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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熙先生与学生 王运熙先生，1926年6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山县（今上海市金山区）卫城区扶王乡。因为幼时家里靠近杭州湾，可以清晰地聆听到海潮早晚涨落的声音，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尽管后来迁居至市区，还是时常回想起当年跟随母亲漫步海滨拾取贝壳的情景，晚年便自署书斋名为望海楼，以寄托感念怀旧之情。年少时遭遇战乱，由担任中学国文、历史教员的父亲指导，在家自习经史诗文，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兴趣。1943年秋进入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中文系学习，课余时间除了尝试创作散文、小说之外，还广泛浏览了梁启超、王国维、杨树达、陈寅恪、胡適、顾颉刚、冯友兰、郑振铎、闻一多等近现代文史学者的论著，进一步丰富学识，增广见闻。1947年夏毕业，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此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1978年晋升为教授，长期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1981年筹划成立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并出任所长，直至1996年退休。曾先后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中国李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务。2014年2月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王先生著作书影：《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乐府诗述论》《文心雕龙探索》 王运熙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研究，主要兴趣集中于汉魏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在乐府诗、《文心雕龙》、李白诗、中古文学与文论等众多领域都卓有贡献，蜚声海内外学界。主要著述有《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乐府诗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增补本）、《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增补本）、《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增补本）、《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增补本）、《望海楼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中古文论要义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以上各种经修订增补后，汇集为五卷本《王运熙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另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了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至1985年）、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至1996年）以及两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其中七卷本《通史》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赡的批评史著，王先生与弟子杨明先生合作撰写了其中《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和《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两卷。此外还主编过《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署“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李白研究》（作家出版社196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修订本，改题为《李白精讲》）、《唐诗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       王先生著作书影：《望海楼笔记》《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博采旁搜、宏通开阔的治学格局 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王运熙先生的研究重点有过数次变化，治学领域也随之不断扩大。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专注于汉魏六朝文学，除了反复研读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之外，又受陈子展先生的指点，仔细阅读了《汉书》、《晋书》、《宋书》等史籍。