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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学科是在二十世纪的怀抱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两者之间有着特别的关联。没有二十世纪，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学科。二十世纪初，是中国文学学科的萌生期，“中国文学史”的出现是一个重要标志；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发展裂变期，“中国文学史”向四个方向裂变，一是从性质的方向裂变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是从朝代的方向裂变出各代文学史，一是从时代的方向延伸出“中国新文学史”，一是从文体的方向分裂出如“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散文史”等；五、六、七十年代可谓特别时期，反映论与阶级论对各学科的渗入，是这个时期中国文学学科的重要特点；八十代以后中国文学学科进入新的发展与裂变期，各学科除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发展之外，还继续分蘖出新的学科。比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支，就分蘖出了诸如“中国小说批评史”、“中国诗歌批评史”（“中国诗学史”）、“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戏曲批评史”等。中国文学学科枝叶更加繁茂，流派更加纷呈，蔚为壮观。 黄霖教授 毫无疑问，中国文学学科在任何时期、任何一脉的发展，都与一些特别人物联系在一起，都凝聚着学科创立者的无数心血、智慧与汗水。提起“中国文学史”，人们很容易想起扶轮社版《中国文学史》的作者黄人；提起“中国小说史”，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鲁迅；提起“中国诗史”，人们脑海里会跳出陆侃如、冯沅君的大名，因为他们写作了著名的《中国诗史》；提起“中国文学批评史”、人们不难想到写作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郭绍虞……与此相近，说到“中国小说批评史”，也难以绕过黄霖先生，原因很简单：黄霖先生的一系列小说批评史论著，标志着“中国小说批评史”学科的真正建立。 壹 于无声处：小说批评史的初创 文体历来都有意识形态，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中国，小说长期以来都处在诗歌、散文甚至戏曲之末，不入大雅之堂。从《文选》到《文苑英华》再到网罗天下文章的《四库全书》中，都难找到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的影子。小说只是在文学的边缘或者边界之外悄然存在，要么是以诸如“杂史”等其他面目存在。二十世纪以后，先有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响亮口号，后有胡适等人提供白话文学，为《水浒传》、《红楼梦》等作长篇考评，同时稍后又有鲁迅作专门的《中国小说史略》，小说的地位这才有所抬升。 不过，这种抬升其实相当有随，并且只是在少数场域，在少数人的心里。在传统文人的观念里，小说仍然只是小说，而无法称“文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中，都难找到多少有关小说的篇章。而初创期的几乎所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更是难寻“小说批评”的影踪。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初版）虽然从周秦写到明清，两宋以后各章按文体分节，有“诗评”、“词评”、“曲评”、“骈散文评”，却无“小说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出版社，上卷1934年，下卷1947年）全书70余万字，卷帙浩繁，笔触所及仍在诗文批评，无一字及于“小说批评”。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出版，全书由商务印书馆在1943、1944、1945年陆续出版）只有“周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晚唐”四册（后合为二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刊印了未及定稿的遗著作为第三册，也只及于两宋，明清部分未付之笔札，固然无缘触及“小说批评”。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不以“史”为名，也不将小说批评置于其中。鲜有的例外，是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1934年），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两书都将金圣叹作为论述对象，破天荒地对金圣叹的小说批评作了介绍，尽管所占篇幅与比例都微乎其微。 这种重诗文批评轻小说批评的畸轻畸重情形，直到敏泽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文学出版社，1981年），尤其是复旦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上册，1979年上册新版，1981年中册，1985年下册）出版之后这才得以真正改变。敏泽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共有六章八节涉及小说理论与批评，第十七章“李贽等”的第三节“关于《水浒传》的评论和评点”，第十九章“明代的戏曲和民间文学理论”中的第四节“冯梦龙和晚明的小说及民间文学理论”，第二十章“清代曲论、小说理论和明清关于《水浒传》的评论”的第二节“关于《聊斋志异》和《水浒传》的评论”，第三节“金人瑞”，第二十七章“改良主义的文学理论”中的第三节“梁启超”、第四节“晚清的改良主义小说理论”，以及第二十八章“关于《红楼梦》的评论”。