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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选集》 常常听到大学生和一些年轻研究生的议论，说他们有志钻研国学，却苦于不得其门而入。他们认真地读了不少书，也会发现一些问题，临到作论文的时候，却往往不知道如何入手才好。实际上，这正说明他们已走到了治学的门槛前，只要再迈开一步，就可以顺利入门了。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建议他们选择一些学界名家所作的论文加以精读，在阅读中揣摩体会，学习使用文献的方法和处理间题的角度，久而久之，自然就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在古代文史领域，值得一读的名家论著很多，辽宁古籍出版社最近（1996年——编者按）出版的《程千帆选集》就是其中一种。 程千帆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在校雠学、史学、文学史、文学理论、诗学等学科领域，都卓有建树，并都有专著出版。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由于出版年代较早，在市场上早已绝迹。1996年，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莫砺锋教授编的上下两卷本的《程千帆选集》，共收入《史通笺记》、《文论十笺》、《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等专著5种、诗集《闲堂诗存》一种及附编一种，共一百二十多万言。大多数论著都经过修订增删，内容更加充实。作为一部选集，应该说，本书的篇幅已不算小了，但它还不是程先生学术研究工作的全部，而只是总结了程先生学术业绩中最主要的几个方面，旨在为学术界提供一部能够体现他的治学方法和特点的文集。因此，从追寻其治学方法及其特点的角度来读这部书，将会是富有收获的。 中国古代治学文史不分。程先生积年钻研史学，《史通笺记》汇集了他对这部古代史学经典著作多年用功的心得。此书分拾遗、订误、本证、旁证、穷源、竟委、贵近、崇实八项。虽然作者自谦“笺记之作，盖欲省读者翻检之劳，事等胥钞，难言著述”（《凡例》），实际上，本书取资丰富，视野广阔，各个部分中都有涉及古今史学源流之辨析、各家批评观点之商榷者，对历代史籍结构及其得失也每有论列，绝不限于简单的字词训诂和故实笺释。因此，此书虽以“笺记”为题，对于中国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的研究者，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有志于史学批评研究和文史经典笺注的学者来说，这部专著的眼光和视野显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如果说，《史通笺记》只是代表程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那么，《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则更能体现他治学文史兼擅的特点。这部全文不到一百页、却涉猎了大小80多种文献以及30多种近代学者的论著的学术专著，写得非常简约，而论述却十分深入。它所探讨的行卷之风的由来、行卷的具体内容、当时人对行卷的态度、行卷与唐代文学（包括诗歌、古文运动、传奇小说等）发展的关系等间题，有的前人较少涉及，有的则聚讼纷纭。页末屡屡出现的注释表明，作者所使用的材料，是经过仔细甄辨的。他对所下的每一论断，都注意掌握分寸。这是第一个关于本论题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它开创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新局面，引出了以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为代表的更为厚重的后续研究。在专题研究中如何处理材料，如何妥当地运用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这项研究可以说是树立了一个榜样。 《文论十笺》是程先生最早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他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中，别出心裁地选录了从陆机《文赋》到章炳麟《文学总略》的十篇最有代表性的文论作品，加以详细的笺释、透辟的分析，以当代人的眼光，系统阐述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内涵。他讨论了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许多重要间题，例如文学之界义、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地域、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性情、内容与外形、模拟与创新、修辞与文病等。这些问题，即使在现当代文坛上，也仍然是备受人关注的。本书的鲜明特色不仅在于它的别致的结构，而且在于它巧妙地通过笺释这一形式，引领读者进入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殿堂，由此而来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便具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朴素真诚和脚踏实地的性格。这一做法本身所具有的方法论的意味异常强烈，甚至可以说，它开辟了一条从文献角度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新路径。职是之故，本书自1942年刊布以来，行世多年而不衰，甚至被香港、台湾两地的书店盗印。 《史通笺记》和《文论十笺》属于不同领域的研究著作，但都体现了程先生的治学特点，即重视从具体文献和作品出发，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深人而系统地开掘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美学的蕴含。在诗学研究方面，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程先生出生于诗人之家，是一个对吟咏之道深有会心、尤其对旧诗深有造诣的诗人。诗学是程先生一生治学的重点，也是其学术成就最大、最集中的研究领域。从汉魏古诗到当代古体诗以至外国的汉文诗作，都被纳入他的学术视野。