还时常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学著作，深入了解治学门径和学术源流。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因为授课需要而逐步转向唐代文学研究。到了六十年代初，协助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参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注释和审定工作。又协助刘大杰先生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先生因病逝世后，改由王先生与顾易生先生主编），负责撰写先秦至隋唐五代的大部分内容，研究兴趣也拓展至中国古代文论。文革期间虽然被迫中断研究工作，但因为参加《旧唐书》、《旧五代史》的整理点校，系统研读了大量相关史书。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后，肆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侧重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两个时段。拥有如此丰富曲折的治学经历，使他在研究中特别注重汇通文史，统观全局，努力将文学史研究和批评史研究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了博采旁搜、宏通开阔的治学格局。 王先生的学术生涯起步于六朝乐府诗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史学考辨色彩。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伴随着对民间文学和白话文学的大力倡导，乐府诗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黄节、梁启超、陆侃如、罗根泽、萧涤非、余冠英等都有过较为深入的研讨。王先生在充分借鉴前辈学人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史籍文献的优势。在《吴声西曲的产生时代》、《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吴声西曲杂考》、《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等一系列论文中，通过钩稽排比大量史料，对南朝吴声、西曲产生的历史背景、地域特色、作者本事、调名渊源等问题做了穷原竟委、细致入微的探讨，并尝试去总结乐府诗在体制、内容、音乐等各方面的规律，从而弥补了其他学者在这些方面语焉不详甚至理解有误的缺憾。如在吴声歌曲中经常出现的地名“扬州”，近现代学者往往误以为就是隋唐以来的扬州。他则依据大量史料指出在六朝时“扬州”实指建业而言，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吴声、西曲中的扬州》，从历史地理沿革的角度详加考述。在随后完成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汉武始立乐府说》、《清乐考略》、《说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考》等论文中，他又由六朝上溯至汉魏，着眼于职官、礼乐等制度的发展演变，细致梳理不同史料之间存在的歧异，并予以合理妥帖的解释，由此勾勒出乐府官署的起源沿革，阐明了清商乐、鼓吹曲等乐曲门类的发展、演变及其性质、用途。尤其是对黄门鼓吹乐的研讨，前人受制于史料有阙，对其包含的具体内容大多不甚了了。王先生几乎穷尽了各类史传、政书、类书、总集和别集里留存的资料，反复追索寻绎各种线索，最终推知其主要内容为相和歌和杂舞曲，帮助读者对汉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和职能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些论文大部分完成于三十岁之前，却显示出高度的成熟稳健。每一篇都是从文献史料的比勘考订入手，经由缜密严谨的辨析推导，最后才得出较为确切的结论，做到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具有非常鲜明的实证特点，因而直至今日依然是研治乐府诗时必须参考的经典之作。 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强调文史不分家，王先生在初涉门径之初就精读过大量史籍，并从中获益匪浅，在随后数十年的研究中也充分彰显出文史交融互证的特点。有不少论文侧重于揭示史籍的文学特点，如《范晔〈后汉书〉的序和论》一文，探讨此书的序、论在思想、内容、体制、语言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曾经得到过专治史传文学并著有《后汉书考索》的朱东润先生的赞赏。在《从〈文选〉选录史书的赞论序述谈起——谈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特色》中，他着重剖析史书中赞论序述的文体特征，阐明萧统编选《文选》时所采取的标准主要在于语言辞藻而非人物形象。这些研究都可谓别具只眼，另辟蹊径，因而能够有所创获。有时他又注意通过史家的论述去考察文学观念的变迁，如《唐代诗文古今体之争和〈旧唐书〉的文学观》、《两〈唐书〉对李白的不同评价》、《〈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新唐书·白居易传赞〉笺释》等，逐一考察两《唐书》对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等诗文名家的不同评价，藉此反映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创作风气和批评标准的巨大变化。能够形成这样的研究视角，显然和他谙熟新、旧《唐书》等史籍密不可分。在撰著《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时，他还对魏徵、令狐德棻、李百药、岑文本、姚思廉、刘知幾、刘昫等史家的文学观念做过专题式的研讨。正是将文学和历史这两门学科相互交织，彼此贯通，使得他的研究具有一种特别丰厚坚实的纵深感。