章节安排的变化，清楚地显示了论者对小说理论批评的重视。 当然，真正将小说批评与诗文戏曲批评平等对待，并且全面展开论述的还是复旦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部历史上第一部深入按文体立章的批评史，其第五编“明代”除绪论外共分“诗文批评”、“戏曲批评”、“小说批评”三章；第六编“清代前中期”除绪论与“清初思想家的文学观”外，另有“文论”、“诗论”、“词论”、“戏曲批评”与“小说批评”五章；第七编“近代”在绪论外，共分“诗文批评与词论”，“戏曲理论批评”和“小说理论批评”三章。“小说批评”不但与诗论、文论、词论、戏曲论平起平坐，而且大有凌驾于其上之意。明代编“小说批评”分“历史小说论”、“吴承恩及谢肇淛”、“李贽与叶昼”、“冯梦龙及其他”四节共55页；清代前中期编“小说批评”分“金人瑞与毛宗岗、张道深”、“关于《聊斋志异》的评论”、“曹雪芹、脂砚斋及其他”、“闲斋老人及其他”四节共77页，近代编“小说批评”分“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吴沃尧及其他”、“徐念慈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观”、“王国维与王钟麒、黄人的中国古典小说论”、“林纾的翻译小说理论”、“管达如的《说小说》和吕思勉的《小说丛话》”，共113页。将明、清、近代三编的小说批评部分合在一起，再加上“宋元”编第四章中的“小说批评的萌芽及罗烨《醉翁谈录》”一节15页，实际上就是一部长达四章十六节，245页，20万字许，以时间为经，以批评家为纬，以理论范畴为要点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小说批评”的加入，不仅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可说是“中国小说批评史学”创立的重要标志。正是从这部书中，人们开始充分感受到与诗、文、词、戏曲批评相鼎立的小说批评意识，完整地感受中国小说批评史存在，及其萌芽、发展、高峰、余波的整个历程；正是从这部书中，人们开始知道，除了李贽、冯梦龙、金圣叹、梁启超、王国维等少数论者有过小说批评之外，还有蒋大器、谢肇淛、叶昼、毛宗岗、脂砚斋、卧闲草堂等众多小说批评家；除了诗话词话曲话这样的小说批评文本之外，还有小说杂评、小说序跋、小说评点这样的小说批评文本；除了意境、风骨、神韵、文道这样的诗文理论范畴，也有羽翼信史、传奇贵幻、因缘生法、格物、避犯等等小说理论范畴。显然，对于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它们都是全新的知识体系。完全可以说，“中国小说批评史”这门学科或者学科分支，正是由《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棵大树上生长分蘖出来，正是这部分散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的延伸和发展。 以此为起点，“中国小说批评史学”开始渐次走向繁荣，中国文学理论史、批评史之包括小说批评，成为了几乎不可更改的定例，而独立的小说批评史著也由此鱼贯而出，在此之后陆续出现的小说批评史著达十几种之多。所有这些成果，几乎都受到这部分散在各编中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的启发或滋养，或者竟可说是由它直接牵引而出。如果这些著作依现在的著例开列参考书目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这部包含“中国小说批评史”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定是它们无法遗漏的重要参考文献，如果不是第一参考文献的话。 正如人们所知，复旦三卷本是由刘大杰先生、王运熙、顾易生先生先后主编，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集体编撰的著作。“小说批评”之走进《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要归功于该书主编刘大杰、王运熙、顾易生先生的慧眼卓识，如果不是他们认识到小说同样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批评就难以进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框架之内；如果不是他们设计分体批评的撰写体例，那么，即使涉及小说批评的内容，也很可能会是点到为止或者各自为政，无法写成自有首尾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来。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即从“中国小说批评史”的角度来看，那么，“中国小说批评史学”的首创仍然要归功于黄先生。原因很简单，该书的“小说批评”部分，即第四编“宋元”部分的第四章之第四节“小说批评的萌芽及罗烨《醉翁谈录》”，第五编“明代”、第六编“清代前中期”、第七编“近代”的“小说批评”或“小说理论”部分，全都出自黄霖先生一人之手。 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来看，这部245页、20万字不到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不免还有些单薄。然而，考虑到此前学界甚至连“小说批评”的观念都还没有形成，“小说批评”的对象材料也深藏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少有人爬罗剔抉，至于小说批评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应该如何架构，更是几无依傍，就知道《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小说批评文字的分量究竟有多厚重。这就好比建造楼宇，既无图纸模形，又无实物参照，还无砖瓦水泥，唯一的所有就是一片空地。建筑师既要抟泥成砖，伐木为梁，又要绘制图纸，布置结构，然后竖间架，累砖瓦，成华屋。这屋哪怕就算不是高楼大夏，也实属难能可贵。何况此屋一成，便成典范，此书有关小说批评的对象、内容、结构、范畴、体例，甚至述论方式都直接为后此诸种小说批评史著所效法呢！ 