从作于40年代的《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玉溪诗<离亭赌得折杨柳>二首说》等论文看来，程先生早就重视以作品为根本的研究，实践他自己所倡导的“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研究方法，“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间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沈祖棻《古典诗歌论丛·后记》）。比如，在分析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时，他运用了近代物理学关于光谱分析的知识，在评说昌黎《南山》时，他又援引了近代登山运动员的经验，从而对原作获得了更亲切妥贴的理解。 在年富力强、治学已打下相当坚实的基础的时候，程先生却不幸被剥夺了工作的机会，从此丧失了读书和写作的权利。1978年复出的时候，他已经65岁了。他誓愿要夺回被耽误的光阴，老当益壮，以惊人的毅力和创造力，写出了许多极有见地的论著。他早期的论文中就善于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如作于1949年的《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比较了郭璞、曹唐二人的《游仙诗》在传统、背景、旨意诸端之异同，主要是诗作本文的研究。而作于1980年的《相同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其旨趣和立意高度显然与前者不同。通过对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作者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就主题说来，王维诗是陶渊明诗的异化，韩愈诗是王维诗的异化，而王安石诗则是陶渊明诗的复归和深化。主题的异化和深化，乃是古典作家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传统题材的两个出发点，也是他们使自己的作品具备独特性的手段。”这是全文论述的升华，也是基于作品研究之上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总结。我们通常读到比较研究的论文，往往是为比较而比较，局限于现象的层面，不能提升到历史和理论的高度展开。相比之下，这篇论文的方法论价值就自然显现出来了。 程先生谦虚地说，这篇论文是受了清人金德瑛的一段话的启发（这种不掠人之美的严肃学风，也是值得后学学习的），他“不过为他的的意见作了一点疏证而已。这点疏证也许有助于加深对古典作家在创作方法及表现技巧若干方面的认识”。在治学中，他颇致力于这一类的“疏证”工作。因为“我国的古典文学批评一向具有短小精悍的特色，有时甚至用省略过程，直抒结论的方式表达。诗人们的意见尤其如此。而由于全心全意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精湛的艺术技巧，那些意见又是值得重视的。为了要充分地、完整地理解它们，就需要下一番疏通证明的工夫”（《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说到底，这也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一种继承和发扬。他的《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和《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等论文，对前人旧说或加以阐释，或有所补正，在对传统文学批评扬弃的基础上，推动当代学术研究的进展。他还写过两篇《清代词论小记》，即《<复堂词序>试释》和《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也属于这一类。 程先生的诗学论文，总是能够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迫近论题，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方法论上也特别富有启迪。他一贯认为，不仅研究文学史要从作品出发，研究文学理论，也可以而且应该直接从古代文学创作即作品中总结、抽象出理论来，以丰富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宝库。收在《古诗考索》中的《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从小说本身抽象出理论来》等论文，就是他在这方面的示范之作。《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不仅追寻了一篇诗作在历史长河中的显晦升沉，而且探索了这一现象形成的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其视角与当代西方的接受美学有相通之处。从他的另一篇论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中，我们知道，这一研究也正是建立在坚实的文献调查的基础上的。在那篇命题本身就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中，他通过对杜甫《饮中八仙歌》的透辟分析，不仅抉发了本篇的丰富内涵，揭示了诗人的艺术创造，而且将其确定为杜甫“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起点”，无疑是一篇以点带面、因小见大的优秀论文。1944年，程先生在写《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时，就已清醒地认识到，当考证学校勘学无能为力的时候，可以“律以作者之命意遣辞，以判其孰为近是。盖底本之是非设无由确知，则义理之是非固不妨推度”，而作于1963年的《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则更自觉地综合了传统的考证方法和现代的文艺理论。同样，从《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1947年）到后来的《唐人进士行卷与文学》，从《少陵先生文心论》（1936年）、《杜诗伪书考》（1936年）到后来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和《被开拓的诗世界》中的其他诸篇论文，他在治学方法、学术功力和论文火候上的勇猛精进，是不难看出来的。 “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三）程先生则反是。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了他的《治学小言》，汇集了他历年来有关治学方法的谈论，对于有志治学者，这当然是很有助益的。但那毕竟还主要是登坛论道，眼前的这部《程千帆选集》，则好比现身说法，读者细心阅读，相信对于治学之道当会有更深入切实的体悟。 >原载《江海学科》1998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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