王运熙先生 在考察一些重要文学观念的演化递嬗时，王先生也擅长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勾勒出承传衍生的清晰脉络。如《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一文，通过对《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文镜秘府论》、《沧浪诗话》等文献的分析比对，又结合历代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现象，指出“体”主要指不同体裁作品的体貌风格，有时又标志着某位作家或某个作家群体的主要创作特色，甚至可以用来指称某个时代的主要风格特征。不但在征引史料时显得驾轻就熟，在研讨辨析中也能够提纲挈领。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质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风骨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比兴说》、《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文质论和中国中古文学批评》等论文，都能够统领全局，择取最有代表性的史料加以贯串整合，厘清这些概念、范畴的确切含义和发展轨迹。 即使在研究个别作家的创作特质或是某部专著的思想内容时，王先生也偏好从较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去展开整体性的探讨，而不是孤立、抽象地看待问题。如在《〈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条件》中，他指出汉魏以来各体文章的大量创作和文学批评资料的不断积累，为刘勰撰著此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此同时，立言不朽的观念、讲谈论说的风气、玄儒兼综的思想等学术风尚，也从不同角度促成了《文心雕龙》的诞生。在论述每一个环节时，他都从大量文献中采摭相关史料予以参照比较，尽可能复原相对完整的时代背景。最终得出结论，《文心雕龙》的写作动机、思想倾向、具体论述乃至语言风格，与前代和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学术风气等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用宏观的视野详尽地考察了《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条件，有助于读者深入领会其理论旨趣。与此相仿的论文还有《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精神》、《锺嵘〈诗品〉与时代风气》、《陆机、陶潜评价的历史变迁》、《陈子昂和他的作品》、《杜甫诗论的时代精神》、《白居易的〈新乐府〉》、《论李白的平交王侯思想》等，在阐明各家创作风貌或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时，绝不做浮泛蹈空的议论，而是切实从基本文献出发，认真追溯其渊源所自和流变始末。这样一种治学倾向的形成，和王先生一直主张系统认真地研读史书，坚持全面完整地了解研究对象，都是紧密相关的。 在回顾自己的治学经验时，王先生还屡屡提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等目录学著作对自己的帮助，认为从中获取的教益，比起任何一位老师都要来得重要。这类著作通常具有学术史的性质，学者可以藉此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追寻继续考察的线索，确定深入探究的重点。他在撰写《〈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之前，就是先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等书目著录中敏锐地发现其中存有疑点，随后才进一步蒐求各类文献史料，对小说作者进行查考。传统目录学最为推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宏阔境界，王先生也力求贯彻在研究实践之中。如《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就采用提要式目录的形式，分为“正史及政书乐志”、“歌辞之编集、选录、注释”、“乐府研究专著”和“一部分论述乐府之著作”四大类，逐一介绍相关参考文献。他在每一个类别中都择取最重要的著作，融入自己的研究心得，介绍其内容，议论其得失，指示其版本，要言不烦而切中肯綮。这既是对自己历年来学术经验的系统总结，也不妨视作一部视野开阔而又简括精炼的乐府研究史。同样类型的论文还有《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简论唐文文体》、《唐人的诗体分类》、《〈文心雕龙〉五十篇题解》、《总集与选本》等等，或专注一书，或纵论一代，或贯通古今，都能够俯瞰全局而成竹在胸，谈言微中而纲举目张。 