贰 有容乃大：小说批评史料宝库的建设 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本是集体著作，因此，黄先生在其中所做的小说批评史的开创工作，外人多半不太知晓。说起黄先生与中国小说批评史学的建设，人们首先想到的很可能是长达98万字的煌煌大著《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上册，1985年下册。） 本书题名为《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实际上却不仅仅是小说理论与批评论著的编选，而是一部由“原文”、“注解”与“说明”三部分构成的特殊形式的论著。在当今的评价体系及不知情的读者眼里，这样一种著作形式也许没有多少学术含量，做起来十分轻松。然而，有过相关经验，了解当时学术背景的读者一定会真切感受到这本著作的编著“看似容易实艰辛”，感受筚路蓝缕的种种困难。 读书难。顾名思义，“论著选”就是从无边无界的古代、近代文献中寻找、选择目标文献。这就正如原野寻矿、沙里淘金，不踏遍四野，谁知矿藏何处？淘尽江沙，未必得到金子一粒。在遍翻历朝历代经史子集之前，你永远不会知道“小说理论批评论著”藏身在哪个角落！很简单，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的小说批评文献调查，压根就没有多少小说批评目录与文献学著作可以帮助。诸如《古本小说集成》、《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也没有出版，各种要查阅的图书还是散落在各大图书馆。再说，那时电脑等电子技术还没有进入读书界，图书馆对复印也有严格甚至苛刻的限制，各大城市、图书馆间的交通也远没有当今便捷。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是一个原始的工程。除了在一个图书馆一个图书馆之间奔波，一本书一本书地翻阅，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之外，哪有什么捷径可走？要将全部的江河湖泊竭泽而渔固无可能，要在全部的江河湖泊中撒网一过，又岂是易事？ 选择难。文献如海，无从下手，固觉茫然；读书多天，翻书几过，略无所得，也不免让人气馁。不过，要从无边的文献丛中选出200余篇作品来，其淘汰、抉择之难，也不会小于读书之难。标准是什么？依据在哪里？这些都需要建筑在整体阅读之上，颇费思量，而在确定尺度之后对各篇的取舍，则需要细读与比较，也不是易事。况且，古代小说及其论著的刊刻、版本情况极为复杂，也增加了选择的难度。 注释难。我国学术素以训诂闻名，然而，小说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既低，小说与小说批评文献也就只能生存在传统文学的边缘与边界之外，自然少人问津，更谈不上为它们作注作解，尤其是有关作者、版本、人物等专名，更是如此。犹如荒园里的野花野草，也如新星在太阳系、银河系之外。要为这些文献作注，无异于植物学家要为众多新发现的植物定性，无异于天文学家为簇簇新星定位。对于这点，本书责任编辑陈俊山先生体会尤深，他在该书《编者附记》中说：“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坛轻视小说，致使有些看到小说意义的文人学者，在写小说序跋或回评时，也常用别号、假名或托古人名，这可能是因为有利于直抒胸臆，也可能是因为怕见笑于士林。但这样一来，今天要弄清他们的真实姓名和生平思想，就非常麻烦。小说不同于古诗文，用典使事多不合于‘经传’；评论小说者更是驰骋于稗史、笔记、杂纂、民间传说之间，用典使事更多冷僻者，要注明它们的来历，必须辗转考评，方能做到。” 说明难。除了对词语“注释”之外，本书每篇之后还有对整个篇章的“说明”，这是《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一大特色。“说明”不是简单地对各篇的内容大意作概括，而是要为它在小说批评史进行定位，指出它在小说批评史的价值与影响。既要有宏观的背景，又要有微观的深入了解，自非易事。 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 当然，以上诸难，说难实难，说易也实易，是难是易端的要看研究者的态度。研究者可以视易为难，也可以化难为易。只是，研究者的难易态度也将直接决定其成果的价值。研究者面对与克服的困难越大，其学术价值自然也就越大，反之亦然。显然，面对这些困难，黄先生没有偷懒、逃避，没有转弯、放弃，相反，他总是迎难而上，硬碰硬地解决，以致于有些注解，尤其是有关论著作者与版本的注解，几乎做成了专门的考证文章。反过来，黄先生一些影响极大的考证文章，如《〈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关于〈三国演义〉钟惺本、李渔本两题》等，也是为了解决读书与注解中发现的问题而产生的。这样一来，该书原本的四大困难反倒成就了全书的四大特点：“读书难”成就了本书“容量大”的特点，“选择难”反转成了“选得准”，“注释难”翻作“注得深”，“说明难”的结果是“说得明”。 本书选文200余篇，字数达98万，选文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篇章来源于诸子、史著、笔记、诗文、杂纂、序跋、评点、题辞、报刊评论，几乎遍及中国所有载籍形式，是谓“容量大”。本书所收篇章都是千挑万选，各有意味，如以《文选》注引桓谭《新论》为第一篇，就是将它视为有关“小说”文体的最早论述，将刘辰翁《世说新语眉批》选入，则是将它作为小说评点形式出现的标志，不惜篇幅地将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序”、“读法”与“回评”一并选录，实是将它作为中国小说批评史的高峰，而这些篇章在小说批评史上也确实各具代表性，这就是“选得准”。全书注解，固然有详有略，有深有浅，这个特色换一个方向也可以说是当详则详，当略则详，该深则深，该浅则浅，对于一般的语词，全书以简明为主，但每逢与小说批评史相关的作者、版本、人物、事件，黄先生总是不惜气力与笔墨，每篇选文的注（为作者与版本作注），则常常是追根究底，代表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认识，是谓“注得深”。全书在选文后的“说明”，或长或短，但都要言不繁地概括它的内容，指出其在小说批评史上的贡献，如《少室山房笔丛》篇后说明，指出胡应麟“更定九流，从古以来第一个为小说在子书类中明确地争一席之地，使之与儒、道、释等诸家平起平坐。”