六年（1927）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采风录》上刊载了石遗非常多的诗作。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阳，曹纕蘅在清凉山扫叶楼集同人分韵赋诗，李拔可、冒鹤亭、汪辟疆等人均至，此集石遗未参与，远寄短章，随后曹纕蘅辑《癸酉九日扫叶楼登高诗集》，石遗为作序，今复旦大学图书馆有藏。次年九日，曹纕蘅又招客鸡鸣寺豁蒙楼登高，后辑《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诗集》，《登高》《修禊》即指此两集，而《石遗室诗话续编》中的很多诗作即来自于此。 从民国二十年（1931）卜居苏州，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出版，《石遗室诗话续编》虽只有六卷，但每一卷的内容都非常多。这六卷诗话记载评论了年轻一辈的诗人，比如金松岑、钱锺书、夏承焘等人；又继而回忆了已故师友的情谊，甚至萧夫人遗著《萧闲堂札记》亦有数则载于其中。在这么短的时间，以至于石遗老人在文中不免流露出不堪重负之意，不仅“案头诗卷，高可隐人者数堆。披沙拣金，正苦头晕。”又因杨云史的诗集用洋墨印刷，字迹太淡，而自己老眼昏花，阅读甚费力，勉读百十叶，已“甚呼负负”。不禁感慨，以近耄耋之年创作这么多的内容，为名所累若此。《续编》卷四记载了陈子言的《见怀》，末两句云：“矍铄是翁忘耄耋，夜深然烛写诗评。”石遗感慨故人情重，确乎知己之言。《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六最末识语云： 右《诗话》六卷草草告竣，海内诗家，寄来大稿，已阅过者，殆满一间屋矣。而架上案头，有已选佳句不及收入者，尚不可数计。一限于篇幅，二限于时间，只得连呼负负，俟补续《近代诗钞》时，当次第收入也。 石遗老人识。 可见即使这六卷，犹有不足。《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二收录了夏承焘的几首诗，此节又恰好记载于《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年三月五日），其中表达了他对石遗诗话的看法：“此老晚年誉人多溢量，取人亦比前集爲滥。然并时俊彦，亦十得七八矣。”胡先骕《忏盦文稿》持论略同：“此为石遗毕生一重要著作，不但网络文献，而以其诗学深邃，评骘恰当，有裨当代之诗学甚大。”然而《续编》六卷的粗疏也不容忽视，“然晚年以请托者多，收罗亦不如前此之严格，则又蹈随园之覆辙矣。” 从少年时期听兄长说诗，到自己在朋辈中说诗备受推崇；从诗话之作的逡巡不敢为，到《石遗室诗话》的连载与出版，《石遗室诗话》不仅奠定了石遗在光宣诗坛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涵盖了当时诗坛诸家。商务印书馆刊行中的疏漏，以及因石遗记忆不准致误者，在《石遗室诗话》的四个点校整理本中，多数仍沿袭至今，未予纠正。 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 作者简介： 窦瑞敏，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上海大学博士后 编辑 | 朱海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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