王先生历来重视撰写单篇论文，认为富有新意的单篇论文，其学术价值往往要超过系统性的论著。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学术工作缺乏宏通高远的整体观，而是强调裁断必由己出，提倡发表个人的独到见解，不满足于为了追求面面俱到而沦为简单重复。他在《文心雕龙》研究领域先后发表过二十余篇论文，每一篇固然是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论述，但最后结集成《文心雕龙探索》时，由于涉及到不同层面、不同环节的议题，各篇之间互相补充，彼此阐发，这部论文集实际上也具备了专著的性质，为他撰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的《刘勰〈文心雕龙〉》一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如《唐代诗歌和小说的关系》一文，如数家珍般阐述了唐代诗歌和小说相互配合的不同方式，又附带论及以叙事为主或带有故事性的唐诗的主要题材类型。若不是对唐代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交融情况有着极其周详的了解，毫无疑问是无法着笔的。他和杨明先生合作撰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和《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时，前期对每一位批评家、每一部批评论著都做了翔实的专题研究，如此积少成多，就日渐呈现出完整性和系统性，在梳理这两个时期文学批评观念的承传流变时，对其递嬗轨迹便能有深刻的理解和通盘的把握。足见宏观的学术视野和微观的个案研究之间并不构成矛盾，个别问题解决得越多，互相之间产生关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宏观视野才不致于空疏浮泛。
王运熙先生和学生 由于治学领域在数十年中有过数次调整，学术旨趣也从专注史料考辨转为兼顾理论阐释，这就不免令旁人形成这样的误解，似乎王先生的学术工作缺乏一以贯之的中心。其实并非如此，当他面对全新的研究对象时，经常会有意识地借鉴以往的成果来推进当下的研究，前后之间仍然隐隐构成呼应贯通的关系。他在研究《文心雕龙》时撰写的《从〈乐府〉、〈谐讔〉看刘勰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态度》、《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刘勰对东汉文学的评价》、《刘勰为何不论述汉魏六朝小说？》等论文，主要利用文学史研究的心得来印证《文心雕龙》的具体论述，就和他早年潜心钻研汉魏六朝乐府以及骈文、小说等其他各体文学息息相关。在研究李白诗歌时撰写的《李白七言歌行的体式渊源》，认为李白七言歌行中出现过不少散文化倾向明显的长句，除了受到楚辞的影响之外，还与汉魏乐府及南朝文人歌行的启迪不无关系，也和他长期专注于汉魏六朝文学，熟稔当时诗歌的创作风貌和句式特征，并撰写过《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和完成》、《梁鼓角横吹曲杂谈》等论文有关。而在准备《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沧浪诗话〉》、《王渔洋论唐代乐府诗——读渔洋〈论诗绝句〉其九札记》这两篇论文时，虽然研究对象严羽、王士禛所处的时代并不在他主要的研究范围之内，但由于对严、王所评论的众多诗人，对两人观念所从出的诸多批评家，都曾有过细致深入的探讨，因而在辨析其理论宗旨或指陈其优劣得失时仍能从容不迫，得心应手。由此可见，尽管他的研究重心有过数次转移，却并未因此而显得琐碎局促，依然能够做到前后贯通，彰显出堂庑阔大的气象。在了解其治学格局时，这些地方也是应该予以特别留意的。 慎思明辨、求真务实的研究方法 王运熙先生特别服膺《礼记·中庸》里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及《史记·五帝本纪赞》中提到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在治学过程中也注意身体力行，贯彻终始。他主张在充分占有并准确理解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谨慎周详地考察出现在创作和批评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原貌，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肇端于现代史学界的“疑古”风气盛行一时，给文学研究也带来过很大的影响。王先生并不认同一味“疑古”的态度，与此同时也不赞成盲目“信古”的主张，而是努力奉行“释古”的原则，强调尽可能完备地蒐求、排比各类史料，审慎详明地探寻文献本意，求得妥当确切的理解。他对乐府诗中清商三调归属的辨析考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证。自从唐人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郑樵《通志·乐略》以来，一直都将清商三调即平调曲、清调曲和瑟调曲这三类乐曲归入相和歌中。但自近代以来，陆续有一些学者提出异议。梁启超率先认为清商三调应该是与相和歌并列的乐府类别，并不能归入其中，随后引发了黄节、朱自清、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逯钦立、曹道衡等一大批学者的争论，问题的一个主要症结就在于各家对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所引录资料的理解存有不少分歧。王先生在《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中对相和歌的性质和特点做了扼要明确的阐释，随后又回顾了南朝以来直至唐宋时期的不同文献记载，尤其是从编纂体例的角度，着重考察了《乐府诗集》所据《古今乐录》中引录的刘宋张永和萧齐王僧虔二家论说，指出张、王等人的意见如实反映了魏晋至南朝时期人们对相和歌类别的普遍看法，也符合汉魏六朝乐府诗创作的实际情况，因而清商三调隶属于相和歌的传统观念不容置疑。这个聚讼纷纭的难题，经过这番明晰翔实的覆核考辨，终于得到了非常完满的解决。