“胡应麟对小说作了系统的分类……他的具体而较有条理的小说分类突破了传统目录学的划分。”这样的论断真可称为言简意赅、直指要害，是谓“说得明”。或许正因为做到了这些，黄先生自己对此书也十分看重，谈及此书时，除了再三表达对责任编辑陈俊山由衷的感激之外，对那段泡（图书）馆的时光也每每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得意的神情：“幸好那时还年轻，腿脚勤，手也快，嘿嘿！”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并不是唯一一部小说批评史料选，在它略前，郭绍虞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已经收录了部分小说论篇章，在它同时或前后，至少还有两种同类著作，一是曾祖荫、黄清泉、周伟民、王先霈几位先生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一是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编的《明清小说序跋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两书均以序跋为选录对象，长江版另在相关篇目下附录少数其他篇章，春风版更是聚焦于一馆所藏通俗小说序跋；两书选文均不足百篇；长江版多数篇目带有注释和说明，但更简单，春风版只录原文，文前有对小说的简介，未对序文作注作解；长江版字数为21万，大连版为12万。虽说各书有各自的因缘、目的，也有各自的特点和价值，不宜简单比较高下，更不能因此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但相互参看，确实可以更加清楚地感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突出特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的注者之一、日后又撰著了《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的周伟民教授评价此书说：“中国历代小说理论批评材料至此第一次得到全面的发掘和整理，这一研究领域浩大的资料工程至此基本完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此书的价值与地位。陈辽先生说此书体现了“选家眼力，注家功夫，史家胆识”，也与上文所说四大特点相吻合印证。 正因为具有这些特点，这部著作不再只是一部简单的小说批评文选或者“资料集”，从实际效应来说，它不仅是一般读者了解中国小说批评史的上佳著作，同时也是此后三十年间各类小说批评史著的资料与思想宝库。其选文为小说批评史著划定了基本范围，确定了基本研究对象，提供了基本材料；其“注解”为研究者排除了大量障碍，为他们的继续研读大开了方便法门；其“说明”既发掘、梳理和建构了小说批评史的知识、范畴与结构，又提供了进一步进入小说批评史深处的坐标和线路。一般读者与小说批评史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既可用，也好用，且够用。可以说，此后出版的各种小说批评史著，多可视为本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小说批评部分的“继续说”：它们所论的对象材料，大多没有超出《论著选》的范围；它们所提及的理论范围，甚至阐释方式，大多可以在《论著选》中找到源头。即使是在十五年以后，规模更大的同类作品（如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地位与影响力也仍然没有动摇。尚记自己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此书就常置于案头，日夜翻读，总能获得灵感。现在为作此文，再次打开这部书脊裂破、封底缺损、满纸都是自己随手涂抹写划的旧书，何胜慨叹！ 当然，这并不是说本书就那么完美无缺，抄录偶有错漏，注解或有遗漏，说明尚有未到，校对尚有不精，这些不足之处本书也未能尽免。再者，本书收罗虽富，但还远不是批评史料的全编。事实上，任何一部著作，都很难说十全十美，何况那个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之初，各种条件都受到限制。令人欣喜的是，黄先生对本书的不足，早就心中有数，初版之后不时加以修订，并于1990年、2000年先后出版了修订版。此后又邀学生一起再度查改重释，并于2009年以《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之名再度出版。更为可喜的是，黄先生在《论著选》出版后不久，就起意要将尚未收编的小说批评史料尽数网罗。经过二十多年的日积月累，这部收录小说话200余种的巨编《小说话丛编》也将出版。我们有理由为之引颈翘首，等待这美妙时刻的到来！ 叁 经纬交错：小说批评体系的架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虽然是分别出版，并且性质不同的两种著作，不过，它们的出版时间实在相距很近，而性质也暗自相通。明眼人很容易看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著作，其实是同一研究活动的不同阶段。《论著选》原本是《批评史》的前期准备工作，而《批评史》则是《论著选》的目标与结果。只是这个准备过程做得太细致、太深入、太投入，它才渐次显示出独立自足的价值，由副产品一跃而为正产品，由单纯为己的写作材料，一变而成为为人的学术公器。另一方面，黄先生既然这样忘情地浸淫在这些对象材料中，他的思想当然也不会完全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框架所囿，当他感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得已经不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体例所容的时候，也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思想容器，于是，《古小说论概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诞生了。 乍看起来，这是一部不怎么起眼的作品。无论从书名、丛书名，还是从图书的装桢、开本、厚度来看，它都是那样普通、谦卑。“概观”的书名，很容易给人通俗读物而非学术著作的印象；“文艺知识丛书”的丛书名，也很可能让人以为这是一本介绍现成知识的小册子，何况与它同列本辑丛书的是《诗法举隅》、《文艺欣赏漫谈》、《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等书，多少给人以杂乱的感觉；而简易的装桢，小32开的开本，不足200页以及全长不足10万字的规模，也是再朴素不过的打扮。再者，全书分上、下或者纵观、横观两编，其“纵观篇”十二节的内容也没有超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小说批评部分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相关篇章的“说明”部分多少。 尽管如此，如果将它放到小说批评史学的诞生与发展历程中来考察的话，仍然可以发现，这部其貌不扬的著作，其实有它独特的特点、价值与地位。 黄霖著《古小说论概观》，上海文艺出版社 首先，这是第一部独立的小说批评史论著。正如前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界尚没有明晰的小说批评及小说批评史观念，与此相应，小说批评史学专著也一直没有出现。八十年代前后，出现了诸如郭豫适《红学研究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韩进廉《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等以单部小说或批评研究为对象的著作，但显然与小说批评史著还有较远的距离。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虽然包含了“中国小说批评史”的内容，但它毕竟是散落的或隐含的小说批评史，还没有从其母体中完全独立出来。叶朗先生的《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虽然比《概观》略早，然而，一者，叶著以“美学”命名，已经表明该著区别于“小说理论批评”的旨趣，其立足点在“美学”，而不是文体批评；一者，叶著虽然名为“中国小说美学”，然其实际内容则是“明清小说美学”，并未涉及明清之前。因此，也难称最早的小说批评史著。与之相反，《古小说论概观》明确以“小说论”即“小说理论批评”立名，且从小说批评的萌芽开始谈起，更具首尾，是历史上第一部独立而且完整的小说批评史著。 其次，《古小说论概观》的上篇（纵观篇）的论述对象虽然没有超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范畴，但是，它毕竟是对小说批评史的单独与集中的论述，因此，对于小说批评的发展线索与过程给予了特别强调。该著开篇就说：“我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批评源远流长，具有明显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它萌发、成长在中国古代社会这块特有的土壤上，与小说本身经由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野乘，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杂录、唐代传奇、宋元话本等不同历史阶段密切相关，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由简陋臻于完善。”为全书定下了基调和方向，可见其明确而深厚的小说批评史意识。纵览全篇，分明可以感到黄先生对小说批评史发展及其阶段的总体把握，“萌芽状态的小说论”、“罗烨对话本艺术的小结”、“蒋大器及历史小说论”、“吴承恩等神幻小说论”、“小说评点的奠基人李贽与叶昼”、“晚明世情小说论与冯梦龙”、“雄视一代的金圣叹”等命名，不仅是对小说理论与批评的类型区分，同时也是对小说理论批评的阶段划分。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主要以批评家立目的论述相比，线索更加清晰，历史味道更足。 当然，下篇（“横观篇”）是全书更具个性和特点的部分，也是不为前两书结构与体例所容的部分。该篇共有五节：“小说的价值观”，“真实与虚幻”，“绘形与传神”，“环境、细节、语言”，“故事情节与结构布局”，实际上是对小说理论批评体系的总体把握，以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批评主要由价值论、真幻虚实论、人物塑造论、情节结构论等几个部分构成。这真是直取肝肺、切中肯綮、一览众山小之论，非在小说批评史料中浸淫揣摩多年者不能言。尤其是将“价值论”作为首要问题，更是挠到了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痒处。前此论者既难有此论，后来学者也殊难超越。宁宗一等先生作于十多年后的《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中设“小说观念的成熟”一章，下分“小说功能观”、“小说虚实观”、“小说典型观”三节，就与黄先生对小说批评结构的认识大致相同。笔者自己作于二十多后的《中国小说学主流》将中国小说学构成分为“功能价值论”、“事体虚实论”、“叙述艺术论”、“形象性格论”、“情节结构论”与“语言魅力论”几部分，也脱胎于黄先生几十年前的论述。初看起来，小说理论批评体系与小说批评史一横一纵，两不相关，实际上，历史与理论之间从来就是曲径通幽。理论固然常来自历史，好的历史也常常通往理论，没有理论的历史很可能是现象的简单堆积。毫无疑问，本书对小说理论批评结构的论述，进一步确证和提升了其小说批评史的理论品格。 事实上，从黄先生个人的角度来说，本书也不是可有可无。固然，最早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系统论述“中国小说批评史”，奠定中国小说批评史的基本框架，最早对小说批评史料全面整理，为论者提供可用、好用、够用的对象资料，都足以说明黄先生中国小说批评史学开创性研究的骄人成绩，然而，它们毕章是分散的和隐含的小说批评史。这部最早的小说批评史学专著的出版，无疑弥补了前面的遗憾。三种不同形式的小说批评史著，分则为各自领域里难以替代的领先者，合则构成一个相互补充、三足鼎立的完整小说批评史体系，三者合一，无可争议地表明黄先生是此领域的重要开创者、建构者和引领者，标志着中国小说批评史学建构的基本完成。 