王运熙先生 通过对史料的反复爬梳和细致辨析，归纳出具有规律性的义例，再以此为据，展开对具体问题的研讨，是王先生经常运用的研究方法。例如在《宋书·乐志》、《古今乐录》等文献中记载过不少吴声、西曲的创作本事，但因为与现存歌辞内容不符，往往招致不少学者的质疑。王先生在《吴声西曲杂考》中钩稽丰富的史料，对《前溪歌》、《子夜歌》、《碧玉歌》等十余个曲调的缘起做了缜密翔实的考索，判定史籍中的记载大抵可信，只是由于本事所述的原歌辞未能留存，而现存歌辞多因旧声作新辞，才导致歌辞与本事不符的结果。他后来在《略谈乐府诗的曲名本事与思想内容的关系》中还以唐代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为例，指出《雁门太守行》原辞虽然没能留存，但从曲调名称来推断，最初应该是用来歌颂雁门太守的作品，李贺只是利用乐府旧题来写幽蓟一带将士英勇抗敌的场景，绝不能将其写作背景穿凿附会到唐代的雁门地区。可见这既是乐府诗创作的特点，也是阅读乐府诗时必须掌握的重要规律。另如锺嵘《诗品》对一些诗人做过推溯源流式的评论，其中提到陶渊明诗源出于应璩。前人或讥其评骘失当，或为之牵强弥缝，都未能令人信服。王先生在《锺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中着重分析了《诗品》中所谓某人源出于某人的义例，指出锺嵘所言乃是就诗歌的体貌风格立论，与内容题材并无关联。前人在探讨应、陶两家渊源关系时，大多从作品题材的异同入手，甚至着眼于双方诗作所押韵部是否相同或是所用典故是否相似等枝节问题，其实都不符合《诗品》自身的体例，因此也就不能够得到确切的解释。他随即又仔细比较了现存的应、陶两家诗作，认为双方共同的特点在于风格的古朴质直。具体而言又可以分成两方面，首先是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有时带有诙谐的意味；其次是喜欢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理、发议论。尽管《诗品》的评论未必妥当，但就该书的体例而言，锺嵘认为陶诗源出于应璩是完全有理由的。通过反复推敲和细致考辨，不但彻底廓清了历代对陶诗源出问题的困惑和误解，也能够帮助读者加深对《诗品》撰述体例和批评标准的体会。 研究者往往会出于个人的好恶，影响到对研究对象的价值评判。王先生则坚持恪守理性、客观的立场，强调一切从史料出发，不虚美，不隐恶，如实、准确地反映事物的原貌。例如《文心雕龙》一书，因其体大思精，历来都备受推崇，近现代学者更是将其视为系统的文学理论甚至文艺美学专著。尽管范文澜先生很早就提到过：“《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但并没有就此展开详细的阐释。王先生认为范氏之说颇为中肯，在仔细寻绎刘勰在《序志》篇中的自述，并分析了全书的结构安排和论述重点之后，他在《〈文心雕龙〉是怎样一部书》、《〈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等论文中提出，《文心雕龙》其实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其目的在于指导各体文章的写作，阐明写作的原则和方法，以此来纠正当时不良的创作风气。他同时还指出，刘勰在论述作文之道时不仅广泛评论了历代作家、作品，而且系统地研讨了众多理论问题，视野开阔，见解精辟，因此也具备很强的理论性，并不妨碍我们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去进行研究。这样的结论并没有贬低《文心雕龙》的地位和价值，而是真正恢复了此书的本来面貌，有助于准确体会刘勰撰著此书时的苦心孤诣。 正因为王先生始终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宗旨，所以时常能够不囿于陈说，在反复研读文献之后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看法。例如南齐孔稚圭所撰《北山移文》是传诵已久的骈文佳作，现代学者往往认为其写作意图是为了讽刺先前隐居于钟山而后应诏出仕的周颙。王先生在《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中，从周颙、孔稚圭两人的生平经历和作品措辞里，都发现了一些依照这种意见难以自圆其说的疑点。他通过仔细寻绎《南齐书》中的记载，又发现周、孔两人在生活状况、交游对象、性格特征等方面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由此大胆推论道，《北山移文》并非在嘲笑欺世盗名的假名士，只是文人一时的游戏笔墨，目的不过是和朋友开开玩笑罢了。通过抽丝剥茧般的逐层剖析，使文章的创作主旨终得以大白于世。