肆 峰回路转：小说批评史学的延伸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初是中国小说批评史学的创立期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时段里，就是中国小说批评史学的高速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二十来年的时间里，至少有王先霈《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花城出版社，1988年）、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刘良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颜廷亮《晚清小说理论》（中华书局，1997年）、宋子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年）、王旭川、马国辉《中国近代小说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石麟《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概说》（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王汝梅、张羽《中国小说理论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刘良明等《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罗书华《中国小说学主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等断代和通代小说批评史共十余种，这还没有将诸如李贽、金圣叹、脂砚斋等有关小说理论与批评的专题论著等计算在内。看到创立不久的小说批评史学如此生机勃勃，作为创始者与建构者的黄先生，一定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吧！ 不过，黄先生并没有沉浸在欣喜之中，更并没有停下来欣赏这繁荣的景象。正如前述，这些年里除了对《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几度修订外，他还悄然进行着《小说话丛编》的编撰，以为小说批评史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资源。在此同时，他还一直在思考小说批评史的走向和明天的发展，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的编著，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晶。 黄先生从“小说批评史”研究，一变而为“小说研究史”研究，也许多少有些偶然因素，与世纪转换这个特殊时代及其“总结”、“反思”思潮之间也有一些联系。《中国小说研究史》本是浙江古籍出版社组织撰写的“中国小说史丛书”中的一种，《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也是黄先生自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中的一种。当然，黄先生在这个时候与“小说研究史”、“文学研究史”结缘，其实还有更为深层的缘由。《中国小说研究史》“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当初，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向我组稿时，原叫我写《明代小说史》。我当时为了替一些搞批评史的年轻朋找一块用武之地，就自告奋勇地选择了眼下这个题目。”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前言”中也说：“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实为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同时又是我们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进一步拓展的需要。”原来，黄先生编著小说研究史，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自己主动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根本乃是在为（小说）批评史预设未来。原来，黄先生隐约地意识到，小说批评史在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劳作之后，原有的园地已基本开垦，繁荣的背后已暗藏危机，要让研究小说批评史的朋友将来有用武之地，要让文学批评史、小说批评史学科进一步发展，那就必须继续向外拓展，而小说研究领域就是一块值得开垦的处女地。 黄霖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东方出版中心 应该说，“小说批评”与“小说研究”，“小说批评史”与“小说研究史”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小说批评史”的目标或焦点在于“小说理论与观念”，“小说作品”是两者之间的中介，而“小说研究史”的目标或焦点则是“小说作品”，做中介的反倒是“小说理论与观念”；“小说批评史”更在意“批评（研究）者”对小说文体或者小说的总体认识，而“小说研究者”更在意“批评（研究）者”对于小说个体或者小说具体作品的认识；“小说批评史”更多的注目于研究活动及其成果中的义理蕴含，而“小说研究”则更多的注目于研究活动与成果本身；“小说批评史”更重文本，而“小说研究史”则更重史料文献；“小说批评史”偏好文学欣赏、感悟和思考，而“小说研究史”则偏好史实考订。不过，如果不是对它们的侧重点过分强调的话，那么，两者之间实难说有截然的界限。中介与目标的分工其实是相对的，而总体与个体之别则有赖于观照者的眼光，抽象与具象之间更是相互勾连。说到底，无论是“小说批评史”，还是“小说研究史”，它们都是“批评（研究）者”、“小说作品”、“小说理论与观念”三者之间动态关系的体现，而且，无不是以“批评（研究）者”作为出发点。 黄先生在展开研究史的编写时，显然对“小说批评史”与“小说研究史”的异同了然于心。