王运熙先生与学生参加会议 对于前辈学人，王先生既保持充分的尊敬，又绝不盲从苟同，一旦发现其研究中存在偏颇疏漏，便坚持从求真务实的立场出发，予以商榷澄清。例如中唐时期传奇小说大量涌现，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同时兴起，两者都是以散体文进行创作的，所以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郑振铎先生就认为传奇是从古文运动派生出的别支，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古文的兴盛得益于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这些看法在学术界都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王先生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他在《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中认为，唐传奇是在汉魏六朝小说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其文辞风貌也主要继承自汉魏六朝小说，至中唐以后则又受到变文、俗曲等影响，骈偶成分逐渐增多，文辞也日趋华艳，和古文家们倡导的质朴雅洁之风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唐传奇的兴起和发展无须仰赖古文运动，古文的兴起也绝非源于古文家之试作传奇。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之所以会创作小说，只是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其作品也并不能视为传奇的代表。在分别考索了传奇和古文这两种体裁的发展线索、文体特征及写作年代等关键问题之后，令人信服地修正了前辈学者的错误意见。虽然曾因此引起同在复旦任教的陈门弟子蒋天枢先生的不满，王先生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毫不动摇。他后来又撰有《简论唐传奇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进一步补充、完善自己的看法，从题材、内容、篇幅、叙述、语言、句式等多个层面论证唐传奇与汉魏六朝杂传之间颇有渊源，而和古文运动并无直接的、密切的关联。另如中唐时期的韩愈在诗歌和散文方面都卓有成就，前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认为韩文因为突破了骈体的限制而显得平易流畅，韩诗则为了力避平弱而务求奇崛。今人黄云眉先生更是张大其说，强调“韩诗和韩文的要求恰恰相反”，可随即就产生了疑问：“一个人的两种文学作品，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相反的道路？”王先生在《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中仔细剖析了韩愈写作散文时遣词造句的主要方式，并和当时通行的骈文进行比较，另外又参酌史传、笔记中对韩文的评价，从而有力地证明韩文的风格特征其实和韩诗并无差异，两者都力求体现奇崛古奥之美。后人之所以会产生韩文与韩诗风格异趋的错觉，首先是因为对唐代流行的骈体文的语言特征不甚熟悉，先入为主地以为骈文要比古文艰涩难懂；其次则是由于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方式打破了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不符合以往对诗歌语言的要求，更容易给读者造成奇崛艰深的印象。这就匡正了前人在认识上的偏颇，也很好地解答了黄云眉先生的困惑。正是在研究中恪守实事求是的立场，坚持独立思考的原则，才使得王先生在努力探究的进程中不断有新的发现。 见微知著、通达平实的学术风格 由于早年刻苦攻读，以致罹患眼疾，目力受损，王先生从二十多岁起就无法在夜间工作，只能利用白天阳光充足的有限时间进行阅读和写作。这毫无疑问会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不过也促使他逐渐养成了独特的治学习惯，尽量划定适当的研究范围，集中于某个特定议题，不牵扯到过多的枝节，事先在头脑中反复推敲，等到考虑充分之后才正式落笔。尽管考察的对象往往非常具体，但他在钩沉索隐的过程中经常贯穿着较为明确的问题意识，通过一番努力开掘，便能够由表及里，引发读者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索。 针对一些特殊术语和概念所作的深入阐释，最能显示出王先生这种见微知著的治学特色。例如刘勰《文心雕龙》所提倡的“风骨”，其具体内涵曾经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先后出现过数十种不同的说法。但在各执己见的争议中还是存在着共同的倾向，即认为其中包含着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要求。王先生在龙学方面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就是为了参加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前期兴起的那场讨论而撰写的，他不同意大多数学者的意见，通过对《文心雕龙》用语习惯的认真辨析和前后文意的反复推敲，认为所谓“风骨”指的应该是“思想感情表现得明朗，语言质素而劲健有力，气势刚健，措辞精要”。简而言之，“风骨”描绘的是作品的艺术风貌和表达效果，而不是指思想内容的优劣高下。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对司马相如《大人赋》和潘勖《册魏公九锡文》这两篇被刘勰在《风骨》篇中奉为典型的作品详加考察，两者就思想内容而言，均不可能是刘勰心目中纯正高尚的典范，但从表达效果来看则极富感染力，可见“风骨”和思想内容本身的优劣高下确实不能等量齐观。随后他又结合《文心雕龙》其余诸篇对各体文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进一步验证自己对“风骨”的体会是否符合刘勰的原意。关于这个问题，他后来还写过《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和《〈文心雕龙·风骨〉笺释》，前者纵论魏晋至盛唐时期对“风骨”的阐发和推崇，涉及人物评论、画论和诗文评等多个领域；后者采取逐字逐句精读细讲的方式，对《风骨》篇的要旨加以评析阐述。