他在《中国小说研究史》“引言”中说：“小说研究史当不同于目前一般的小说批评史、小说美学史乃至小说史，而应照顾到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内学’和‘外学’等不同的方面，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和更高度的概括。”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前言”又说：“所谓‘文学研究史’，与‘文学批评史’有联系而并不相同。所谓‘研究’，本指花工夫去推求、穷尽事理的意思。因此，文学研究从方法来讲，当包括考订、训诂、批评、欣赏等诸多方面；从目的而言，有探索思想的真谛、艺术的奥秘，乃至字句的原义、故事的来源、作者的面目、版本的真伪等不同的追求。因而所谓‘文学研究史’就不仅仅关心研究者的文学性批评与理论上的概括，而且也关注文献学方面的成果和实证性的研究。它比文学批评史当有更广泛的内容和更高度的概括，以探讨和总结各种形式和不同目的的‘研究’实绩、经验教训和演变轨迹。”他的两种《小说研究史》，正是这些认识与思想的具体体现。《中国小说研究史》一书先将小说研究史约略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均由“《三国演义》研究”、“《水浒传》研究”、“《西游记》研究”、“《金瓶梅》研究”一类小节构成。《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史》先分总论、分论（上）、分论（下）三编，总论以各阶段小说研究立目，分论（上）主要是以某小说类型立目，分论（下）以具体的小说作品立目，焦点都是“小说作品”。在章节面目上就可轻易发现与小说批评史的不同。 当然，黄先生并没有夸大“小说研究史”与“小说批评史”的不同，虽然强调了“小说研究史”大于“小说批评史”的一面，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将两者置在同一平面上，是将“小说研究史”看作是“小说批评史”的后继来对待。正因为此，两部小说研究史中不少章节，比如《中国小说研究史》第二章第二节“胡应麟的小说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小说卷》上编（即总论编）第一章“1901－1949年的小说研究”，其第一节就叫“小说新批评的开端”，这些地方最可见出与小说批评史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看，两部《小说研究史》至少从两个维度上对前此的“小说批评史”作了重要延伸：过去的小说批评史的下限一般都是到二十世纪初期为止，而这两种小说研究史则是略古详今，重心都在二十世纪，无异于将过去的小说批评史拉长了近一个世纪，大大扩展了小说批评史的疆域；过去的小说批评史以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为主，这两种著作的重心从理论偏转到作品，从总体偏转到个体，从义理偏转到具象，从文本偏转到文献，从欣赏偏转到考证，何尝不是对小说批评史对象、内容与内涵的全方位扩展？ 当人们还在孜孜于诗文戏曲批评的时候，黄先生开辟小说批评史的领地，当人们纷纷来到小说批评园地中的时候，他的脚步又早一步来到小说研究史的地界，使得小说批评史顿时天阔地宽，豁然开朗。现在，小说研究史园地里又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各类型小说研究史，各时代小说研究史，各大小说名著研究史，一部接一部出版。在这异彩纷呈的时刻，黄先生该不会又在思考下一步该走向何方吧？！ 伍 穷源预流：黄氏小说批评史学的根本 第一个在文学批评史著中系统地撰写小说批评史，第一个全面整理小说批评史资料，第一个出版独立的小说批评史著，第一个将小说批评史推向小说研究史的新领域。在这四项第一中能取得任何一项，都是足以自傲的事情，黄先生却居然能够一手将它们握在掌心。令人感佩的是，这些还只是黄先生整个学术研究中的领域之一。在近代文学批评史、金瓶梅研究、中国文论体系研究等方面，黄先生同样成就卓著，具有高度影响力。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长、中国金瓶梅研究会长、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衔，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黄先生在这些领域的贡献和地位。 对于黄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作为学生晚辈，在欣喜、感佩之余，也不禁十分好奇，遇有机会便想打探其取得诸多第一、创建小说批评史学科的奥秘。对此，黄先生总是“纠正”说：小说批评史学并不是某一个人可以创立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研究，也不是赛跑跳高，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明晰的第一、第二？假如说小说批评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它的创建也是近百年来一辈辈学者薪火相传的结果，是学科发展的自然。早在1897年，邱炜萲就作了《金圣叹批小说说》，说到“小说之有批评，诚起于明季之年”，已有一定的小说批评意识。批评史著论及小说批评，除朱（东润）老、方孝岳先生外，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周勋初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也有涉及，虽然篇幅也短。至于小说批评史资料，若只论出版的早晚，那么，曾祖荫等先生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的出版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同年而略早。将《古小说论概观》作为第一部小说批评史论著，也未必就正确，毕竟，它的书名没那么明晰，份量也并不太大。准确地说，中国小说批评史这门学科是由一代一代学人共同创建的。如果说自己在其中做了一些工作，产生了一些影响的话，也是躬逢其时，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处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研究较为自由，这是天时；复旦是文学批评的重镇，不然的话，未必有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从而走进小说批评史的契机，这是地利；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持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写工作，不是他们的器重，让我参与其事，也难说有下文，这是人和。个人的功劳其实十分有限。 黄先生这番话让我们看到了大学者特有的博大情怀，这也许正是黄先生卓越成就背后的真正“奥秘”。不过，品味黄先生与中国小说批评史结缘的整个过程，除了不时可以感觉到这种谦虚博大的情怀，不时感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渗透之外，也常常可以体悟到其穷源、预流、成渊的精神与兴味。或者，只有将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理解中国小说批评史的创立与建构。 穷源。在学术研究中，黄先生强调的天时、地利、人和，强调的机会，固然都很重要，不过，在更多时候，人们真正缺少的其实并不是机会，而是抓住机会的愿力。在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年代里，更是如此。当时获得分体文学批评写作契机的学者当然不止一位，为什么最后小说批评史学能够脱颖而出，一枝独秀？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黄先生绝不肯对已有研究做简单纠合，决不满足于已有的资料，他是从源头做起，从资料爬梳做起，是从布满灰尘甚至废弃散落的书刊杂志之中寻找和挖掘小说批评史的真正源头。他也没有满足于一篇一篇的摘录与浏览，对于篇章字句，他同样要追根究底，弄清作者、版本、篇义、段义、句义和每字的意思，找到那思想与灵感的源头。这就有了“选家眼力、注家功夫，史家胆识”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次对中国小说批评史全面系统的论述，以及第一部小说批评史著《古小说论概观》的诞生。问渠哪得清如水，唯有源头活水来！ 预流。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为之预流。”大力倡导学术研究要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以为这就是预流，而与之相反的叫做“不入流”。黄先生用自己爬梳的新材料，来研究学界尚未重视的小说批评问题，自然与陈寅恪所说的“预流”大致吻合，这也是他最终能在这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重要原因。不过，本文所说的“预流”，更重要的还是指黄先生对于学术流脉的预感。黄先生在研究之初，也许没有设想到后来竟会有这么多研究者集中到这块领域上来，也许没有创立中国小说批评史学的明确故意。然而，他一定对这种未来有朦朦胧胧的期盼和预感，一定闻到了未来的鲜活气息，并受到召唤和鼓励。如果没有当初当小说批评史未来的预想与期待，他未必会投身于这个几无人烟的园地，而小说批评史这门学科是否存在也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在小说批评史进入收获季节的时候，又开辟小说研究史的新领域，小说批评史研究也许正处在发展的停滞与危机期。预流，当然是一种能力、天性，多少有些神秘，不过，往简单里说，它也就是学术领域里的拓荒，就是写作中的意到笔不到，笔到意先到，就是弄潮儿的心在潮水之前。这里蕴含了锐利的眼光、无畏的胆略、坚定的自信、豪迈的驾驭，也包含了对整个学术史流脉的了然于胸。随波逐流者，永远只会在人后，只有弄潮儿，才能成为学术的引领者。 本文作者罗书华教授 成渊。回顾、品咂黄先生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研究之路，不仅可以感受到他穷源与预流的精神与兴味，同时还可以发现他并没有满足于此，在穷源、预流之外，他还有成渊的雅好。这就是说，黄先生在小说批评史研究中不仅喜欢追根问源，不仅能够在水流未到之前先开好河道，而且，还喜欢将河流汇成大渊大湖。先生博学，领域非一，但对于中国小说批评史却抱持特别的感情，从1979年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出版，到2011年《小说话丛编》的即将付梓，三十年的不离不弃，那是时间如河；《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已经对小说批评史料作全面系统的整理，却还要穷几十年之功，再将编外小说话网罗殆尽，成《小说话丛编》巨帙，这是资料如渊；从资料的整理、注评，到文学批评史章节的撰写，到独立的小说批评史撰写，再辅之以专题论文考证、百科全书条目定论，这是思想如海。湖渊既大，蓄水愈深，支派愈众，泽被自然愈加广大，而无人与争功矣。 穷源成其坚实，预流成其高远，成渊成其博大。这三者也许不仅是黄先生中国小说批评史学的根本，而是黄先生包括《金瓶梅》、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文论体系等研究在内的所有学术的根本，不仅是黄先生学术研究的根本，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灵魂和根本。“考镜源流”，即是穷源；“登高望远”，即是预流；“学义渊博”，即是成渊。正是因为接续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精魂，黄先生这才点石成金，触手生春，无施不可。用于文学批评史研究，则有中国小说批评史学的建立；用于《金瓶梅》研究，则树作者屠隆说；用之近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则有近代文学批评的开拓；用于中国文论体系研究，则有倡导原人论之功。这些领域可以说都是从小说批评史研究为原点的无边推衍，也可以说相互之间本无先后，无区隔，而是互为原点和推衍，说到底则无非是穷源、预流、成渊的学术精神所生所化。呜呼，大哉！ 编辑 | 潘文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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