这两篇论文针对此前尚未能充分展开的内容做了必要的补充，对“风骨”的理解则一以贯之。而针对“风骨”所作的细致诠释，其实也贯穿着他对《文心雕龙》撰著旨趣乃至南朝以迄唐代文学观念的整体理解。另如《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提到作家在创作前必须准备的诸多工作，其中有一项“研阅以穷照”。很多现代学者认为“阅”指阅历而言，“研阅”意谓研究生活经历。这样的解释比较符合现代作家强调深入生活、重视切身体验的主张，似乎很能够言之成理。但王先生在《读〈文心雕龙·神思〉札记》中提出异议，强调“研阅”应该是指阅览、钻研前人或他人的作品。虽然这和刘勰提到的另一项准备工作“积学以储宝”都涉及阅读他人作品，但两者侧重点各有不同。“积学”句重在吸取各方面的知识和材料，而“研阅”句重在借鉴艺术方法和技巧。为了证明这种差别确实存在，他随即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种书籍颇为盛行，一种是分类纂辑多种知识的类书，一种是编选优秀诗文作品的总集，恰好分别应对“积学”和“研阅”的不同需求。接着又特别说明，六朝文士注重词藻的华美和情感的动人，并不重视叙事类的作品，也不强调反映社会现实。刘勰虽然注意到时势和经历会给作家创作带来重要的影响，但并未提倡作家应该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尽管这里探讨的只是一个术语的内涵，但能够以点带面，通过逐层深入、淋漓尽致的分析阐释，引申到对整个时代创作风气和评论依据的观照。
王运熙先生 王先生对历代诗文选本极为重视，认为：“总集中的一部分选本，表明了编选者鲜明的、有价值的文学观念，这对于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和思想的学人来讲，也是值得注意的。”尽管受到编选者个人能力和评选标准的限制，诗文选本只能精选部分作家作品，但也能从特定的角度折射出不同时期的风气所趋。王先生在这方面也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选》和唐人选唐诗等领域。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历来被奉为学习汉魏六朝文学的经典，自隋唐以后研究日盛，逐渐形成所谓的“选学”。然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受到“选学妖孽”口号的影响，相关研究一度陷入低谷。王先生主张将《文选》的编纂作为重要的文学史现象进行探讨，而不能笼统地加以贬抑。他在《〈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中，对此书的编纂情况做过较为深入翔实的分析。他首先考察了《文选》的选录对象，指出萧统的关注点在于“篇章”、“篇翰”和“篇什”，即从别集中挑选出来的诗文作品，基本上不选经、史、子部中的篇章，那主要是由于总集的体例使然。随后他又重点辨析其编选标准，认为萧统偏爱的是那些在抒情、叙事、述义等方面都注重辞藻、对偶、音韵、用典的作品，另外则非常强调风格的雅正，反对过度追求华美而失之浮靡。《〈文选〉所选论文的文学性》一文又在此基础上，聚焦于书中所选的大量史论、史述赞等议论性文章。在今人看来，这类文章并不能算作文学作品，《文选》为何大量采录，颇令人感到费解。王先生通过对具体篇目的细致研读，阐明这类论文因为注重属对工致、声调和谐、词采雅丽、用典富美等语言方面的众多要素，才受到萧统的青睐而得以入选。至于史书中的人物传记，尽管人物描写栩栩如生，事件叙述生动曲折，在今人看来极具文学性，却由于不能体现上述这些特点而被一概摒除。这些论文都是针对南朝文人重视骈体文学的现象而展开论述的，对骈体文学在语言表现形式上的主要审美特征做了客观中肯的总结和评价。唐人选唐诗也是王先生关注的重点，同样通过对一些重要总集选录标准的考论，去反映文学风尚的递嬗演变。在《释〈河岳英灵集〉论盛唐诗歌》中，他对编选者殷璠所说的盛唐诗歌“声律、风骨始备矣”做了详尽的阐释，不但追溯了盛唐诗歌与汉魏六朝诗歌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还历数两《唐书》、《资治通鉴》、《唐诗纪事》、《登科记考》等文献，着重考索唐玄宗崇尚经术、摒弃浮华的政令措施对当时诗歌创作带来的深远影响。另一篇与此相关的论文《〈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诗标准》，则结合殷璠选评的具体诗人诗作，分析“风骨”、“兴象”等评判标准的内涵所指，再以此为依据，推求殷璠更加重视古体诗的原因所在。他还将《河岳英灵集》置于初盛唐以来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指出它是一部较能反映开元、天宝时期诗歌创作风貌的选集。中唐时的元结编选过《箧中集》，仅收录七位诗人的二十四首诗作，在现存唐人选唐诗中是篇幅最小的一种。王先生撰有《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由《箧中集》的编选特色来考察元结的创作渊源和文学观念，并进而探究中唐时期诗歌创作的新动向。他指出以元德秀、元结、《箧中集》作者群体和孟郊等诗人为代表，形成了一个复古诗派，他们都提倡五言古调，鄙视当时流行的近体诗，以恢复汉魏诗歌质朴古雅的风格为指归。随后还提到，元结不仅主张诗歌复古，在文章写作方面也有相同的倾向，而其古文创作中存在的优缺点也同样体现在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古文运动的先驱代表身上。在《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他又专门论述过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韦縠《才调集》等唐诗选本，指出前者反映了大历年间推崇清雅工致的审美标准，而后者体现了晚唐文人喜用近体歌咏艳情的创作风尚。这一系列研究都能够以小见大，联系到某一时期的创作风气，做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对于准确了解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嬗变大有裨益。 对于某些创作现象或批评风气，历代评论家由于站在各自的立场，有时不免导致意见相左，甚至各执一端，互不相下。面对这样的情况，王先生主张平心静气地看待问题，用不偏不倚的通达态度来处理存有分歧的看法，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再探求圆融妥帖的解释。例如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创作主旨，有的学者认为意在批判李隆基、杨玉环二人因生活荒淫而招致祸乱，有的学者则认为诗中包含了对两人悲惨命运的同情怜悯。由于白居易提出过作诗讽谏的主张，因而前一种观点更容易占据上风。王先生在《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中，依据全诗描写的重点所在以及白居易将其归入感伤诗而非讽喻诗的事实，认为此诗的思想内容其实兼具了上述两方面，而更偏重于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哀悯同情。他还对同时撰写并与《长恨歌》相互配合的陈鸿《长恨传》进行查考，从《文苑英华》中所载《长恨传》后所附别本中发现若干异文，据此推断白居易是在听闻旁人所述方士探访杨妃下落的民间故事之后，因为深受感动才着手创作，这和身处中央朝廷写作讽喻诗时的情况截然不同，两者不能等而视之。通过对写作背景的还原和创作动机的阐释，使读者对此诗主题有了更确切的理解。再如关于李白的思想状况，前人往往关注超尘脱俗的一面，近现代学者更是着重强调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王先生在《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中对此做了更为周详细密的探讨，指出在生活理想方面，李白既渴求建功立业，积极有为，又向往退处山林，隐居避世，最终则用功成身退的方式来加以调适；而在政治理想方面，他要求社会环境安定强盛，人民生活宁静和平，统治者注重教化而清静无为。其思想内容复杂，主要渊源于儒、道两家，同时又接受了部分纵横家的观念。其后在《并庄屈以为心——李白诗歌思想内容的一大特色》中，也对李白驳杂的思想成分做了详尽的梳理，进一步印证自己的论断。他认为屈原和庄周两人在生活理想和政治态度上存在非常明显的歧异，原本是难以调和的，然而李白却通过创作实践将庄、屈思想兼容并包，从而开辟出独树一帜、前无古人的新境界。他还在《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中，阐述了李白诗歌中所存在的积极用世和隐遁避世的双重特点，探讨各自的形成背景，并梳理、比勘唐宋之后以迄近代的大量评论，指出不少评论者尽管所持褒贬态度不一，但往往偏重于讨论李白的出世倾向，以致不能如实地呈现其思想全貌。由于在考察中力避以偏概全，善于从不同角度以融通兼顾的眼光去统观整体，对研究对象的认知也就显得更为丰富立体。
王运熙先生 在研讨辨析的过程中，王先生不仅能够“入乎其内”，努力发掘议题中蕴含的奥义微旨，而且能够“出乎其外”，用简练准确的语言将自己的看法陈述清楚。即便面对一些艰深繁复的问题，自己也确实经历过一番深思苦虑，但在运思落笔时仍能举重若轻，以简驭繁，仿佛促膝闲谈般娓娓道来，绝不会为了达到惊听回视的效果而故弄玄虚或妄加比附，所以他的论著总能给人留下语言平实、条理清晰、文风明净的深刻印象。关于如何更好地撰写论文，他有着深切的体会和自觉的追求，他认为：“论文的语言，应当明朗、准确、流畅，有可读性，学术论文不是文学散文，宜于客观冷静地进行论说，使读者明白情况和事理；不宜于抒发作者主观的感情，或表现丰富的文采。由于性格、兴趣的差异，有的作者的论文写得生动而有文采，自可别具一格，但要注意避免因追求文采生动反而使观点不够明朗准确，以辞害意。”针对述学文体而提出的这些要求，大旨在于刊落浮华，摈弃空言，提倡以简素平实的面貌示人。尽管他的论著乍读起来并没有炫人耳目的词藻，但在朴素简淡的文字背后却透露出耐人寻味的悠然和深邃。 王先生性情宽厚，平易近人，但自律甚严，不趋世风；在生活中甘于简朴，淡泊名利，却钟情学术，乐此不疲。尽管在多个学术领域中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同时又长期兼任各类学术团体的要职，他却始终保持谦逊恬淡的学人本色，在狭小简陋的望海楼中有条不紊、泰然自若地阅读写作，毫不在意窗外的喧嚣浮躁。在和家人、学生闲谈时，王先生偶尔也会提到，投身于学术带给自己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倘若被迫放弃，将会导致莫大的痛苦。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始终是那么平和从容，却又透露出无比的坚定和自信。在潜心研究之余，他还因材施教，亲身垂范，悉心指导培养了一大批学生，私淑者更是不计其数。他遗留下来的众多著作固然能够嘉惠学林，不断提供切实的教导和丰富的启发，而他的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和纯朴谦和的人格魅力，更将化为一股无形而坚韧的精神力量，永远激励着后学们继续前行。
王运熙先生 *杨焄，男，1976年出生于上海，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及近现代学术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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